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10年來最危險的一個夏天，加尼政府對阿富汗的控制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潰。建立1979年以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單一制中央政府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後以失敗告終，外國幹涉、恐怖襲擊、宗派主義等亂象與層出不窮的腐敗和貧困相伴随，使喀布爾成為一座被遺棄之城。但那裡的人們仍在繼續掙紮求生。
39年前，他是阿富汗最著名的“穆賈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語“聖戰者”，特指抗蘇戰争時期的遊擊隊員），率領一支上萬人的普什圖族武裝在邊境地帶嘯聚山林。26年前，他為奪取政府組閣權，以重炮和火箭彈轟擊首都繁華地段，造成超過5萬名平民死難。12年前，聯合國秘書處發布的一份報告将他領導的政黨稱為“阿富汗三個最主要的反政府叛亂中心之一”。而在2018年7月17日的這個下午，他就坐在距離我不足5米的長桌背後，手持一摞文件，義憤填膺地向在場的媒體控訴着“加尼政府操控選民登記的不公正行為”。
為了拜會古勒蔔丁·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Hekmatyar）父子，我在喀布爾等待了整整4天，其間曾經曆無數通電話交涉和一次長達40分鐘的面試。在阿富汗，政界人物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是一種需要冒巨大風險的行為：希克馬蒂亞爾曾經的政敵、“潘傑希爾雄獅”馬蘇德和前總統拉巴尼都是在會見自稱記者的訪客時，被暗藏的炸彈當場殺死，這使得那位碩果僅存的大穆賈希丁變得格外謹小慎微。但最終，他還是同意在一次小型新聞發布會後與我稍作交談，原因顯而易見——在2016年9月宣布放下武器、與政府達成和解之後，隻有混亂和動蕩才能給予希克馬蒂亞爾重新走上前台的機會。而加尼總統與副手杜斯塔姆之間的政争，以及圍繞即将到來的議會選舉發生的暴力活動，使他感到最佳時機已經到來，并且迫不及待地尋找一切發聲渠道。更何況，他的長子賈邁勒将代表伊斯蘭黨（HIG）參加10月的人民院選舉，也需要在國際媒體面前亮相。1.在喀布爾大學附近的卡爾特·薩基清真寺墓園，一名前來祭掃的普什圖族婦女（左）與一名哈紮拉族婦女（右）擦肩而過。2018年3月21日，墓園附近曾發生自殺式爆炸事件，造成近100人傷亡
隻有像希克馬蒂亞爾這樣的潛在不滿者會認為2018年的阿富汗存在着大把機會。涉外酒店中屈指可數的住客以及民間口口相傳的恐怖襲擊傳聞都顯示：最近10年最動蕩的一個夏天已經到來。在南部農村擁有大量支持者的塔利班（Taliban）度過了将近兩年的蟄伏期，恢複了對昆都士省和加茲尼（Ghazni）的軍事進攻。為了給拒絕加快和談進程的加尼政府施加壓力，塔利班及其分支“哈卡尼網絡”在今年1月連續襲擊了喀布爾的悉達特廣場和洲際酒店，造成400名平民死傷。活躍于賈拉拉巴德周邊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分支”（ISIS-K）也增加了制造城市自殺性爆炸事件的頻率，并在北方的朱茲詹省同時與政府軍和塔利班開戰。内外交困中的加尼總統，一方面要回應美國政府關于加速和談的壓力，同時還須逐一應對從要求修改選舉法的各大政黨到支持副總統杜斯塔姆的烏茲别克裔軍人在内的種種暗流。反倒是蟄伏多年的希克馬蒂亞爾，憑借與塔利班和杜斯塔姆之間的曆史淵源，出鏡率與日俱增。39年前他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今依然是。
2002年在美國支持下移植于阿富汗的三權分立政體和集中式管理體制，一度造就了高達21%（2009）的GDP增長率和5次成功的全國性選舉。但随着宗派矛盾的再起和腐敗狀況持續蔓延，經濟複蘇的動力已經趨于枯竭。“外來人”加尼總統與整體政治環境的格格不入，更加速了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從前穆賈希丁領袖、部落長老到卡爾紮伊時代的退休官員，都企圖充當資源再分配的仲裁人，并且具有同樣濃厚的排外色彩。百業蕭條之中，隻有罂粟種植和鴉片制備行業維持着異乎尋常的增長——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今年春天發布的報告，2017年阿富汗全國罂粟種植面積超過30萬公頃，鴉片産量接近9000噸，創造了40多萬個工作崗位，均為曆史峰值。它們所創造的黑色财富，更進一步流入走私、軍火販賣等地下經濟活動當中。2.由高大的混凝土防爆牆和多重武裝警衛把守的阿富汗民政部辦公大樓
