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
夏天的尾巴，位于浙江南部的樂清市虹橋鎮天氣起伏不定，這裡東靠大海、北抵雁蕩山，時而陰雨綿綿、時而豔陽高照，陰晴轉瞬即變。海風一來，天上的雲霧會迅速綿延起來，像是一場身臨其境的延時攝影。
更多時，虹橋是陰雲密布的，像是趙珮親友心情的真實寫照。8月31日，距離那場悲劇已然過去了七天。在趙珮“頭七”的日子，親屬們在樂清殡儀館們設起靈堂，以供從各地聞訊趕來的親友悼念。靈堂之外，時而可聽見親屬低聲的啜泣。
這天中午，趙珮的小叔伯一個人守在這裡。在靈堂内，他望着侄女的遺像，神情呆滞，但依然對每一位來者低聲道謝。他說，按照當地風俗，其他親友當日都去事發地點進行悼念、完成相關儀式，他一個人守在了這裡接待來訪者，包括不少自發前來悼念的市民和網友。
9月2日，趙珮出殡當天，天氣轉晴，烈日當空。一路上，來自當地的村民、與來自全國各地的親友、校友、網友們慢慢彙流成一條上百米的隊伍，從趙珮老家的村東走到村西邊的陵園，為她送最後一程。隊伍路過的一輛黑色SUV内，一位婦人哭得非常傷心，被同座的人勸着。她望穿搖下的車窗，一邊哭，一邊伸出右手，仿佛似要沖出車内，去挽留走在隊伍前列的故人。同行者說，她是姑娘的母親。
在親友的描述中，遇害姑娘趙珮法定年齡還不到20歲，美麗聰穎、文靜内秀。叔伯說，趙珮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是家裡“當寶一樣”，連大學上師專都沒出過家鄉溫州。其他親友則說，她将第一筆工資就拿出來給爺爺奶奶發紅包，還會在放假時定期探望自己的中學老師。曾經，她和老師說家裡人跟她開玩笑，說一直沒人給她送玫瑰花，是因為她“太腼腆了”。
如今，待這位花季少女入土之際，鮮花不停地來。墓地是在一處半山腰，從山下到山下，來獻花的人群排起長約50米的隊伍。他們一行素衣，依次獻上自己哀思，時而有人下來時紅着眼眶、低頭抹淚；也有人親友不願近距離上前，隻在遠處觀望，低聲嗚咽啜泣。
九天之前，身高1.61米、體重僅84斤趙珮被滴滴順風車司機鐘元殺害，并抛屍在一處偏離家鄉和目的地的山路崖下。那是當地一條極為偏僻的小路，事發後曾有人重走了這一條線路，它位于在浙南丘陵地區，路過人流、車流極少，一側是山崖深林，一側是山壁，導航路線宛若盤龍，視頻裡沒有一輛車通過。
“整個山路上去，上面隻有幾個村子。”全程參與救援的樂清龍之野救援服務中心會長趙永曉對這一帶特别熟悉。一到夏季，山區探險的驢友很多，他們不時會有相關搜救任務。但這一次，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搜救的對象會是他同學兼朋友的女兒，“半個月前還在一起吃飯，太可惜了”。
趙珮失蹤消息傳來時，趙永曉還在從出差回來的路上。當日18點左右，他和親屬趕到公安局了解相關信息，當晚出動隊員32人，加之警方和親屬，共計上百人在可能的地點進行大範圍搜救。一路大雨傾盆，搜救持續到次日淩晨三四點鐘，終因為天氣和範圍原因暫時終止。
次日清晨，警方傳來消息，犯罪嫌疑人鐘元于淩晨4點在鄰鎮被捕，被帶到犯罪現場指認地點。趙永曉說，嫌犯是外地人，認不清路，指認了很多個地方才最終由警察發現。“他隻知道往這邊抛，也不知道抛在哪裡了。”
