我還要繼續做記者嗎？
2015年9月30日，廣西柳城縣發生連環爆炸案，一個叫做韋銀勇的人用制造此起彼伏的爆炸來發洩内心的恨意。當時，是我來《三聯生活周刊》的第八年，八年來主要的工作就是寫各種災難和殺人放火的惡性事件，我寫過礦難、火災、泥石流、山體滑坡、水災、沉船、空難、化工廠爆炸、滅門、連環殺人、販毒、黑社會、老百姓上街的群體性事件、恐怖分子上街的暴恐事件……這些選題分到我手上，我立刻知道，稿子寫大了是扭曲的心靈和人生的故事，可新聞不是寫小說，一切細節和記者的判斷必須基于大量的采訪，還原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和兇手的心路。
采訪，不出意料很艱難。我和攝影記者于楚衆到了爆炸現場後，看到被炸掉一半的樓房已經鏟平變成了綠地，另一個爆炸的小區，落地窗在陸續換新。當我們從早到晚站在街上，攔住每一個人挖掘隻言片語的時候，無論是互聯網還是縣城裡，隻有我倆在關心這件事。它是因為個人心胸狹窄而造成的惡性事件，并不反映任何可以提煉出廣泛意義的厚重主題，對于世界來說它迅速翻篇兒了，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更讓我煩躁的事，到了2015年，微博和微信已經成為人們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信息傳播和人們對事件關注的周期不斷在縮短，可我們作為一個周刊，從采訪到雜志上市要經曆一周的時間。“雜志已死”很流行，但如果看傳播學史，一種新媒介出現的時候，總伴随着它能夠把老媒介取而代之的說法，廣播之于報紙，電視之于廣播，“已死說”不斷重複上演。其實每一種媒介的特點和傳播規律不一樣，針對新的傳播局面，雜志的内容産品是不是也要調整？
就在我又準備去掃街的早晨，突然情緒崩潰，打電話給李鴻谷号啕大哭，問他我付出勞動的意義何在，如果雜志周複一周花錢在這樣的選題生産上，雜志的未來在哪裡？這也是我在問自己的問題，我一直覺得如果人隻是為了掙錢而工作，對職業毫無感情，也想不出什麼意義，是一件難以忍受的、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如果隻是為了掙稿費，實在不是我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的理由，那我到底還要不要做記者？
那次大鬧之後，我很長時間沒寫稿，跟着魏一平籌備“松果”項目。在别人看來，那一段時間正是所謂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型的潮流期，可對我來講是一個緩沖，既然從前那種産品撞了牆，那麼我在這個職業裡還有沒有想做的、可做的？回到我選擇這個職業的最初，記者到底哪裡打動了我？肯定不是“中二病”地以為做記者是“正義的化身”，“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引起不了我的共鳴。我記得讀研究生的時候，為了寫一篇關于林白水的論文，要經常泡在國家圖書館看縮微膠卷，我把現存所有的《中國白話報》都看了一遍，其實少部分跟我的作業有關，大量時間都陷入了報紙所呈現的10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它上面的報道雖然言簡意赅，不能跟現在的寫作水平相比，但也比曆史書要鮮活多了。我經常從中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抄下來講給同學聽。後來，看老報紙和老雜志成了我的一個興趣，不但關注重要曆史事件發生前後報刊上的反應，連廣告都看得很仔細，想知道那時的人們怎樣生活。
我當記者，寫新聞，說直白一點是因為八卦心太重。我不可能像其他同行一樣跳進去，振臂一呼，成為新聞事件裡的人物之一。我是一個看熱鬧的和散播熱鬧的，站在事件的最前沿，全神貫注地觀察發生的過程，每個人的反應，不遺漏重要的細節，把它記錄下來，既供當時的人閱讀，如果可以為後來人提供一手的資料和線索，我的滿足感更高。
我給自己找了新方向
