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古曾是恐龍和蛇頸龍，
它們的敵手是披甲的甲龍、狂暴的雷龍、
雕齒獸、巨蜥和饑餓的劍龍。
還有鲨魚一樣的魚龍，會飛的翼龍，
霸王龍、巨龍、陰險的粗齒龍，尖叫的始祖鳥、三角龍。
還有那些我壓根兒不會念，也不會寫的龍。
但不管怎麼說，它們慢慢變成了今天的蜥蜴、烏龜和蛤蟆。
而那些勇敢、野蠻、渾身長毛的遠古人類——
天哪！他們變成了我們！
——《遠古》，謝爾·希爾弗斯坦
三年前，在韓國參觀李世石與AlphaGo的世紀之戰，可能是我的記者生涯中見證的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
那本是一次倉促成行的旅程，臨時搭上谷歌邀請的媒體團的末班車，才在最後一分鐘拿到了現場賽事的入場券。除了谷歌開發團隊兩三個媒體群訪之外，幾乎沒有事先約定任何采訪對象。
但因為整個事件的戲劇性轉折，采訪之外的信息卻出乎意料的豐富。首爾的四季酒店是韓國最奢華的酒店，谷歌擺下的鴻門宴排場之大，在我的采訪經曆中也是罕見。除了300多家媒體之外，還有世界各地趕赴而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圍棋手，專業的、業餘的，随便跟其中任何一個人聊聊天，都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比如一位金發歐洲青年，他說自己兩年前為了學圍棋移民到日本，這次是為他的偶像李世石而來。每場比賽他都坐在我前面，看得完全入了神，像泥塑石雕一樣，一動不動。李世石輸了第二場，我本想問問他對這個結果有什麼看法，卻見他眼睛紅紅的，反問我一句：“你不為他感到難過嗎？”當時現場一片喧嘩，谷歌工程師們普大喜奔，媒體的閃光燈閃得人眼睛都要瞎了。唯有他一個人默默離開會場，留下一個寂寥的背影。
其實，在這場比賽之前，幾乎沒有人相信AlphaGo會赢，絕大部分人都隻當這場所謂的“世紀對決”是一場好玩的遊戲罷了。我至今記得當時跟《連線》的一個攝影記者聊天，他說到自己昨天被一家韓國電視台采訪，問他誰會赢，他說AlphaGo，對方一副見了鬼一樣的神色。
一年後，谷歌在烏鎮又組織過一次AlphaGoMaster（AlphaGo的升級版本）與柯傑之間的對決，但現場氣氛已經與首爾那場完全不同。誰輸誰赢，根本沒有任何懸念。全世界都知道柯潔會輸。後來，柯潔也真的連輸五局。賽後我恰好跟幾個圍棋九段高手同坐一桌吃飯，幾乎所有人都在盛贊AlphaGoMaster的棋風之開闊奇詭，為圍棋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隻能說，人類接受起事實來是多麼的容易，容易到仿佛當初的一切困惑、不安與質疑，都不過是大驚小怪而已。
一個人的一生，不是經常會遭遇這樣的時刻，你覺得自己正在見證一段曆史的誕生，或者說見證科幻變成科學的瞬間，雖然在當時也許你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意義。我特别記得那個暮冬早春的首爾街頭，第三場比賽結束（我第二天就要回國），我坐着出租車回酒店，窗外下着纏綿的小雨，廣播裡正在播放着李世石再次失利的新聞，司機一臉凝重，怎麼也找不到酒店，在附近繞了一圈又一圈。隔着車窗玻璃，火鍋店，珠寶店，衣服店，賣明信片、手工藝品的小攤，一盞盞燈火、一疊疊人影仿佛都在雨中溶化了。空氣中彌漫着一種深切的迷惘之意。
眼前揮之不去的，還有李世石的表情。當時他與AlphaGo的對決是在一個單獨封閉的房間裡進行的，媒體隻能待在觀戰室裡看大屏幕。所以，絕大部分時候，都是我們幾百号記者對着一張大屏幕，在一盤棋與李世石之間不斷切換。
比起複雜的棋局，李世石那張臉的巨大特寫顯然要好懂得多，每一分鐘的變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第二局快結束的時候，李世石已經進入讀秒時間。機器思考的時間越來越長，而他可以思考的時間越來越短（每次不能超過60秒），我們看着他的臉由不安轉成焦躁，從焦躁到沮喪，從沮喪到憤怒，從憤怒到絕望，到幾欲崩潰，又以最大的自制力勉強恢複鎮靜，重新一子一子落下，分分鐘都是煎熬。在形勢最緊張的時候，連現場解說員都看不下去了，“幹脆把電源拔了吧。這個家夥是靠網絡連着的吧？誰有剪刀就行”。陳賽（蔡小川攝）當世最偉大的圍棋手，卻被一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下棋的機器徹底打敗。看似純粹的機器理性，卻仿佛蘊含了人類無盡的計算、判斷與預謀，甚至洞穿“我們所不知道的幽玄世界的真理”。而且，這可不是虛竹亂闖珍珑棋局，純屬運氣。如一位圍棋高手所說：“它像一種智能物種開啟了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而且，你很清楚地知道，這種眼光比人類的更強大。”