女孩的頭上腳下，雙手、雙腿都被膠帶綁住，經過一夜冷雨，她身體已經僵硬，頭被樹枝卡住，搜救人員用了三個人才将她慢慢拉出并擡上來。趙永曉說，找到她的時候，恰恰是雨勢最大時，救援隊員原本在她身上覆蓋的遮擋物，都被雨水沖刷掉了。崖上，還遺落了她一隻耳環。
事後，趙家親屬、趙永曉曾和警方一道，反複觀看監控視頻，梳理事件過程。事發之前，這個外形靓麗、身材嬌小的姑娘曾與閨密約好，準備在當日到62公裡外的溫州永嘉縣上塘鎮為一位朋友慶祝生日。（插圖：胡曉江）當日13點28分，趙珮在母親的目送下坐上了那輛車牌為川A31J0Z車牌的小轎車，按照正常導航，這條路将一路向西南駛去，途經沈海高速、溫州繞城高速，耗時約1小時10分鐘左右。
但司機鐘元卻開着那輛車徑直向西部山區駛去。此後，趙珮被捆住雙手，被實施搶劫強奸侵害，被匕首刺入頸部緻其大量出血，鐘元在下山路上将趙珮抛至崖下，駕車逃離。盡管她曾在微信求救，但地處偏遠、為時已晚，未能挽救自己年輕的生命。
趙的叔伯說，事後家屬們曾反複在案發路線上開車轉悠、測算模拟時間，發現如果從趙珮微信求助的那一刻算起，無論是親友還是警方都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時間上來不及”。“唯一能阻止這個事情發生的，隻有滴滴。”叔伯說。
逃離
據警方通報，犯罪嫌疑人鐘元現年27歲，四川人。鐘元母親對本刊記者表示，鐘元此前基本都在老家和别處打工，今年年初才正式搬到虹橋鎮。
虹橋鎮為浙南商貿重鎮，地處樂清市域中部。與多山的整個大溫州地區不同，虹橋境内平疇沃野，水網交錯，有大量人口居住。上世紀90年代，虹橋鎮以電子為主業發展起來，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本地人與外地籍一度五五開。當地司機自豪地稱，虹橋鎮的繁華富庶程度，不亞于樂清市區。
事發前，鐘元一家人居住在虹橋鎮北部的瑤北村一棟民宅内，距鎮中心約5公裡。8月25日鐘元被捕當天，鐘母和丈夫就迅速離家，連東西都沒有搬走。房東回憶，當他接到街道辦電話，說殺人兇手的暫住證地址為他家時，他立馬趕到了家中。當時，鐘元母親坐在地上大哭。“我沒有這個兒子，我不認他了。”鐘母說。
8月30日，當記者來到鐘元一家曾居住的這處民宅時，一家人早已人去樓空。這是一處破敗潮濕的二層小屋，在當地普遍蓋有三四層精緻小樓的點綴下顯得略有寒酸。房東說，這裡房租普遍約在1萬元/年，他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租給鐘家隻收4000元/年。嫌犯鐘元一家曾居住在虹橋鎮郊一處破舊的二層民宅内，事發後這裡已人去樓空十分明顯地，鐘家人走得十分匆忙。主卧内還停有三輛自行車，其中一輛裝有一大袋蔥還未來得及拆封，如今已有腐味，書桌下還有一袋土豆随處散落。進門口沙發一片淩亂，壘着一摞未拆封的快遞，上面寫着草莓奶茶、藍莓奶茶等，像是鐘元上一次創業失敗後留下的物資。
“整個世界都一片黑暗，簡直無法做人了。我沒臉在世界上待了，想消失了。”鐘母對本刊記者說，他們一家人整日以淚洗面，她哭得眼睛已看不清，鐘父哭得一隻耳朵聽力也出現問題。她拒絕與任何外人見面，僅願通過電話與記者溝通。搬新家後見到外人，她都低着頭，生怕被認出來。有律師來了解案情，鐘母也不願直面，讓家人出面。
這位48歲的母親如今心力交瘁。從家裡遺落的暫住證上看，她頭發已有白絲，身體微胖，面容帶着一絲憔悴。後來她說，在珠三角打工最累時她隻有八九十斤，吃不慣當地的飯菜，加班加得臉上起黑斑，後來來到溫州樂清打工後，自己才胖了起來。“現在生活好起來了，他為什麼還要去做這種事？”鐘母不願相信。電話中，這位母親聲音顫抖，經常号啕而泣。
