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
第聶伯河從北至南奔向黑海，将基輔一分為二。在河右岸，基輔人沿着河岸倚山建立了一連串的公園。那個剛下過一夜雨雪的初冬早晨，馬林斯基公園裡，斑斓的樹葉鋪天蓋地。第聶伯河的氤氲從枝枝蔓蔓的樹叢間閃現出來。城市籠罩在灰色的霧氣裡，河水倒映着深深淺淺的天空。這是2011年11月，基輔在我腦海裡留下的深刻畫面。那時，《三聯生活周刊》正在策劃蘇聯解體20周年的封面報道，幾位同事被分别派往俄羅斯和烏克蘭做實地走訪。面對這片陌生的土地，我欣喜而又忐忑。那是我第一次出國采訪。
2009年，我畢業進入《三聯生活周刊》工作。機緣巧合，就在我剛要入職的時候，老主編朱偉決定開辟一個新的“觀察”欄目，每周為讀者提供2～4個國際時事觀察分析，每個篇幅1頁。主編對我們的要求是盡可能地采訪國際專家、學者，對政治事件和話題提供簡短但信息含量密集的分析。這份工作做久了，我們都有些倦怠：由于題材和體例的限制，“觀察”欄目的寫作很難展現細節，體現個性。而且，我們與那些國際時政中提到的國家和要人遠隔千山萬水，我們完全需要通過既有的材料和分析家的眼光去認識他們。這種隔膜感時常令人感到沮喪。
回頭來看，這是主編的“一盤大棋”。2009年之前，國際報道并不是《周刊》一個重要的報道門類。2008年10月，《周刊》制作了一期冰島金融危機的“封面故事”，那是那一年唯一的國際話題“封面故事”。2007年7月，國際話題“封面”的獨苗是西班牙文化年尋蹤。再往前，2006年，周刊的“國際封面”為零。但從2009年開始，《周刊》對世界的關注陡然增加。随着釣魚島、南海等問題的升溫，圍繞中國利益展開的國際關系分析屢次登上“封面”。關注《周刊》的讀者不難發現，近些年，國際話題的“封面”變得越來越多。現在看來，不起眼的“觀察”是《周刊》的一方苗圃和試驗田。每周2個國際問題分析的寫作讓我得以在這個自己一無所知的領域獲得迅速的知識積累，我們逐漸把國際時事從1頁的小文章，擴展到了4～6頁的詳細報道。
2011年可以說是一個轉變之年，世界上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情：阿拉伯世界發生動蕩，穆巴拉克下台；歐美介入利比亞局勢，卡紮菲殒命；匿藏多年的本·拉登最終被擊斃；歐債危機爆發。所有這些事件，《周刊》都做出了迅速反應，制作了詳細的封面報道。另一種趨勢也在顯山露水。那時候，絕大多數的報道還是在“隔岸觀火”：主要依靠記者對資料大量搜集、處理和邏輯建構來完成文章。我們相信自己的這種能力，但也對此懷有警惕：在遠離第一現場和核心人物的情況下，文章是否缺乏真正鮮活的東西？我們是不是在被二手資料牽着鼻子走？我們有沒有可能提出自己對世界的觀察和問題？
2011年11月，我們兵分幾路奔赴前蘇聯的土地，大概就被賦予回應這些問題的期望。對我個人而言，這是全新的考驗：出發的時候，我并沒有獲得一個明确的作文命題。簽證隻給了我10天時間，沒有人能告訴我選擇寫一個什麼樣的主題，可以從哪些方面去觀察一個國家，應該去找哪些人聊聊。我像是一個素描新手，面對一桌子靜物，全然不知從何下手。
在烏克蘭，陌生國度的風物、氣息和它鮮活的人民給我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基輔，我走過1.5公裡長的克利斯卡提克大道，想象1941年，德軍占領基輔，蘇聯在400公裡外用無線電引爆了炸藥，這裡的300多棟建築灰飛煙滅；2004年冬天，它又成為“橙色革命”的風暴中心，曾有100萬人揮舞着橙色旗幟，湧入這裡支持總統候選人尤先科。我走遍了城中的教堂、修道院，聽聞宗教影響在蘇聯解體前後的變化。我拜訪了女記者奧克薩娜·法納利一家，普通烏克蘭家庭的生活在20年變遷中的種種細節令我動容。我還去探望了83歲的克勞迪娅·庫德裡亞肖娃，她是蘇聯時期烏克蘭最重要的宣傳畫畫家之一。上世紀80年代，在節日裡，她的作品被制成4米高的巨型海報，和領袖肖像一道安放在基輔的“十月革命”廣場上。