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園林
酷暑的天氣，又将我拉回到去年夏天在蘇州各個園林裡穿梭的那段日子。一年的時間像個濾鏡，濾掉了40攝氏度高溫下的種種不适，濾掉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的幹擾，讓記憶中的園林複歸“城市林泉”的清幽。
就像攝影記者蔡小川在那期的封面照片中呈現的——一個穿紗裙的小女孩立在耦園的水閣望出去，水閣的花窗将對面的水面和假山景緻借進來，從中可見傳統美學中的對稱、因借、山水關系等手法運用的精妙。但嚴格說來，這一景觀并不“真實”。且不說蔡小川拍了幾小時才等到了這個小女孩，而且照片在做後期時還PS掉了對面假山上的遊客，以及小女孩身邊的雜物，這在編輯部内部也引發了争論。回頭去看，留下來的部分更有持久的價值，正如我們在封面标題中對園林的定義——“中國人的桃花源”。
最初我對這期“封面故事”的構想，是去尋找“活的中國園林”。這個問題的由來，是如今呈現在公衆視野中的園林已經異化，從私家園林變成了公共景點，如盆景般散落在城市裡。遊人不斷地湧進來，帶着一種獵奇心态漫遊昔日的世界，短暫而快速地與園林發生關系。因此，我想要探究，園林隻是城市化中的盆景點綴嗎？一個臻于頂峰的古代文明，與當代生活有什麼關聯？
在探訪蘇州園林的幾個月前，我因為采寫年逾百歲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的“封面故事”，剛剛來過一次蘇州。當時尋訪的線索一是貝氏家族的遠親，另外就是與貝家有關系的園林。蘇州“一城半庭園”的說法并不算誇張，最盛時城内的園林有270多座，其中53座保存至今，而去年正好是蘇州園林“申遺”成功20周年。但在那一次，我已經感到這些圍牆裡的園林和圍牆外的現代城市的割裂。城市在努力追尋它的往昔，借用一些粉牆黛瓦的仿古建築，甚至是園林造型的公交車站，這種刻意的符号化反而不倫不類。
在貝聿銘第一次從美國回到家鄉的1974年，這種斷裂感肯定更甚。名園獅子林在民國時期被貝聿銘的叔祖買下，這裡曾是貝聿銘的童年樂園，園林也成為他日後重要的靈感來源。我們找到了如今在蘇州的貝氏家族中輩分最大的貝織芸，她曾是中學老師，退休後住在單位老房子裡，家裡的陳設十分簡樸。貝聿銘70年代回國時，她并未見過。貝聿銘本人一直與蘇州的家族成員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系，可以想象，他時隔40年回到中國時見到變為公園的獅子林、見到遠親們的複雜心緒。他曾說：“我可能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也可能是我。”
跨越了40年的中西文化差異，貝聿銘更能意識到曆史與現代之間的這種斷裂。所以他在蘇州政府90年代起請求他為家鄉設計一座标志性建築的時候，提出了先讓政府把運河清理幹淨的條件。到了2003年，他決定接下與拙政園一牆之隔的蘇州博物館設計時，并未像香山飯店那樣給出一個衆人預期的“傳統”園林，而完全是一個幾何造型的現代建築。蘇州博物館對于現代建築和曆史傳統之間聯系的探索，對于中國本土語言的路徑開創，至今仍有争議。
7月份再回到蘇州，我和搭檔蔡小川先去拜訪了畫家葉放。他的家，在市中心的十全街南石皮弄，網師園隔壁，是隐藏在聯排别墅院牆裡的一處當代造園。白天，坐在葉放家的廳堂中，他放下落地窗的竹簾，遮擋了陽光和暑氣，也讓園景變得影影綽綽。傍晚推門進園，則可以體會“不出城郭，而獲林泉之怡”的私家園林意境。去葉放家不隻為看園，更是因為，他和“南石皮記”是進入蘇州園林體系的一塊敲門磚。我們聽葉放講述他8歲之前在外高曾祖興建的畢園中的生活記憶，從書條刻石裡認識“蘇黃米蔡”，從外婆的生日堂會上偷聽“雞——鴨——魚——肉”般一波三折的昆曲吟唱，還有隆冬時節外公召集小孩子們進行的“折梅”遊戲，這些是他最初的文化和審美教育。
我們還參與了葉放園林中的一場雅集。當天正趕上荷花生日，他要辦一場訪荷雅集。他提前兩天就一直在觀察荷塘裡的荷花，要選那種初開的，做明清文人記載的蓮房茶。雅集的程序十分繁複，包括跟荷有關的器物把玩、宴飲會意，還有宴後興境，由曲家吟唱，琴家操執，客人們吟詩作對……葉放說，這還隻是象征性地重現了雅集的一部分，而且，荷花生日隻是個借口，就是借此去喚醒生活裡的儀式感。賈冬婷（黃宇攝）雅集中的無限可能讓我更加體會到，園林不是一個空殼，不是一個藝術裝置，而應該是四時晨昏的情境變化，是琴、棋、書、畫、詩、酒、茶的生活方式載體，是一個活物。但是，這種園林生活經驗已經少有人懂得，在蘇州，“南石皮記”幾乎是一個孤本。而即便是葉放，除了在客廳與園林中對于傳統近乎虔誠的再現，其他空間的陳設也十分普通，他和家人也并不能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傳統中。後來還聽說，這個難得的園林是打通了聯排幾戶人家的前院而建的，因為某戶的房産即将易主，院子的用途和歸屬也起了紛争。
葉放的園林像是衆多蘇州古典園林的一個隐喻。回想我們在蘇州園林的那些天，白天日照太強，于是申請傍晚進園拍攝。那時候遊人已無，暑氣消散，可以安靜地獨享一園風景，才真正體會到城市山林的感覺。隻是急壞了看守人，一疊聲地催促，說園林裡不能開燈太久，因為都是木建築，容易引發火災。可見園林在城市裡的可遊與可居，也是一種奢侈。
