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
2004年底我來到北京，一待就是十幾年，去年8月，因為孩子上學，我們移居上海郊區。聯系上我的師弟劉梁劍之後得知，他的小區跟我的小區就隔一條馬路。老劉請我吃了頓飯，飯後我們在泰晤士小鎮裡溜達，他問我：“住處附近有一條路叫思湧路你知道嗎？寫不出來的時候，可以去那兒散散步。”沒想到老劉這人挺文藝，我學别人喊他老劉，其實他比我還低一屆，如今已經是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的教授，而且負責系裡的一些行政工作，心境卻依然平和。
老劉還邀請我在9月開學的時候去系裡跟新生聊一聊。我想這是許多人盼望已久的事情——去母校衣錦還鄉一把。擱以前，我都不敢去見以前的老師如郁振華等人，因為覺得自己畢業以後毫無建樹——師弟都是教授了，我不過還是一個普通的媒體工作者。但近年來專欄寫了一堆，還翻譯了幾本哲學普及讀物，覺得跟老師們可以有一些交代了。我去系裡不是去做學術報告，我那一場活動是新生入學教育的一部分，我給自己定的任務主要是，告訴師弟師妹：你們來對了，這是一個非常溫暖又非常嚴格的系，你們一定能學有所成。以我為例，畢業後就職于一家非常牛的《周刊》，平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在稿子裡介紹過實驗哲學、采訪過齊澤克，在著名學術出版機構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假裝讀過》，翻譯了一本《生活哲學》，還有澳大利亞一位诠釋學家寫的《真理》……後來發現師弟師妹更願意跟我讨論學術問題、學哲學的意義問題，我隻好建議他們以後好好向老劉請教。
我向老劉打聽系裡的招生情況，他說還不錯，系裡現在有一個留學生項目，有一些全英文的課程。我一聽那确實是很厲害了，真的國際化了。這讓我想起2017年1月我跟同事做的紀念三聯書店學術文庫的報道，這個專題刊登于第920期，“封面故事”是《我們為什麼愛宋朝》。當時我去采訪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吳增定老師，同事采訪了李猛老師。李猛說：“中國人在思考西學的時候并不滿足于一個地方性的角色。”吳增定老師對我說：“就《存在與時間》在中國的接受來說，一開始大多數讀者把它當成存在主義思潮的一部分，現在看來，當時中國人對《存在與時間》的接受是有一點錯位的。因為在《存在與時間》裡，海德格爾恰恰批評了所謂的主體性、個人自由、人性解放這些現代性的價值。随着海德格爾其他著作的不斷翻譯和引進，再加上國内研究的不斷深入，海德格爾的整體思想形象就變得越來越完整和豐富了。我覺得中國的‘海學’應該是已經形成了，至少自覺意識非常強。事實上，這種自覺意識在80年代就非常強，“現代西方學術文庫”這套書就是一個典型。也就是說，中國學者一方面立足于西學内部的專業學術研究，理解它的基本問題和脈絡，另一方面也盡可能地把西學研究變成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中國的海德格爾研究做得非常好。”這個“依然要思考80年代”的專題在雜志社季度好稿評選時得到領導的認可和好評。
2015年5月，我采訪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一書作者陳來，訪談刊登在我刊總第840期上。他說，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是：“責任先于自由，義務先于權利，社群高于個人，和諧高于沖突。”他說，這都是跟西方近代價值觀比較的結果。關于第二條，“西方權利中心的思維的泛化是有局限的”；再比如第四條，“西方文化裡有一種内在的沖突意識，中國傾向于和平解決，和諧發展”。
時代之思
