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2月，我在華盛頓出差，住在離智庫和使館雲集的杜邦圈不遠的一家賓館。那次是去圍觀奧巴馬連任的就職典禮。到達華盛頓後，我寫了兩篇年度愛情專刊的稿子，其中一篇是《不可逾越，無法忘記》。這篇實際上是一篇虛構小說。我把它設置在我比較熟悉的歐洲，用人物口述、我為記錄者的形式，從男性角度，實際上以“性别鏡像”的方式，想象對方的所見所思，将其寫了下來。故事原型的内核，是從朋友那兒聽來的别人的故事。
交稿的第二天早晨，主編朱偉發來一條短信：“第一篇太好。要每一篇都這麼好就好了。”主編是個一向嚴厲的人，收到他的短信，我備受鼓勵，但竟有點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他的“第一篇”究竟是指哪一篇。我同時交了兩篇，自覺這一篇虛構寫得生澀羞怯，必定比不上另一篇我所熟悉、且自我感覺寫得較為充分的采訪寫作。這兩篇放在同一封郵件裡交稿，雖然虛構那篇放在附件第一條，後來雜志出來，也是這一篇排在前面，但“位置”不能說明問題。“第一篇”究竟是哪一篇，在我這裡成了一個懸置的小疑惑，被暫擱腦後。
5年後，我正寫沈從文。寫作家對我來說，一直是一份有些超出自己寫作資曆的任務，我更把它視為一個通過閱讀、采訪和寫作來探尋接近作家之路的機會。讀沈從文的文字，讓我對“愛”有了另一層體悟。沈從文是一位在極端困苦的時代和環境裡生活過的作家，目睹了很多屠殺和死亡情景，也經曆過生活的貧窮和颠沛流離。他幾乎是從地獄之上去看人世間的，書寫的目光裡卻始終充滿對生命的愛——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愛了全世界”的。他小說裡人物的命運大多因一個“情”字的驅使而富有悲劇性，為情而颠沛流離、生離死别。這也是“新文化運動”還未深刻改變中國文化的前夜，尚未“覺醒”的鄉村人樸素的生命動機和命運牽引力。在沈從文那裡，我逐漸觸碰到讓死亡與愛密不可分的那條無形引線，在現代人的情感體驗裡它遁形已久，此刻被喚醒了。
在那期間一個寫稿至深夜疲憊的時刻，我突然理解到主編當年短信所指的“第一篇”，正是《不可逾越，無法忘記》。那篇文章裡，兩個互相傾心的人在異鄉相遇後分别。不久“我”出了車禍，車在丁字路口拐彎處被皮卡車撞進副駕駛座，死亡隻有一步之遙。“我”突然意識到，意識與現實之間産生了微小錯位，那正是因愛而生的思念，便立即買機票去追趕已經離開的女人，但她出于道德原因拒絕了“我”，隻留下多年後回望時的溫暖記憶。文章短小，5年前寫的時候，我并未明确“死亡”的角色，而将其視為制造戲劇性的元素。5年後我才懂得，這個故事早已确立了“死神”為它自己的主角，而寫的人渾然不覺。
故事裡寫他們短暫共處，“我”總準時開車接她，她總遲到幾分鐘，“我”總耐心地在車裡等待幾分鐘；這隻是尋常溫情。這一點心理與機械時間的微小差，與後來“我”與死亡之間的距離相照應，卻将愛與死亡聯系在了一起。命運的吊詭之處在于，兩人對離别雖有不舍，但她選擇順流而下，按原計劃踏上歸程，互生的好感本應畫上句号。如果她未曾離開，車撞進和吞噬的地方就是她平常坐的位置，死神或許将降臨在她頭上，又或許将不會有車禍——命運分岔的小徑通向何處，取決于偶然。然而，死神降臨的瞬間，“我”下意識擔心的是她是否安全，又欣慰她已不在，卻證明了愛情的真實，将他推向她。5年前，當我寫她得知“我”在訂機票，驚呼讓“我”不要去找她時，僅是出于一種還不夠清晰的道德直覺和讓故事流暢的語感；多年後回望我才明白，這種拒絕是一種對命運的知曉，在我寫的時候，其實還一無所知。無意之間觸碰到的道德，是我幾年後讀到納博科夫的《俄羅斯文學講稿》，分析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才變得清晰起來的，我至今還隻是理解了皮毛，遠未透徹理解。2014年再度給愛情專刊寫稿，那一期的主題是《天上愛情，人間婚姻》。我把自己完全纏繞進去，卻也未能向自己破解愛情與婚姻的諸多問題。