2011年的夏天，她剛舉辦過一次展覽，那是20年來庫德裡亞肖娃第一次公開展出自己的作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在這些信息的狂流中迷失了。徐菁菁（黃宇攝）從烏克蘭回來，我寫了兩篇文章。集中于基輔見聞的一篇勉強付梓，另一篇被主編斃掉了，那是我在《周刊》第一次遭遇斃稿。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東西烏克蘭陷入對峙。回想起3年前的那篇斃稿，我惋惜不已。在被斃掉的稿子裡，我試圖讨論一些有價值的問題和發現。我注意到了這個年輕民族國家的問題：新一代和老一代對國家的獨立道路持有不同的看法；東西烏克蘭之間在文化、曆史、經濟上的裂痕甚至比代際的裂痕更大。在西部重鎮利沃夫，老派又時髦的利沃夫人走在如布拉格一般的古城裡；政府積極修複着老城，設立英文路标，努力吸引來自西歐的遊客；在這裡的報紙上，是否應當慶祝蘇聯衛國戰争勝利紀念日依然是一個充滿了争議，甚至會引發暴力沖突的話題。而在東部的哈爾科夫，我見識了一座沒落的工業重鎮。這裡的時間似乎已經随着蘇聯的解體而停滞。地鐵依然以蘇維埃站、無産階級站、蘇維埃紅軍站、勞動英雄站命名；市郊區延綿着成片的寂靜廠房和陳舊的工廠宿舍，哈爾科夫拖拉機制造廠莊嚴肅穆的大樓上還可見蘇聯共産黨的标志。獨立20年，哈爾科夫失去了蘇聯時代享有的交通樞紐地位，其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從未完成轉型，人們依舊認為，俄羅斯才是未來的機會所在。
遺憾的是，我花費了大量筆墨描繪我所看到的東西差異，卻沒能深入地讨論這些差異的曆史、文化、政治、經濟背景，也沒能對這一差異的現實意義提出自己的判斷。換句話說：我并沒有達到《周刊》對一篇稿件的期待和要求。事實上，中國媒體的國際報道普遍存在幾種缺憾：信息和觀察是二手的，碎片式的；缺乏細節；缺乏判斷；文本缺乏個性。在這個短閱讀時代，《周刊》一直在允許、甚至鼓勵記者寫上萬字的長文，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記者可以到達現場，提出自己的觀察和發現；我們有能力去處理海量的知識和信息，從而為我們的觀察提供有力的支撐；我們最終能夠寫出這樣一些文章——它具有豐富的細節和信息，能夠提供有價值的見識，文本本身亦是出色的。
盡管有了這次不成功的嘗試，但《周刊》依然給了我更多的機會。幾個月後，2012年3月，俄羅斯大選，我再次出發，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待了20天，發稿3篇。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常常會想起2011年的這次烏克蘭之行，回望這扇大門，我總能獲得啟發。
2012年3月，徐菁菁在聖彼得堡拜訪反對派總部。淩晨，一位剛剛在此接受完選舉監督員培訓的市民在接受采訪（黃宇攝）探索自己的世界
幾年前，我買了一本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出的合集，叫《有待探險的世界》。《衛報》記者西蒙·溫切斯特為這本集子寫了序言。他記得10歲時冬日的倫敦，黃霧彌漫，在航運公司集中的科克斯普爾街的盡頭，明亮的櫥窗裡擺放着遠洋船隻的模型。在浪漫故事、幻想和白日夢的激蕩下，男孩最大的渴望是走到辦事員的高台子跟前，讓他給一張手寫船票。17歲時，溫切斯特第一次在甲闆上看到美洲大陸：“眼前的一切都散發着令人陶醉的異國氣息，那樣的浪漫，那樣的陌生而又奇妙。”
《有待探險的世界》收錄了《國家地理》上世紀30年代前發表的一些文章。那個年代，最著名的旅行家們鑽進剛剛打開的圖坦卡蒙陵墓，在中亞的荒漠裡邂逅酋長和毛拉們。内羅畢的街頭，受驚的斑馬在狂奔，獅子看到人會吓得逃走，花豹追着家狗，一直攆到門廊前面來。那個時候，旅行還等同于探險。誕生于1888年的《國家地理》正是第二個地理大發現時代的産物。