起碼到了2015年，我對于旁觀和記錄的興趣并沒有減少。多少采訪對象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這實在是讓我興奮和愉快。我時常會自帶“雞血”地覺得生逢這個巨變的時代也挺好的，那麼多眼花缭亂的新鮮事，隻歎自己沒有能力去記錄和判斷，這才是遺憾的。想明白了做記者的初心，我也就不再糾結于像“柳城爆炸案”這樣的選題，到底值不值得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去生産成新聞産品。楊璐（于楚衆攝）新聞的概念是什麼？陸定一說，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并沒有規定唯有像“柳城爆炸案”這種類型的新聞才算新聞。我依舊對記錄社會變遷、改革開放進程有興趣，時至今日，《周刊》這樣的媒介可能不适合類似“柳城爆炸案”這種突發性新聞了，那麼有沒有更持續和深入的領域能作為我繼續觀察社會的支點呢？
我選擇了消費領域。從數據上看，消費逐漸代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這個改變必然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在我情緒崩潰的2015年早兩個月，我寫了一篇《馬甲線：移動互聯網裡的身體徽章》，最初的好奇在于肌肉從來就不是女性美的元素，并且很少有人整天穿着露肚皮的衣服，為什麼那麼多姑娘願意練出它呢？最極端的例子是女明星袁姗姗從出道就時常在網上被嘲笑，可居然因為練出馬甲線甚至成為勵志演講人。這種社會現象要怎麼去解釋？
我采訪了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畫家常隆、中國人民大學美學教授吳瓊、哲學家汪民安，追溯身體美的曆史和身體在哲學和社會學中地位的變動。你會發現，身體逐漸站在舞台中心，其實跟生産結構變化有關系，生産領域的辛勤勞動和消費領域的節儉不再是生活強調的重點，努力工作再努力消費是資本家為現代人設好的圈套，當進入到消費社會時，身體是心理所擁有的、操縱的消費品中，最美麗、最自我呈現的那一個。你花一萬塊錢就能瞬間買一個LouisVuitton手袋，這已經沒什麼稀奇，但你亮出馬甲線，代表你請了私教，并且有強大的自我控制力，炫耀它所帶來的滿足感，遠遠高于購物。
馬甲線怎麼炫耀，通過自拍發朋友圈，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身體徽章，它自然代表着創業和資本的機會。我那篇稿子還采訪了Keep的創始人王甯，當時這個APP剛剛上線，辦公室的工位還空着許多，王甯非常年輕，趿拉着拖鞋接受采訪。可他後來一度是“90後”創業者中估值最高的創始人，2018年7月剛剛完成1.27億美元的D輪融資。Keep能收獲過億的用戶，拿到這麼多融資，跟王甯的經營有關系，也是進入消費社會之後，人們對于身體和健身日趨投入的民意的表現。
我在2015年還報了一個單身社會的選題，這個選題當時沒有通過。中國單身人口越來越龐大，比較發達國家的經曆，會發現似曾相識的特征。1979年索尼随身聽的發明和上市是從家庭到個人的轉變，人們不但有物質基礎隔離出一個私人的音樂世界，還有屬于自己的房間、電視，甚至汽車。這種由物質富裕帶來的個人空間，在社會學家看來是單身社會形成的一個原因，經曆擁有私人卧室和大量獨處時間的成長期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想保持這樣的自由狀态。
在日本，這被看作是從第二消費社會過渡到第三消費社會，伴随而來的是消費從注重物質到購買服務，從批量生産到高品質的産品，從追求理性、方便到追求感性和個性化，女性的角色從家庭婦女向職場女性轉變。這些轉變也正在中國的當下發生。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雖然不是具體的事件，但它對中國社會有巨大的影響，它算不算社會新聞需要關注的領域，又需要用什麼樣的技術和角度來解釋它？
還在摸索中的新産品