3.在意大利公益組織運營的喀布爾唯一一家緊急外科手術醫院，來自昆都士的爆炸受傷兒童馬吉·布拉罕正在接受康複治療，左臂上放着的手機是他僅有的娛樂工具在“大博弈”和美蘇“冷戰”的頂峰期，外國幹涉勢力曾竭盡所能維持阿富汗政權在形式上的獨立，以構成一個緩沖地帶；但在今天，外界關心的僅僅是使動蕩因素不至于向周邊地區蔓延，而放任阿富汗國家本身一步步走向分崩離析。在此刻的喀布爾，沒有英雄主義，也不再有理想主義；有的僅僅是為生存做出的苦苦掙紮。外來者永遠無法理解，為了說服自己留在這片無政府邊緣之地，這裡的人曾經付出過多大的努力。
在電視山上
沒有人能告訴我“電視山”（TVHill）的本名究竟叫什麼。這座矗立在喀布爾市中心南方，頂端被通信鐵塔、電視信号發射機和種類繁多的天線所覆蓋的小山一度代表了阿富汗城市經濟的複蘇。2002年以前，在塔利班政權統治下的阿富汗，可用固定電話的數量據信約在1萬台左右，沒有移動電話、互聯網和電視台，連本·拉登也是通過收音機來了解外界發生的一切。為了使整整20多年都在倒退的城市經濟迅速恢複活力，也為了顯示新政權與全球化接軌的決心，由卡爾紮伊領導的第一屆民選政府從一開始就把電信業當成了複興經濟的支柱之一。2003年，阿富汗擁有了第一個屬于自己的國際互聯網域名。2005年，通信部宣布向民間資本出讓全國唯一一家電信業務公司80%的股權，并允許外國資本和民營企業進入移動電話網絡、電視台以及互聯網服務業的經營。2006年，中興通訊（ZTE）與卡爾紮伊政府達成一份總投資額達6450萬美元的協議，為阿富汗修建第一個覆蓋全國的骨幹光纖電纜網絡。政權更疊帶來的經濟績效，首先從電信業凸顯了出來。
俯瞰達魯阿曼大道的電視山見證了這一切。為了讓通信設備傳輸的數字信号覆蓋屬于谷地體質的喀布爾市區，7家移動通信公司、将近100家電視台以及超過150家廣播電台在電視山頂端建立了它們的信号塔和基站，藍色油漆刷出的“4G”和“高清通話”字樣顯示了設備的現代化程度。根據阿富汗通信部2017年公布的數據，全國3250萬常住居民擁有的移動電話數量已經達到3200萬台，超過500萬用戶接入了互聯網（另有1100萬人具備了上網所需的技術條件），租用自歐洲的第一顆通信衛星也已經在2014年投入運行。被數百座通信鐵塔和密密麻麻的線纜包圍的電視山成為喀布爾的新地标；在夜間，山間閃爍的紅色信号燈成為了美軍“黑鷹”直升機巡邏時的定位标識——防止武裝分子從電視山向市區發射火箭彈依然是一項棘手任務。阿富汗工商部過境貿易與運輸管理處處長薩亞德·葉海亞·阿克拉契博士但電視山同時也是喀布爾為數衆多的貧民聚居群落之一。塔利班政權垮台之後，流落在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亞五國的阿富汗難民舉家遷回故土，外省的年輕農民也蜂擁進入首都尋找工作機會。遍地瓦礫、住房極度短缺的喀布爾谷地無法為他們提供容身之所，遷徙者們便在地價便宜的電視山周邊落腳，形成了一個自然發展的貧民區，并且嚴格遵循着民族區隔和經濟階層分離的秩序：與“北方聯盟”政權一同歸來的塔吉克人占據了山腳坡度相對平緩的黃金地段，半山腰是以頭腦靈活著稱的哈紮拉人的社區，那些剛剛走出農村的普什圖貧民則隻能在最陡峭的山頂落腳。和南亞、阿拉伯半島以及非洲的許多地區一樣，經濟狀況稍好的居民會逐步蓋起磚混結構的獨立院落，最貧窮的那部分人則隻能蝸居在由大片苫布遮蓋的簡陋泥牆房屋之中。