旅遊地理或者說人文地理是《周刊》這些年一直在探索的寫作門類。在過去20年裡，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前所未有地緊密，曆史上，從未有這麼多的國人有機會踏出國門，親眼去看外面的世界。人們依舊興緻盎然，但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世界的面紗早已被一層又一層地掀開，我們這些寫字的人還能為人們提供什麼呢？
2014年巴西世界杯開賽在即，《周刊》決定制作一期巴西的人文地理“封面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寫作這樣的題材。我領到的任務是到裡約熱内盧和聖保羅，發掘一些關鍵詞，用它們來描摹和介紹這兩座巴西最著名的城市。我所遇到的問題是：對中國讀者而言，巴西并不是一個特别陌生的國家。每個人都在電視上看到過裡約的沙灘，科科瓦多山上的基督像；每年2月份，電視新聞裡都有狂歡節的盛景。我在這些人們熟悉的詞語背後，還能發現什麼？
真的到了裡約，我發現，信息爆炸中，人們獲得的大多是碎片式信息和不斷加深的刻闆印象。就拿桑巴和沙灘來說，它們就像裡約外套上的花紋，我們往往隻看到了花紋的局部樣貌，不但看不清整體，更無法觸碰到外套下的肌體。我希望回答這樣一些問題：桑巴、沙灘為什麼能夠成為裡約的名片？它們在曆史和文化上是如何嵌入這座城市的？
巴西權威人類學家羅貝托·達馬塔曾說：“不是巴西發明了狂歡節，相反，狂歡節創造了巴西。”我去狂歡節的曆史裡尋找答案：30年代，執政的瓦加斯政府敏銳地發現了桑巴在中下層民衆中的号召力和宣傳力，向桑巴團體的狂歡節遊行提供補貼，讓他們必須表現官方推崇的愛國主義題材，一個主題被不斷展現：巴西是一個種族民主的社會，一個非洲遺産受到應有尊重的國家。在這個種族成分複雜、階層分化嚴重的年輕國家裡，桑巴從此發揮着黏合劑和國家形象的塑造的雙重作用。在裡約，我沒有去觀看面向遊客的桑巴表演，而是參加了一場薩爾蓋魯（Salgueiro）桑巴學校的母親節聚會。在那兒，我和人們聊天，并親眼看到，桑巴為何在今天的巴西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在年複一年的狂歡節排練和比賽中，薩爾蓋魯為人們提供身份歸屬、用桑巴幫助人們完成情感宣洩；它聚攏社區資源，提供政府所無法提供的公共服務，使其變成社區互助的樞紐。老住戶瑪西娅·蘇紮帶我參觀了坎塔加洛貧苦窟，它就位于伊帕内瑪海灘後面的山上。在那兒，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社區自治是如何進行的，社區内的桑巴學校是如何嵌入這一體系的。
在觀察裡約的沙灘時，我也同樣使用了類似的視角：海灘在裡約人的社會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通過大量閱讀和在當地的采訪，我得出的結論是：以海灘為中心的城市格局是在過去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形成的，海灘代表了新興的旅遊業、精英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現代化。同一時期，巴西利亞取代裡約成為國家首都。聖保羅的經濟地位也早已超越了裡約。作為舊都，在城市身份的重新定位過程中，“海灘城市”的概念填補了裡約人巨大的心理失落，迅速成為裡約人身份認同的核心部分。同時，海灘提供了廣闊和深入的公共空間，這是社交場、政治、商業宣傳和社會實驗的展示空間。許多巴西社會變遷的各種試驗都在海灘被公開和認可，階級對抗和和解也在這裡完成。這是沙灘的獨特社會地位所在。