我隻是直覺消費領域的此消彼長是關注社會進程的一個切口，但是這種稿子應該怎麼寫，我也不知道。市面上這個領域的報道有兩種常見的寫法：一種的目标受衆是消費者，比如“10種無矽油洗發水測評”；一種的目标受衆是行内人，寫的是行業内的變化和動态。這兩種都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在我看來，我寫消費領域的稿子，邏輯上跟我寫釘子戶、因為拆遷沖突造成的殺人案沒有區别，後者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矛盾在個案上的反映，現在已經很少有這個類型的新聞了，能拆的都快拆光了。
消費領域的選題，我選擇的都是能夠反映社會演進中的此消彼長。比如，我最早寫過小衆洗發水的崛起。當時，寶潔公司CEO說，在中國這個寶潔的第二大市場上，沒有一個核心品類在增加用戶，甚至大部分在下降。籠統地講可以說是互聯網技術打破了舊世界的規則，建立起新世界的秩序，但中國的情況要複雜得多，比如通過互聯網銷量巨大的“呂”和“施華蔻”都絕對不是“小衆品牌”洗發水。我采訪了行業專家、大數據研究院、寶潔公司市場部曾經的高管、新品牌的創業者、美妝博主、新渠道商，我寫了一個空白市場被跨國公司巨頭高度壟斷，又在互聯網工具和消費升級雙重影響下，瓦解和新機會的故事。
我也一直在猶豫，城市化進程中的矛盾很多是以惡性事件反映出來的，惡性事件本身具有新聞性，能成為人們的關注點，可消費領域裡“潤物細無聲”的變化，會有人關心，并且為之付費閱讀嗎？作為雜志中的一篇文章，而且是一種新産品，它并不像文化、曆史、美食類選題那樣一望便知是三聯讀者的調調，這種選題能不能被三聯的老讀者接受，或者能不能為三聯吸引來更年輕的讀者，我也不知道。
有兩篇稿子接近我理想中的産品形态。一篇是《爆款螺蛳粉：方便面的消費升級》，這是傳統的美食題材，但我最早關注它是因為這種有怪味的地方小吃為什麼在電商平台上超越地域口味備受歡迎？相類似的還有武漢熱幹面、重慶小面、湖南米粉、陝西臊子面等，你打開淘寶網就會發現中國各地的小吃都開發成了即時食品跨地區來賣，這不就是方便面的地方小吃化嘛。
方便面是舶來品，産生于日本城市化和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它最早是以方便、營養的高科技食物的面貌而賣給中産階層的。螺蛳粉、熱幹面等地方小吃的方便面化，不也是在人口流動大、人們聚集在大城市、生活忙碌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它們甚至随着華人的遷移被賣到了北美和歐洲。我在整個品類裡最後選擇了螺蛳粉這個單品，一是因為它味道很奇怪，再者是它更成體系，柳州市政府有專人在扶持這個産業。螺蛳粉賣了30億聽起來是個新聞，可對于工業重鎮柳州來講，這點兒錢微不足道。這裡面除了經濟規律，就是中國特色了，政府希望把它作為城市的名片，總比去電視上打廣告能給人留下印象。
另外一篇是《新零售咖啡》，因為瑞幸咖啡叫闆星巴克，這一篇在幾個小時内閱讀量就過了10萬＋。這是個傳統商業題材，但我關心的是外賣大戰的發生，背後有着怎樣的變化。一方面是針對“第三空間”，中國的辦公和居住環境的提升，讓人們不一定要去咖啡館才能有舒服的空間；一方面是“消費升級”，注重健康的人們看不上速溶咖啡了，中國的速溶咖啡市場份額逐年下降，而咖啡機、咖啡工具的銷量在增長，那麼更方便的外賣咖啡自然會有存在的空間。咖啡大戰對我來講有趣之處還在于，它印證了中國不是一個消費市場。新零售咖啡說得再熱鬧，他們對于邁出“北上廣深”十分謹慎，因為高頻的咖啡消費需要都市文化支撐。星巴克依舊在廣大的中國腹地做地推，其實是在推廣一種都市的生活方式，消費階段并不相同。
今年開始，我把稿子限制在6000字内，然後做微信的同事把它放在三聯的微信公衆号上，測驗讀者的反饋。這一類的選題，除了我寫的，還有丘濂寫的，大部分閱讀量都過了10萬＋，與傳統的社會新聞閱讀量相似，說明互聯網上的讀者已經把熱點的消費現象當作新聞話題。人們越來越把消費當作一件切身相關的事情在讨論，這也是一個社會變化吧。
2012年楊璐在廣東省烏坎村跟着村民看産生糾紛的土地（蔡小川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