這讓你不得不對于未來的技術生出一種強烈的不安。大到世界的運轉，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似乎越來越依賴于機器的“目光”，或者說，機器理解世界的方式。千百年來，我們不斷向外尋求知識，以為知識會為我們在混亂中找到秩序，幫助我們簡化這個世界。但在這個時代，莫非理解世界首先意味着要放棄理解？而且，當機器的自主學習能力以這樣的速率和規模發生的時候，人類知識的意義又是什麼？
在此之前，凡是有人問起來：你在三聯主要做什麼領域的？
我總是含糊其辭地說，我是做新知的。除了我做過一段時間《新知》雜志的編輯之外，還因為過去10年來，我一直跟蝴蝶追逐花朵一樣努力追逐知識。我喜歡采訪作家、科學家、哲學家、曆史學家以及各種交叉學科的知識精英，其中當然有好奇心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的知識和洞見能迅速擴充我的大腦，就好像這些四處采集來的知識本身就能帶給我安全感。但蜻蜓點水式的求知過程，也是一再暴露自己的無知的過程，最後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情的虛無本質，以及它多麼超出我的能力與控制範圍。
在《新知》的創刊詞上，我們當時的主編苗師傅引用德國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的名言：“我們終将知道，我們必須知道。”
很顯然，我們并不知道。我們不僅高估了知識對于大衆的魅力，也高估了我們自己生産知識商品的能力。總之，《新知》燒了一大筆錢，隻存在了兩年就消失了。
我們專注了8年的大學專題也終于走到盡頭。常青藤名校的光環在消逝。大學的目的，首先是年輕人的成長，同時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與一個共同社會與文化成員的成長，然後才是知識的傳承與創造。但一所一所名校走下來，我們感覺到的是越來越強烈的雷同感，金錢與學術資源的不斷集中、越來越相似的知識與精英的生産模式，西方自由教育曾經的理想在這個劇變的時代裡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
對我而言，AlphaGo的另一個裡程碑式的意義在于，從此我們不得不接納這個世界運轉與變化的速度，再也沒有回頭的可能。沒有人指望今天他們的人生能與父輩的人生有什麼相似之處。也沒有人指望他們今天的人生會與10年或者20年後相同。對于我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會和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樣。
這兩三年裡，以色列曆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和他的《未來簡史》之所以這麼火，就是因為抓住了我們對技術和未來的焦慮。“當人工智能在大多數的認知工作上超越人類，就業市場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如果出現一個龐大的無用階層，會造成怎樣的政治沖擊？如果在納米科技和再生醫學的輔助下，未來的80歲就是今天的50歲，對于人際關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什麼影響？如果生物科技讓我們能夠定制嬰兒，并在貧富之間制造前所未有的巨大鴻溝，人類社會又将如何？”
與圍棋一樣，新聞也是一個岌岌可危的職業。微軟小冰都出詩集了，寫作機器人取代記者更待何時呢？但更令人沮喪的是，記者作為一份職業所經曆的整體性的堕落。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人來約采訪，上來第一句話問版面費是多少；甚至有人問，問題是由他們安排，還是由我自己來想？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可以做一輩子記者的。剛入行的時候，我的理想是學《紐約時報》的記者，數十年活躍在采訪的一線，到積累足夠的資曆和閱曆，就可以寫一本書，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但這個理想顯得越來越渺茫。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職業的前景是什麼，以及未來會往哪裡去。如果不是我的孩子，也許我早已離開這個行業。