這些具體可感的斷裂感也讓我們去尋找“活的中國園林”的想法更加迫切，也更為必要。園林裡是不是還有生活？還有哪種生活？将古典園林帶入現代生活，是采取貝聿銘蘇州博物館式的觀念連接，還是需要更長期的内化？
這個話題可以引出很多條線索。首先是曆史的，我們去拜訪了同濟大學建築與規劃學院教授童明，他是園林學者，正巧也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代表人物之一童寯的孫子。1937年，留學歸國的童寯，于戰亂之際寫成《江南園林志》一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重新發現了中國古典園林，将園林帶入當代。童明向我講述了祖父和園林的這段淵源。之後還去采訪了一系列親曆者，追溯了共和國成立之初蘇州園林的保護和修複，園林作為世界遺産的20年，遺産與城市的關系，以及園林作為特殊“文化大使”在海外複刻與再造的故事。
現實的線索，我最初的設想主要在營造層面。原本以為作為傳統建築代表的園林的疊山、理水、花木、亭台技術一直有蘇州工匠代代相傳，應該會被很好地保留下來，但實地去拜訪了很多“傳人”和“大師”後發現，他們的大部分經驗在于複制和修補，并不能真的創造出一個新園林。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人即使技術上亦步亦趨，也很難再造出半間滄浪亭，或者半段拙政園了。我逐漸意識到，園林其實是一種林泉觀的再現，一種神仙境界的營造，并沒有一定的營造法式。古代造園主要有三重主體：園主、花園子、工匠。園林主人大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周圍的朋友們也都是集詩、書、畫于一身。現在即便是個人行為的造園開始複興，也不再是一種社會生産，因為全民造園的兩個基礎條件沒有了：一是在現代城市中造園的私有土地沒有了，二是造園的主體——士人階層缺失了。而比這兩個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是，園林所依附的文化傳統的消失。
為了尋找園林中的生活形态，我們去尋訪了所剩無幾的私家園林中的兩座。一座是著名的“新鴛鴦蝴蝶派”作家周瘦鵑的故居，他從上海退隐至家鄉蘇州後買下這座周家花園，在裡面養花弄草，成為一代盆景大師，後在“文革”迫害中憤然投入園中深井。他的小女兒周全如今還守護在這裡，侍弄着滿園花草，盡管不是名貴品種，也生機勃勃。而我們去另一座“殘粒園”時卻吃了閉門羹，聽說這座清代園林雖然隻有140平方米，但半廳、假山、水池、花木等一應俱全，而且從清末至今一直歸園主吳家居住。但遺憾的是，這一代主人并不喜歡它，甚至覺得是個麻煩，想轉手出去，幾個子女又為産權起了紛争，就任其荒廢了。這不禁讓人感歎，園林因人而興，也因人而廢。
從狹義上來講，園林在今天已經死亡了。因為我們失去了整個系統，包括營建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作為一種社會生産的基礎都不在了。但園林依然是中國人念念不忘的内在根基，其實是一種“外儒内道”精神文化的反映，每個人精神上都需要一座“桃花源”。這種介于出世與入世之間、想象與現實之間的園林觀，在我們蘇州采訪的那些天随處可見：經常可以看到穿着普通的老太太，手裡捧着幾株花在街上慢慢地走，這是家裡有清供習慣的；很多人家即便沒有假山和水池的園林，也會在小院裡種上一棵樹，擺上兩塊石頭，或者在陽台上養花種草，書案上擺放菖蒲碗蓮，硯山筆筒上雕刻山水，都是一種園林寄托。
這也是中國園林“活”在今天的意義。回想這期“封面故事”，我越來越意識到，盡管傳統園林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死亡，但并不代表我們對“紙上園林”的重建——對園林觀念和園林生活的探尋——在當下是沒有意義的。盡管這種重建還停留在紙面上，停留在觀念中，但價值是無限的，它就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狀态。
新聞的冷與熱
和園林類似，某種意義上，“宋朝”也是對一個隐匿世界的追尋。我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年初負責采寫了兩期宋朝“封面故事”——《我們為什麼愛宋朝》和《宋朝那些人》，這兩期都有些始料未及地成了“爆款”。前不久，三聯“中讀”又基于此推出宋朝主題的在線課程，将話題進一步推向立體和深入。我們後來也一直在探讨“宋朝熱”的由來，就是切中了讀者對于自身傳統重新尋找的心理需求。