案發後，鐘元曾給鐘母打過電話，聲稱自己殺了人。鐘母吓得當晚一夜沒睡，給他打電話關機，微信也不回，直到第二天，鄰居拿出手機新聞問：“這人是你兒子嗎？”鐘母看後直接暈倒在地上，與鐘父在家哭得“天翻地覆”。“他是被鬼上身了。”對于犯案的兒子，鐘母一邊不願相信，一邊卻在内心深深自責，“從小沒有把娃娃帶在身邊，沒有好好教育他”。她還對記者說：“你以後如果有了兒女，再苦再累一定要帶着身邊。”
鐘元一家人來自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土橋鎮的農村。鐘母說，鐘元是家中獨子，因而出生後備受一家人寵愛。無奈鐘家家境貧困，90年代時“連八毛錢一度的電費都交不起”，家裡不多的米幾乎都做成稀飯給鐘元吃，父母隻吃紅薯。在鐘元上小學一年級時，為給鐘元一個更好的生活條件，鐘母和鐘父決定南下廣州打工。
鐘元由此被交給爺爺奶奶代管，成了留守兒童。鐘母回憶，“爺爺奶奶對他很好，從小那麼一點點帶大的”。上初中後，鐘元去了外地住校，與爺爺奶奶、父母分居三地，因此交流漸少，“他還是很孝順，每次回家都會給爺爺奶奶買東西”。
鐘母打工的一個直接動因是鐘元上小學一年級時，她帶着鐘元去學校。看着其他小孩都有吃的喝的拿在手上，鐘元就坐在一邊羨慕地望着。鐘母想給他買，但一摸兜裡卻沒有錢，為此十分心酸。此後，無論打工加班多麼辛苦，有時甚至加至通宵、累流眼淚，鐘母都會想起這一幕堅持，“再苦再累，我也要給他買得起吃的”。此後，鐘母盡量在物質上滿足鐘元。
初中畢業後，鐘元辍學自謀生路，在家鄉到處打工。2004年，鐘母因受不了廣州的工作強度，聽妹妹勸告來到溫州樂清，在虹橋瑤南村附近打工居住，至今已十餘年。當地負責流動人口管理的社區網格員說，村子附近工業較少，因而流動人口不多，但好在僅存的兩家廠子效益不錯，因而鐘家人一直在此打工，能攢下一些錢。“他們一直住的木屋，很便宜，但前些年因為消防審查，木屋通不過，就換了一間。”
在鐘母看來，“我們的錢以後也是他的”，所以盡可能滿足鐘元的金錢要求。鐘母說，鐘元至少在生活上還算節儉，“衣服褲子經常都買的是20多元的地攤貨”。但鐘元似乎并不滿足于這樣的生活，想要更加出人頭地。4月，他在QQ空間裡發言：“隻要不死，總會出頭。今天累一點又有什麼關系，堅持加班。陽光總在風雨後。”
2012年前後，鐘元曾來過溫州投奔父母，靠着賣水果攢錢，後回家考了駕照。他在父母的資助下開了奶茶店，但最後虧了本。鐘元姨夫曾對媒體說，這次創業失敗鐘元虧了十幾萬元，後來用賣店的錢買了車，也沒有歸還父母。這得到了母親證實。
年僅16歲的女友則說，正是在開奶茶店期間，鐘元迷上了一種發紅包形式的QQ群賭博。當時鐘元與前女友分手失戀，也無心經營奶茶店。那是一種“猜紅包尾數”新型賭局。有媒體報道，這種賭局是莊家通過相關作弊軟件，控制所開尾數，讓自己穩賺不賠而多數人皆輸的遊戲。
“他就是被這個賭博給害了。”鐘母說，鐘元近些年經常向父母要錢，而他們一般會滿足，有時候甚至上萬元的給。錢要得頻繁了，鐘母會問：“錢去哪裡了？”鐘元則答複，拿去發QQ紅包了。“啥子紅包這麼嚴重，一天到晚都是要錢，用到哪去了？”鐘母曾這樣質問。一家人因為錢經常吵架。事發前，因為口角，鐘元和女友從家裡搬了出去，與父母相隔不遠。行兇後，鐘元将微信簽名改成了“大難不死，總會出頭”，其頭像是一個紅包遊戲标識。