我們雜志第800期的時候出過一次紀念刊，那是2014年8月25日，那一期裡，我的“書話”欄目寫的是《條理分明的頭腦》，文中介紹的書今年4月剛出中文版，題為《有序：關于心智效率的認知科學》，作者丹尼爾·列維汀，這本書教讀者“如何在信息失控的時代，在工作和生活中重獲一種掌控感”。之後第803期的“思想”欄目，寫的是《馬爾薩斯的遺産》，是回顧經典。最近類似的文章是第996期封面做“抗逆力”時，我寫了一篇《哪種哲學最能撫慰人心？》，主要介紹西方古代斯多葛派哲學近期的複興。薛巍（蔡小川攝）我上一次寫總結文章是閻琦老師編《三聯生活周刊二十年》那本書的時候，那是2015年底。我的專業是外國哲學，有幾次專業知識得到充分發揮：2014年10月，我們雜志第807期的封面是《法範兒》；2015年5月出版的第837期，封面是《意範兒》。《法範兒》中的哲學家詞條有笛卡兒、蒙田、加缪、薩特、波伏娃、羅蘭·巴特、福柯、德裡達；《意範兒》中的哲學家詞條包括阿奎那、維柯、葛蘭西、艾柯。在寫艾柯的詞條時，我着重介紹了他的一本小書《如何寫一篇論文》，因為我覺得寫這種詞條以及其他文章也都像是在寫論文。寫蒙田、薩特、羅蘭·巴特等人的書出版後我都有興趣看看。
這種人物的詞條應該怎麼寫？這幾天看到《紐約書評》上有篇文章，評論的是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的新譯本，拉爾修的這本書就是哲學家小傳。書評作者說他不懂哲學推理，但他認為哲學不僅是一套命題，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哲學家假裝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其他存在方式更高級。理性的生活雖然總體上很高貴，但被虛僞和荒誕抵消了。他說柏拉圖身體強壯，但講話細聲細氣。而亞裡士多德，“小腿很細，眼睛小，衣着、耳環和發式使他比較顯眼”。還羅列了亞裡士多德一些極為有趣的格言：有一次有人譴責他救濟壞人，他回答：“我可憐的是他的人，而不是他的品性。”他老是強調說，雅典人是小麥和法律的發明者，然而盡管他們用上了小麥，卻沒有使用法律。他常說，人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那些節儉得好像他們會永遠活着的人，另一類是奢侈得好像他們第二天就會死去的人。亞裡士多德的著作總共44.527萬行。
法國哲學家賈斯汀·史密斯認為，哲學家有六張面孔：求知者、聖人、牛虻（在一切可能的範圍内，糾正他們自己社會成員的見識短淺和誤解）、禁欲者、士大夫、朝臣。他比較欣賞作為求知者、牛虻的哲學家，認為一些職業哲學家教授商業倫理課，是幫資本家欺騙窮人、掠奪環境。
美國哲學家希拉裡·普特南2016年3月13日去世，我寫了一篇《心靈、意義和現實》。我讀研究生時，有一學期就是讀普特南的書《理性、真理和曆史》，中文版譯者之一是授課老師童世駿。普特南也能幫助我們在人工智能面前保持尊嚴，他認為，你可以徹底地解讀一個人的大腦，但仍無法理解它們的意思。無論怎麼分解，意義都不在我們的頭腦裡。努斯鮑姆在紀念普特南的文章中寫道：“他跟亞裡士多德一樣有着一種深入的關切：不可以把人類生活在混亂中的問題加以扭曲，以符合一個過于簡單的理論的要求。”
哲學不隻有死去的經典，也有對現實的關切。李世石大戰“AlphaGo”的時候，李主編（李鴻谷）果斷決定做一個封面報道，同事們兵分幾路，有的去現場，有的去采訪機器學習的研究者和開發者，我領到的作業是從哲學角度寫一篇小文。最後做出的封面《人機大戰》，登于2016年3月21日出版的第878期。小文也不好寫，心靈哲學是哲學難度較大的一個分支，也是比較熱門的一個分支。我寫郵件詢問美國哲學家約翰·塞爾的看法，他的回複隻有一句話：“沒有意識，機器人就無法真正地下棋。所以（機器人下棋）隻是一個比喻。比喻是無害的，除非你把它當真。”這麼一個簡短的回複也讓我寫稿時有了點底氣。
有段時間，幾乎所有人都在談“大數據”。大數據也被用到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比如分析作家文本中一些詞出現的頻率。效果如何呢？我在第884期“思想”欄目寫過一篇《大數據時代的知識論》。《連線》雜志編輯克裡斯·安德森認為，在大數據時代，理論将終結，“有了足夠多的數據，數字自己會說話。知道相關性就夠了”。美國哲學家邁克爾·帕特裡克·林奇在《失控的真相》一書中說，數據分析不能代替經驗和理論，信息技術永遠不能替代人的思維。
2016年6月第891期上，“思想”欄目寫的是《難以捉摸的品位》，介紹了美國記者湯姆·範德比爾特的新書《你也可能喜歡》。他讨論的問題也跟大數據有關。當你幾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歌曲時，你如何決定播放哪些？喜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量化？