這種重新尋找首先來自長期的斷裂。在曆朝曆代中，宋朝是被誤讀最甚的一個。以往提起宋朝，出于民族情感和反觀曆史的體悟，人們往往會怒其不争地說這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漢學家以相對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普遍認為，盡管從軍事威力和勢力範圍來衡量，宋朝是個虛弱的朝代，但就經濟和社會繁榮程度而言，宋朝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著名宋史專家、北京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鄧小南在采訪中，更願意用“愛恨交加”來表達這種複雜情感。而我們的這組報道，重點則放在宋朝長期被忽略的文化與審美一面，通過解讀宋朝的一系列關鍵詞——市井、雅集、宋詞、山水、茶、書院，去探究“我們為什麼愛宋朝”。不是去寫通史，而是搭建宋朝與今天的聯系，搭建今天的人們向自身文化傳統尋找的路徑。
我2005年加入三聯，至今已經十幾年。回想我在三聯最初幾年的報道，大都集中在城市和建築領域，其時也正是中國“城市化”高歌猛進的時代。以北京為代表的中國城市成為全世界的工地和秀場，明星建築師和明星建築輪番登場，以摧枯拉朽之勢構築出“烏托邦”城市。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變化的時間維度被極度壓縮了，也因此顯得更加劇烈。作為一個記者，我有幸坐在前排，見證了這個時代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壯舉，見證了舞台中央空降的城市新地标，見證了拆遷和保護的激烈沖突——這些都是最好的魔幻現實題材。隻是，在這些大拆大建的背後，有什麼被我們忽視了呢？
一個建築師朋友曾對我說起他的困惑。他在一些公共建築中，精心設計了人的空間體驗，但他發現，無論是項目業主，還是城市居民，都似乎更在乎建築是否讓人眼前一亮，好不好用在其次，更遑論公共性。一個原因是，作為城市事件主體的“人”長期被忽略，他們對城市建設長期喪失知情權和參與權，這種被動逐漸變成了根深蒂固的麻木。我逐漸意識到，我所采寫的一系列“城市事件”，核心其實是事件中的人。他們随着物質載體的變遷而消逝的記憶，才是一個城市與其他城市的不同之處，才是一個城市的歸屬感所在。
我時常想起有一次去西安采訪，站在城牆上，就好像置身于一個隔絕了車水馬龍的古代城市。不禁想象北京城牆若是不拆，會不會如梁思成當初設想的場景：“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或鋪些草地，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城樓角樓可以辟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的話，就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環城立體公園。”原西安規劃局局長韓骥對我強調了城牆保護背後的情感因素，他曾經去佛羅倫薩考察古城，專門拜訪了當地最重要的保護組織“我們美麗的家園”，原來會長正是美第奇家族的後人，說古城保護已融入他們的血液，因為保護古城就是保護祖先留下來的财産，其次的保護力量才是有利益關系的商人和民衆。我想，如果這些報道能在某一時刻喚起人們的情感記憶和保護意識，也就是它們最大的價值所在。
2012年，在中國高速城市化如火如荼之際，有着“建築界諾貝爾”之稱的普利茲克獎授予了王澍，也是第一次授予中國建築師。這一選擇也傳達着對于中國城市化的批判性态度，因為王澍始終保持一種對大規模工業建造的抵抗姿态，默默進行着傳統文人式的自然建造。獲獎之後，王澍的興趣轉向了鄉村。他在一次采訪中告訴我，中國傳統文明在城市裡已成廢墟，僅在作為根基的鄉村裡還剩下一點。在這個意義上，向鄉村學習，在鄉村建造，也是對傳統文明的搶救式探索。我認同他的工作信念：“我們身處一個由瘋狂、視覺奇觀、媒體明星、流行事物所引導的社會狀态中，在這種發展的狂熱裡，伴随着對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着由文化失憶症帶來的惶恐和輕率，以及暴富導緻的誇張空虛的驕傲。但是，我們相信存在着另一個平靜的世界，它從來沒有消失，隻是暫時地隐匿。”
在這十幾年中，媒體行業經曆了起起落落，目前似乎并不是它的“黃金時代”。是什麼讓三聯還一直堅守在這裡？我想，應該就是一種不為熱點所左右的價值觀。
在大多數情況下，和公衆印象中一樣，我們所追逐的是新聞，是熱點，但三聯一直強調，記者要去發現熱點中的“真問題”，哪怕這個問題并不是當時熱度最高的。因為隻有真問題才會推着記者不斷往前走，寫出真正有價值的、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報道，所謂“曆史的草稿”。而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在公衆視線之外的非熱點，比如我近期嘗試的像園林、宋朝這樣的曆史題材，貝聿銘這樣的人物報道，芬蘭教育這樣的教育題材，可以引發今天的人對自身曆史、對他山之石的新認識，也未必不能轉化為熱點。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一個記者，能夠通過采訪去讀書、行路、識人，努力寫出一個真實的句子，也是一種單純的幸福。我時常想，我們所沉浸的文字世界，又何嘗不是超越現實的另一個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