稿子被主編斃掉後，我反而安心了下來，感到得以暫時解脫。這說明，我對愛情還沒有形成深刻完整的認識，遠未達到2013年2月那篇文章本身所表現出來的深度——文字一旦完成，實則就與作者分離，我隻是它的近鄰。蒲實（黃宇攝）直到時光流逝，我才從中理解了這些。理解之後，我哭了一場，既為當年的渾然不覺，也為刹那間通過文字與死神和愛面對面的領悟。也是從這裡，我開始領會到，文字裡的“時間”不是對現實時間的全然複制和模仿，而有它自己的真實，寫作的人不過是順應這種召喚。寫作者通過開啟“時間”，實際上也構造了時間穿行其間的“空間”。那麼文字應從何處開始？寫沈從文讓我認識到，生命與愛是推動他文本的源頭動力之一。
2014年稿子被斃不久，4月的一個星期六，馬爾克斯去世了。我們當周出了一期《在現實和魔幻之間：解讀加西亞·馬爾克斯》，我也以寫人物稿的形式參與其中。那時我并沒有讀過馬爾克斯的所有重要小說，直到今天，理解起《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來，我也還有疑惑之處。理解了2013年寫的那篇愛情小文後，我才恍然大悟似的懂得為什麼馬爾克斯要在《霍亂時期的愛情》開頭用那麼長的篇幅描寫兩個男人的死亡。他還寫道：我們和死亡都隔了一層，隻有當最親密的人，比如父母死去時，我們才能和它直面。這種直面，也是2016年我外婆去世後，我才有的體悟，但在寫馬爾克斯的時候，我隻是隔着很遠的距離仰望。承應下這些超出閱曆的寫作任務，有年少輕狂的成分，同時又讓人迅速成長，周刊對此給了我們很多寬容。這份包容，是多年後我才領會到的。每個星期一交上的那份限時答卷總顯得匆忙，有諸多遺憾和不完美，逐日逐年累積、時時回想，卻也讓我對無限趨近有了一定知覺。
過去我讀到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的《知識與愛情》，理解不透。浮士德說有“兩個靈魂蘊藏在我心中”，這兩個靈魂是人類對知與愛的欲求，黑塞分别用“那齊士”與“戈特孟”兩個人物的名字來呼喚它們。然而，這兩個欲求如何聯系在一起，對我來說一直還理解不夠。随寫作而展開的旅程中，我有了一次與“戈特孟”重逢并識别出它面罩之下真容的相遇。我一直都在尋找着“那齊士”，卻還未知它将在何處與“戈特孟”交彙融合。
蒲實在俄羅斯勘察加采訪，乘漁船出海（蔡小川攝）二
從寫作沈從文的過程中對2013年2月那篇文章獲得重新理解開始，我回首了過去在周刊采訪和寫作的一些片段。随着時間流逝，才能漸漸看清過去，往昔重新被賦予意義，毫無知覺的一個個分岔路口，都逐個各自清晰起來，彙成一條流向此時的河流。
在寫沈從文的過程中，“象征”這個問題再次浮現出來。沈從文是一個意象性很重的作家，作品有很強的象征性，諸如《抽象的抒情》《月下小景》這樣的文章，我反複閱讀。他在《〈長河〉題記》裡寫道：“‘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沒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在窮困和殘酷的生活裡，他隻因一個賣煤油燈的老頭子借給過他兩百銅子，度過一個年關，就把他那樣一點的善良好意，擴大到作品中，成為《邊城》中的老祖父，然後擴大到此後的生命中。《邊城》中的那隻渡船，就有強烈的象征意味，“生命由彼到此，都間接得到了一點助力，生命的連續性和傳染性實在驚人，但這種發展卻自然不會是普通人所理解的”。
這讓我想起2013年12月，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去世，我參與的《南非的聖人與現實：寬容與代價》那期“封面故事”的寫作。那時我剛搬入北京北郊的新家，有了一張寬大的書桌。完成那篇主文大概用了一個多月，寫作中我需要理解“政治象征”的含義，這個過程此時再次在腦海浮現。政治家曼德拉與沈從文面對的問題，有相似之處。曼德拉曾是黑人革命與武裝鬥争的領袖，在叛國罪被告席上發表了呼喚自由與民權的演講後，他在羅本島度過了27年自省與救贖式的牢獄生涯，最後與白人政府談判和解，出獄後成為民選總統，以寬恕實現了南非向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和平過渡。理解他以寬容所平息的潛在暴力沖突，微妙之處在于他對待南非白人的方式，這涉及到争取黑人獨立和為公正而複仇之間的平衡。曼德拉很有政治智慧，他提的“真相與和解”強調的是“恢複”公正而非“報複性”公正，這是為和平做出的政治妥協。要知道，當時南非不僅有種族沖突的極大可能，黑人各派武裝勢力也可能發生内戰，曼德拉強大的象征力量就像給随時可能噴發的南非火山貼了一枚封印。