賭博的窟窿，僅依靠父母的補助似乎補不上了。有媒體報道，過去半年，鐘元曾在57個現金貸平台有申請記錄，成功了56次，其中最近一個月借款次數高達31次。“他說欠了錢，一直跟我說都是幾萬幾萬，第一次說幾萬不清楚，第二次說是八萬，第三次就說還有三萬。”女友承認，鐘元确有欠款，都是鐘元和她共同還，但鐘元最後說快還不上了。鐘母也記得，鐘元一直說在外欠了錢，家裡為此貼了不少。事發前，鐘元還曾向家裡要過，說“還有三萬就還完了”，但當時鐘母已拿不出錢了。
“你自己去還，我老了，都沒錢了。”鐘母這樣對鐘元說。從鐘元出來打工到現在，其父母前前後後為他花了三四十萬元。對于網上相關報道，鐘母坦承“家人說的都是事實”，但她怎麼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兒子會在外欠了50多筆貸款。“50多筆怎麼可能?他有那麼大個膽子？”鐘母半信半疑地問，同時又說：“都是網絡把他害了啊。在外面貸款都有擔保抵押，他一個人什麼底子都沒有，他們為啥要給他貸款？”
8月24日前後，鐘元選擇了一條最殘忍的不歸路。鐘母回憶，鐘元事發前已有反常。“人整天沒得精神，走路感覺都很累”，鐘元似乎失去了往日鐘母所言的淩晨3點起來賣水果的精力。鐘母每日上班前為他做的早飯，到中午回家他都沒吃。晚上回家，他也不吃飯，隻聲稱在外面吃過了。
鐘母以為他是出去跑車太累，看着心疼。“這邊太陽那麼大，你就不去跑車了嘛。”鐘母說，“就算你不跑車掙錢，家裡還是有你的飯吃，養還是養得起你。”鐘元沒有理會，鐘母為此一度有點生氣。
事發後，鐘母才後知後覺地想起，或許在那一刻，他已在謀劃那條不歸路。
問責滴滴
距離那場兇案發生已過去一周，但鎮上的人心有餘悸。無論是出租車還滴滴快車司機都說，案子發生後，街上的女性乘客少了很多。三月内，滴滴順風車發生兩起命案，不少人談之色變。
當地滴滴快車司機稱，因為網約車有牌照限制，所以外地車不能開。而順風車，這一名義上的非網約車業務注冊門檻更低，成了諸多外地車輛的首選。女友也向記者确認，在四川老家時，鐘元曾開過滴滴，快車和順風車業務都有，但在樂清當地則隻開順風車，“因為外地（牌照）不能跑快車”。
幾乎可以肯定鐘元是有預謀的，而悲劇則是本可以避免的——趙珮遇害前一天，虹橋鎮上就有一位林女士搭乘該車，鐘元借口還另有乘客，将其帶至偏僻處圖謀不軌，林女士敏銳嗅到殺機，要求強行下車後，将此事投訴至滴滴平台，但滴滴未能及時處理，以緻鐘元次日接到了趙珮的單。“小姑娘就是單純，防範意識不強。”講到這裡，親屬都很懊悔。
事發後，滴滴來到了虹橋鎮處理相關事務并向家屬緻歉，同時公開宣布下架順風車業務，承認自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輿論風暴最猛之時，滴滴領導人程維和柳青一并發出聲明，再次表示道歉。趙珮親屬在殡儀館設起靈堂時，滴滴也曾派兩位代表來慰問，聲稱給逝者父母帶了營養品等物資，但被親友嚴詞謝絕。出殡當日一切平靜，未見滴滴代表前來哀悼，至少未公開身份。
趙方親屬并不能接受滴滴的道歉。在他們看來，道歉都是“泛泛而談”，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是滴滴管理的失職導緻了這場原本可能避免的悲劇。趙永曉透露，8月29日晚，滴滴代表與趙方親屬代表曾舉辦會談，原本打算約在老家村委會，但滴滴以安全為由要求約在鎮政府。會議上，滴滴以表達歉意為主，但未拿出任何實質解決方案，“更像是來試探家屬底線的”。