養育一個孩子可以讓你無比狼狽，但一個孩子陪伴的愉悅感，卻也是針對成年許多迷惘與錯誤的最佳解毒劑。如果你曾經與一個孩子朝夕相處，如果你曾看過一個孩子研究一隻蝸牛時的嚴肅神情，如果你曾聽過一個孩子漫無邊際、锲而不舍的問題，如果你陪一個孩子堆過沙子跳過泥坑，你會重新思考人生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關于自己，關于世界，關于無條件的愛的能力以及求知的意義。
過去兩年，我的好奇心和采訪重點越來越多地從外部世界轉向内心世界。我嘗試做了好幾個心理學封面，關于童年，關于選擇，關于成長，關于情緒。最讓我震驚的是，原來我們更無知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内心的世界。我們常常不知道我們的才華在哪裡、缺陷是什麼、心裡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我們不知道過去與今天的關聯，今天與未來的關聯，童年在成年後的人生中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記，這些印記又會如何伴随我們直到老去。無論工作還是感情，我們經常做出一些奇蠢無比的決定。我們不知道如何花錢才能帶來快樂，不知道如何與愛人相處、如何與父母和解，我們的意識似乎永遠無法準确地捕捉情緒的源頭。
但是我發現，與之前不同，對這些無知的每一次挑戰，都是一次心靈的成長。比如，為了“選擇”那個題目，我采訪過一個有兩個自閉症孩子的媽媽。她給我上了珍貴的一課，一個人如何憑借勇氣、智慧與愛，和命運達成和解，并在這種和解中得到她可以接受的自由。她的選擇，讓我學會選擇如何活在當下——一個人怎麼度過一個個具體的日子，就是他／她如何度過一生。
為了“情緒”那個題目，我采訪過一個心理醫生。他告訴我想象并不隻發生在大腦裡，也發生在身體的每一個部位。當我們的大腦在想象時，腦海裡浮現的是圖像與文字，但當你的身體想象時，你感覺到的是觸感，是冷暖、痛感、愉悅，是愛或者被愛的感覺。當你與這些感覺建立和保持連接時，就是在傾聽内心情緒的聲音，你就會對自己的選擇、行為和人格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20世紀的心理學始于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的兒童發展理論，他對一個孩子從嬰兒期開始的每一個成長過程都做了嚴格的标記。0～2歲是感知運動階段，這時期他們還沒有語言，主要是靠感覺和動作來認識周圍世界；2～7歲是前運算階段，他們學會語言，學會用表象符号代替事物，用表象和語言描述事物；7～12歲是具體運算階段，能進行初步的邏輯思維；從12歲開始，則思維開始接近成年人，能用抽象符号進行邏輯思維及命題運算……大人對于這樣的裡程碑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巨大的驕傲，我清楚地記得我兒子第一次罵人時的驚喜。第一次笑，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認得鏡中的自己，第一次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第一次抱着一個小熊玩偶換尿布，第一次與人搭讪，第一次打架，第一次說出詩一樣的句子……
很可惜，我們并沒有這種清晰的、具體的階段以及事件來衡量成年之後的進步。但其實，每一個成年人的人生裡都包含了學習新的情感技巧的潛力，比如學習理解和同情自己，學習傾聽自己的情緒，學習新的闡釋世界的方法，學習盤點童年的影響，學習以言外之意解讀别人，學習更多地向内尋求而非向外尋求，承認現實世界的荒涼而不放棄希望，等等。這些能力更多的不是關于事實、知識或理論，而是關于如何具體地感受一個事物，如何與一個事物産生關聯，如何産生歸屬感，如何做到知行合一。
我相信，在這樣一個喧嚣的時代，如果說記者作為一種職業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那麼價值就在于從無知走向求索的過程，隻要你最初的好奇心是真實的，以及求索的過程本身足夠真誠和努力。
陳賽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采訪葡萄酒莊歸來的路上（蔡小川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