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看來，通貨膨脹永遠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隻是一種貨币現象。通貨膨脹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政府發行貨币過多。他甚至說：“通貨膨脹的問題，隻是印刷行業的問題。”作為對策，根治通貨膨脹的唯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控制貨币增長。控制貨币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訂和執行貨币政策的時候要“公開宣布并長期采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币供應增長率”。這個意義上，通貨膨脹率對政府是一個警示，因為自從廢除了金本位，人民把發行貨币的權力托付給政府，也隻有政府有這個權力。物價上漲了，一定是政府多印出了貨币。
那麼，我們不妨看看，政府是否在發行貨币方面有加速迹象呢？基礎貨币每季度公布一次，7、8月的基礎貨币投放還沒有官方的數字。我國央行基礎貨币的投放方式主要有三種：财政赤字、信貸投放和外彙占款。7月以來，貨币政策轉向，從降杠杆轉向寬貨币卻是有目共睹，而為了刺激經濟，央行還敦促地方政府發債。3月“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财政赤字2.38萬億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55萬億元,地方财政赤字8300億元，均與去年相同；赤字之外，安排地方專項債券1.35萬億元。不過，即使有了7、8月份的貨币寬松，也不過是對上半年貨币偏緊的矯正，如地方政府債務年度過半完成不過是個零頭，當政策轉向時，脈沖式的促增長政策并未超過年度均衡的範圍。
當物價冒出了上漲的苗頭，你會發現政府的刺激政策很快就收斂了。廣義貨币供應量直觀地顯示出貨币政策的遊移不定，比如6月份M2同比增長8.0%，一個多年來絕無僅有的低增速，7月份則迅速反彈，增速達8.5%，可到了8月，增速又回落到了8.2%。以今年來逐月8個百分點的M2增速，是難以支撐物價的大幅度上漲的。
夏日的物價躁動使人聯想到去年秋天的環保風暴。彼時短短的一兩個月間，銅、鋁為原料的建材制品漲了30%，木材漲了10%～30%，包裝紙翻番。環保風暴掃過染織業重鎮浙江紹興，受影響的如染料分散黑ECT300%的價格一個多月内五次提價，價格從2.4萬元/噸，漲至4.5萬元/噸，漲了近九成。當時經濟學家們也提出質疑：環保收緊是否會令穩健的物價“脫軌”？結果是否定的。
自2015年供給側改革初戰告捷，上遊原材料價格進入了穩定同時也頗為确定的上漲進程中，煤鐵等黑金漲幅甚巨，化工制品間或突然飙升，白色家電則是穩步上行，被環保風暴波及的家具建材以及新聞紙、包裝紙等紙質用品則是一步到位式地将多年來被忽視的環保成本悉數計入。可是，所有這些個别品種的漲價都沒有将物價拖入全面的上漲，原因就在于物價變動是“印刷”問題。自2012年經濟步入了逐步尋底的新常态，M2增速也一路下行。
研究大宗商品的學者們一定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因價格雙軌制“并軌”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也記得本世紀前10年以油價為領頭羊的大宗商品全面上漲。但那樣的通貨膨脹，一種是體制改革引起的，一種是商品周期帶來的，而通觀物價運動的曆史，大宗商品的周期都是幾十年一循環的，不可能短期内再度往複一遭。
最近幾年CPI走勢相對平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