在裡約，我嘗試着開放自己的感官，盡可能去體會這座城市的氣息。在基督腳下710米高的科科瓦多山上，我找到了這座城市的另外一個主題。順着基督的目光向東，大西洋上的小島層巒疊嶂，将瓜納巴拉一灣白帆點點的碧水攏入懷中。向南，城市最繁華的部分沿着黃金海岸鋪開一條細線，和我腳下的山地環繞出偌大一個水平如鏡的羅德裡戈潟湖。向西，延綿不斷的山丘鋪遍密林。科科瓦多山本身就是蒂如卡國家公園的一部分。裡約的公路、房屋在海洋、山巒、叢林和潟湖的間隙裡蔓延。我深刻感到：裡約首先是自然的，然後才是城市的。我找到了裡約州埃斯塔西奧德薩大學生态學家裡卡多·菲諾蒂，拜訪了蒂如卡國家公園園長埃内斯特·卡斯特羅，并親身體驗了一天在蒂如卡的徒步之旅，觀察這裡的植被和動物。我得知遍布裡約山脈的雨林被稱作大西洋雨林，是異于亞馬孫雨林的另一種生态系統。裡約這座城市的成長，亦是人類與雨林對抗與共生的産物。
早年，《周刊》主要是由“土摩托”袁越在世界各地走南闖北，後來越來越多的同事加入了人文地理類報道的寫作。《周刊》一直以來都在創造一個寬松的氛圍：鼓勵每個記者提出自己的發現，專注于那些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話題。對于讀者而言，這意味着刊物的豐富性和多元化；對于我們這些記者而言，則意味着個人成長的巨大空間。很多時候，工作絕不僅僅是工作，變成了人生的重要體驗。
巴西之行給了我更多的探索勇氣，我開始着迷于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的樂趣。在我進入《周刊》開始關注國際問題的這些年裡，世界呈現出一種明顯的趨勢：文明之間的沖突加劇，民族國家的問題不斷湧現。2014年底到2015年，“絲綢之路”系列報道恰好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通過走訪一系列國家，對相關的問題進行曆史和現實的雙重考察。
2014年底，我自己挑選了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作為目的地。我清楚地記得格魯吉亞邊陲的洞窟修道院群。修道院群建在一座大衛山上，公元6世紀，大衛·加雷加以此處為基地向格魯吉亞東南部宣教。我花了半個小時爬到山脊，在那一刻，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自己站在文明的“分野”線上：朝南，曠闊的連綿丘陵草甸便是阿塞拜疆的領土。我的眼前是伊斯蘭文明的沃野，背後是荒漠中的東正教聖地。1615年，波斯薩菲王朝的阿巴斯大帝率兵殺到這裡。據說，漫山上盡是璀璨燭光。在最後的禱告後，六百修士在波斯人的屠刀下慷慨就義。
這正是我策劃此行的原因：若中亞被稱作東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麼，外高加索則是文明間迎面相撞的那個“界點”：以南北為維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連接着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與伊斯蘭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東西為維度，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國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門就此打開。我想要親眼看一看，這種界限是如何形成的，它在今天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在世界上第一個宣布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我醉心于探索一個問題：在不斷被大國吞并的千年時間裡，一個弱小的民族是如何頑強生存下來，拒絕同化，并最終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的。