寫作曼德拉的時候，我持續面對的問題是，他愈是接近死亡，南非就愈是害怕陷入一場暴亂。那些深藏于南非社會中的幽暗情感，會随着曼德拉的去世和他象征的道德光環的消失，如火山噴發般爆發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真的從感情深處和日常生活的細微處消弭了種族隔離的仇恨與怨氣嗎？當僅占人口不到10%的白人群體，仍掌控着南非的财富命脈，卻成為政治上的少數派，而獲得解放的黑人成為政治上的多數派，大多數卻未能過上富裕的生活，反而因隔離的消解受到貧富懸殊更真切的沖擊時，南非将如何面對現在與未來？“象征”何以成為一種力量，曼德拉何以成為容納所有南非人集體意識的具體和抽象的代表，這種力量如何延續或消逝，從而成為我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時我未能理解這樣一段話：在實際生活中，凡是要尋找替罪羊的時候，背後總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把全城的罪孽架在一隻羊的背上，把它攆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這麼做能起作用，是因為人人都明白這些儀式該如何去理解，包括其中的神。後來，神死了，突然之間，人們得在沒有神助的情況下消除城裡的罪孽。沒有了象征的手法，人們隻好求助于實際的行動，因此就産生了羅馬意義上的審查制度，即一切人監視一切人，“抽象的清楚被實際的清楚取而代之”。當時的南非，需要用象征手法來化解暴力問題，消除清算曆史不公正的“真相”過程中，可能爆發的複仇，需要一種抽象性。這種“抽象性”該如何理解？
寫曼德拉時的認識，在這時又逐漸發酵，更加清晰地顯現于我。這與沈從文認識到“敬鬼神畏天命”的儀式不複存在後，中國社會人心的變化是相通的，他從而拒絕“覺醒”，去書寫湘西的巫性與神性，實則都是人性的象征。不同的是，曼德拉能夠成為一個可以吸納南非各派力量欲求的投影，成為一個具有神性的英雄，既有他的人性魅力，也牽扯各方力量，比如迂回實現和平的過程中，他獲得話語權與英、荷殖民者當局的權力秘密通道之間其實有密切關系。就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到的“洞穴”比喻，有意思的是，那個鑽出洞穴看到外面天光的人，要回到洞穴中，生活在那些從未見到過外面天光的人當中，他因此必須用“象征”——或者是神話，或者是宗教，來實現對洞穴裡的人的“哲人王”。他知道神話和宗教并不存在，但他必須造出這樣的東西來，以告知大衆真相。2015年起我逐漸從專注國際政治報道轉向其他題材的寫作，在走向寬廣的過程中，國際政治報道似乎漸行漸遠，沒想到，在研習文學作品的時候，會有一天重新浮現出來。我理解了寫政治人物時未能完全理解的“抽象性”，這是文學教會我的，也讓我看到“叙述”（Narration）本身所具有的事實性力量。
這些都是我在今年5月間回憶起的種種。我一邊寫沈從文，一邊穿梭回了2013年2月寫愛情小稿的華盛頓，回到了12月在北京新家中寫曼德拉的思緒裡，繼而再回到了2014年4月，那個馬爾克斯去世的星期六。寫沈從文這件事本身，成了某個穿梭時空回到過去的入口和隧道。在這個隧道裡，時空的刻度是一篇篇的文章，一期期的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