除了科技，對生活影響大的就是政治了。2016年9月，我介紹了瑪莎·努斯鮑姆的新書《憤怒和寬恕》。69歲的瑪莎·努斯鮑姆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律和哲學教授，同時在古典學、政治學、南亞研究和神學等院系兼職。她已經出版了24本書，發表了509篇文章，獲得了57個榮譽學位。她剛剛又出了一本新書《恐懼的專制》。2017年，又介紹了學者潘卡吉·米什拉所著《憤怒年代》及其遭到的批評。
新任主編李大人上任之後，提出内容上的一個原則：“輕者愈輕，重者愈重。”“重”指的是深度報道，我的“思想”專欄隻是一個兩頁的欄目，總體上屬于輕的部分，但也可輕可重。前副主編舒可文老師曾經說，如果輕的内容多了，思想就不該也做輕的東西。知識付費熱潮中，我看到一本書，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法國哲學家吉勒·利波維茨基的著作《輕文明》。他說，在超現代時代，“人們想要在很短的時間裡了解幾乎一切的一切，不費力氣地進入複雜深奧的領域，以及更多的樂趣。在輕文明裡，對知識的好奇仍然存在，前提是，它可以迅速被滿足，而且不叫人頭疼。我們與高級文化的關系也被改造成了輕的模式……輕的過度膨脹會扼殺生活中其他重要的維度：思考、創造、倫理責任或政治責任”。正确的做法應該是：“不是在沉湎于輕佻的快感時，而是在對抗現代世界的躁動與狂熱中，我們才能變得輕。輕依賴于自由的精神。”2016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916期上，“思想”欄目寫的是《現代性及其病理》，第917期寫的是《民粹主義辨析》，第930期上寫的是《全球化倫理的可能性》。“思想”在我們雜志上算輕的，後來更輕的話題我就放在了我們雜志微信公衆号的讀書專欄裡。
7月29日，英國《衛報》網站上刊出一篇文章《聰明的書如何成為一種出版現象》，作者亞曆克斯·普雷斯頓說，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所著《人類簡史》2014年9月在英國出版，這是一部高深的進化史，通過對人類合作能力的學術考察，描述了人類的發展。該書出版後非常暢銷，2015年夏天出了平裝本後尤其暢銷。驚人的是，至今它仍然銷量很大。出版兩年半以來，在英國賣了20多萬冊。《人類簡史》成了一種出版現象，它的成功表現了人們買書習慣上的一個趨勢：聰明的、有挑戰性的非虛構著作突然流行起來。同時明星傳記類圖書的銷量下降。人們從耀眼但讀完就扔的名人故事轉向了更加嚴肅的、認真思考的、安靜的、幫助我們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書。過去5年間，政治、經濟、曆史、醫學類書籍銷量大增。嚴肅類圖書暢銷大概是因為，“這是一個狂熱的、不可預料的時代，社會每天都面臨新的挑戰和困境，從民粹主義政治到難民危機和氣候變化”。前幾天，某出版社編輯說，我給他們翻譯的《生活的哲學》賣了6萬冊了，也算是非虛構書籍好賣的一例吧。
精英人士一直都很注重閱讀嚴肅的著作。紮克伯格在2015年每兩周讀一本書，除了一些熱門的書，他讀的第七本書比較特别，是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崔時英所著《理性的儀式》，紮克伯格說這本書：“講述的是共同認知這一概念，以及人們處理世界時不僅依賴自己的所知，而且依賴于我們知道其他人知道的東西和我們的共同知識。這個觀念對設計社交媒體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們總是要權衡為每個人創建個人化的經驗和為所有人創建普遍的經曆。”這本書其實側重的是多人協調行動需要什麼樣的信息傳播方式：每個人都得到了同樣的信息還不夠，還要知道對方知道了這一信息。
總之，這些年來我寫“思想”算是盡心盡力，介紹了不少學說和思潮，試圖幫自己也幫讀者理解和面對世界，願《周刊》1000期之後繼續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