2015年5月，我再次上路，這一回，我去了中亞的烏茲别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這兩個陌生的鄰邦恰好給了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伊斯蘭文明的機會。一路從東向西，在絲路古城撒馬爾罕，我終于找到了屬于我的那個疑問：在明珠般的古城撒馬爾罕，烏茲别克人展示着帖木兒帝國時期的豐功偉績，它被塑造成烏茲别克斯坦曆史上政治、軍事、建築、科學的“黃金時代”。但事實是：帖木兒本身和當代烏茲别克民族并沒有任何關系，他自诩為成吉思汗的後代。而在今天烏茲别克斯坦的曆史叙述裡，成吉思汗是個殘暴無比的侵略者。15世紀，金帳汗國部族一個名叫“月即别”的分支入侵了花剌子模及河中地區。他們踏進撒馬爾罕，打碎了帖木兒的孫子兀魯伯統治的帝國。“月即别”人是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的混血。對“月即别”的另一種翻譯就是“烏茲别克”。在過去不久的蘇聯時代，烏茲别克斯坦人視帖木兒為“殘忍的戰争販子，險惡的野心家”。而就在蘇聯解體5年後，新政府大張旗鼓地慶祝了帖木兒660周年的生日。在國家經濟緊張的局面下，撒馬爾罕的遺迹仍被陸續修葺一新，全國各地出現了無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學校、行政區、公共組織和獎項。在曆史教科書裡，帖木兒成了烏茲别克的精神象征。那麼為什麼是帖木兒？對于曆史的不斷解讀、再解讀，推翻、再推翻，其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它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亞有何關系？
“絲綢之路”系列報道的最後一站，我去了羅馬。最初，《周刊》希望我能寫寫古羅馬和古代中國的物質交流。但事實上，以最知名的絲綢為例，意大利的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不無遺憾地告訴我：他們并沒能發現兩個強大帝國之間直接物質交流的考古證據。我還能從羅馬身上看到什麼？幸運的是，羅馬的偉大征服了我。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願望去這樣理解這種強勢文明：我看到它那些精美絕倫的鑲嵌畫，閃耀着美索不達米亞廟宇的光芒；那些堪稱奇觀的巨大穹頂，來自亞述帝國對拱券結構的最初探索；那條條通向羅馬的大道蘊藏着波斯帝國的智慧。羅馬是一個世界性的城市，這并非僅僅因為它是一個龐大帝國的首邑，埃及與阿非利加省的小麥養育了它，小亞細亞、叙利亞和希臘的石料構築了它的城市。帝國領土的富饒物産讓它蜚聲東方。更重要的是，它擁有非凡的羅馬人——他們來自遠至美索不達米亞和不列颠的廣闊疆域。在“四海一家”的時代精神之下，他們将自己的神祇帶到“萬神殿”，共同成就了羅馬。公元7世紀到8世紀初，當長安取代羅馬成為世界之都，亦有此“四海一家”之精神。
在米蘭時，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教授基娅拉·巴斯向我展示了一塊生産于15世紀下半葉意大利出産的絲綢織物：一隻鴿子環繞在一朵六瓣花朵中。這個花樣曾被用在米蘭統治者斯福爾紮家族教堂婚禮的華蓋上。正是在這一家族的大力推動下，米蘭成為新的絲織業中心。“這個圖案成為斯福爾紮家族的标志。在今天的意大利人看來，它完完全全屬于西方。但我在查閱了許多曆史檔案後發現，它依然源自于中國的傳統圖樣。”“我們為什麼要去探究這些？”巴斯教授對我說，“了解曆史的一部分原因是讓我們為我們祖先曾經創造的文明自豪，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知道我們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在孤立主義與全球化對峙的今天，巴斯教授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我想，這也是我們堅持行走于世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