趙方親屬要求的解決方案的核心，是出具一份滴滴自身的責任清單，即滴滴具體錯在了哪裡。“雖然出了很多通告和道歉，但滴滴具體錯在哪裡，他自己并沒有講清楚。”趙的叔伯說，家屬想了解的是滴滴處理執行方面的細節和纰漏，“比如說，案發時滴滴一直講安全專家會聯系我們，但安全專家這期間到底做了什麼？這些目前都不清楚”。
案發當日下午，多次緻電趙珮不通的親友們于15點40分左右聯系上滴滴客服。但多輪回複後，客服僅聲稱加急标紅，“會安排安全專家為您處理，大概一小時左右會回複”。而閨密直到次日淩晨才接到安全專家來電，“問了一些沒用的問題”。此時，警方已在溝通近兩小時後，經發函才獲悉司機相關信息，将鐘元逮捕并押送指認現場。
事後，趙珮一位友人在網絡上表示，縱觀整個過程。有三個問題想問滴滴：一、為何嫌犯在前一天被投訴的情況下還能繼續正常接單；二、“安全專家”“相關人員”介入期間，滴滴平台究竟采取了什麼措施；三、親友的舉報投訴和滴滴的措施是否有完整的記錄。
他表示，無法接受滴滴出于“保護隐私”而拒絕将車主信息透露的理由，認為在不觸碰隐私的情況下，依然存在着諸多的解決辦法。比如，滴滴可在第一時間以平台名義聯系乘客和司機、可通過電話或傳真方式與屬地派出所确認案件真實性等。趙的叔伯也認為，滴滴後來緻電說訂單取消、司機聲稱趙珮沒有上車，證明滴滴是可以聯系到司機的。
“比如說安全專家，如果有一定級别，是否可在第一時間就聯系上司機，通過穩定其情緒及時制止犯罪。”叔伯說，目前具體執行細節上還有很多未知，他們已通過書面形式向滴滴提出了出具責任清單等訴求。本刊記者就該案責任清單、安全專家在案發期間執行細節等問題聯系滴滴公司，滴滴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正在全力配合主管部門安全全面檢查，相關責任可能要等檢查之後由主管部門來界定。
“事後的第一時間，大家都是情感宣洩，難免有一種悲憤情緒在裡面。但在情感宣洩後，應該是理性分析，這也更有社會意義。”叔伯說，道歉的意義是建立在承認具體犯了哪些錯的基礎上的，“如果說滴滴願意誠懇地把責任清單拿來，那我們借助大家的力量，去督促它完成這些整改，告慰逝者”。
而逝者，則永遠沒有機會重頭來過了。這個從小被家裡視作珍寶的姑娘，大學時每次往返溫州，幾乎都是父母開車親自接送。畢業後，她在溫州幼兒園做過老師，又在杭州做行政，每月工資3500元。一個月前，父母擔心她，親自開車将她從杭州接了回來。
為了見好友，她穿上了新買1600元的黑色Nike鞋。雖然家裡條件優越，但她平日節儉，修個指甲都會糾結半天，說自己是“内心戲豐富的窮人”。她自己掏錢，猶豫很久才從網上買了那雙鞋，為此還做了衣褲的精心搭配。也是為了省錢，當父母抽不開身時，她選擇了最劃算的滴滴順風車出行。
叔伯的記憶裡，趙珮單純善良，“是個佛系姑娘”，除了喜歡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對物質沒有過多要求。21歲她的平日文靜腼腆，話語不多，但每當有人誇她漂亮，“她就很滿足了”，會害羞地笑起來。
而她再也不會笑了。當親友再一次見到她時，她在家鄉一個陌生的地方永遠地睡着了。地上，放着一雙她新買的耐克鞋。
（文中趙珮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