貧民窟提供了一種觀察後發國家經濟和社會運行狀況的特殊視角。在印度和土耳其，盡管貧民窟長期被政府視為有礙觀瞻的市容瘡疤，但社區居民相對較高的教育普及率、繁忙的就業狀況以及運行平穩的内部秩序都顯示：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初期，正是泥闆房和棚戶區充當了必要的過渡；第一代入城者将在這裡站穩腳跟，通過進入工廠、開設小商店或者承接邊緣服務業逐步融入城市經濟循環，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他們的子女将在大城市接受基礎教育，最終找到離開貧民窟的機會。而在叙利亞、伊拉克以及“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一系列國家，萎靡的城市經濟使得入城者獲得穩定工作和收入來源的概率變得微乎其微；而共同的宗教習俗以及基于農村生活經驗的群居傳統則使貧民窟逐步演化成滋生地下經濟（走私、販毒、洗錢以及其他暴力犯罪）和憤怒情緒的熔爐。當地震、幹旱等重大自然災害造成數以百萬計的流動人口蜂擁入城之後，群體性不滿将在短期内上升至頂峰，繼而爆發以貧民窟為起點的大範圍政治動蕩，甚至内戰。
種種令人不安的迹象，如今也開始在電視山周圍緩緩浮現。重建帶來的紅利支撐了戰後喀布爾的第一個十年，但國際援助的退潮、腐敗以及勞動力市場的萎縮正在慢慢吞噬它。在2002年之後，是來自美國、中國和歐洲的援助資金幫助喀布爾人清理了電視山周邊的地雷場和垃圾堆，接通了水電，使定居在這裡成為可能。但無法平息的安全顧慮一步步地摧毀了國際力量為阿富汗規劃的複興藍圖，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則使電視山居民與他們身處的這座城市若即若離——盡管阿富汗政府公布的全國失業率數字低于10%，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2016年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有整整52.5%的本地居民從未進入勞動力雇傭市場。在電視山，大部分男性居民從事的是缺乏保障的水果售賣、建築零工和無牌出租車運輸業，以波卡罩袍蒙面的婦女則用烹饪和呆坐打發着日常時間。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從未接受過教育，對現任總統和即将舉行的議會選舉一無所知。
“我恨山下那些人。”在電視山高處的普什圖人聚居區，一名肢體殘疾的老人向我抱怨道。煽動民族仇恨曆來是普什圖族軍閥和既得利益者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這種仇恨大部分時間針對的是經濟狀況相對優越的哈紮拉族和塔吉克族商人，有時也指向外國人。2008年10月，加拿大華裔女記者馮文嘉曾在電視山附近被普什圖暴徒綁架，囚禁并性侵長達28天。類似的攔路搶劫、勒索和暴力沖突，幾乎每周都會在這裡發生。
一個星期之後，順風車司機沙克爾邀請我們來到電視山東南方的奧瑪拉汗山貧民窟，進入他家中做客。傍晚時分，當我們從山間小院離開時，沙克爾的一位鄰居神情緊張地湊上來，對他耳語了一番。直到第二天，沙克爾才告訴我這番神秘談話的内容。
“他問我，為什麼不把這兩個外國人綁起來藏到山裡呢？我們可以向他們的大使館要上100萬美元嘛！”
“喀布爾格勒”
薩亞德·阿克拉契（SayadYahyaAkhlaqi）博士是極少數主動提出接受我采訪的阿富汗政府官員。在2018年這個多事之夏，加尼政府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在擔憂明年大選之後的個人出路。工商部部長穆罕默德·法爾罕在尋求調任駐比利時大使未果後，氣鼓鼓地稱病請了長假。隻有分管邊境貿易和進出口申報業務的處長薩亞德表現出了罕見的熱情，主動邀請我拜訪他的辦公室。不過這未必是好消息：在阿富汗，政府機關的低下效率和貪腐之風差不多為一切階層所诟病；他們通常對任何媒體都充滿警惕，除非需要放出虛假的好消息。
工商部低矮的辦公樓位于達魯阿曼大道附近。直到穿過由混凝土防爆牆和沙袋、鐵絲網築成的兩道關卡後，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樣貌。在阿富汗，中央政府的辦公設施和國際機構駐在當地的辦事處差不多是最容易遭受自殺式炸彈攻擊的目标。在我停留于喀布爾的一個多星期裡，位于達魯阿曼大道兩側的政府建築群先後遭遇了兩次襲擊，死傷在30人以上。炸彈客不僅可能來自塔利班、“哈卡尼網絡”或者“伊斯蘭國”的派遣，與中央政府貌合神離的烏茲别克族軍人同樣不憚于為之，這使得公務人員往往膽怯如驚弓之鳥。在達魯阿曼政府街區，你很難憑肉眼判斷出各大部委辦公樓的位置——它們通常都會“隐身”在整堵防爆牆和架設有機關槍的碉堡之後。任何一位來訪者都必須經曆煩冗的安檢程序，并由一位相熟的職員陪同才能進門。
饒是如此，沒有任何人相信這種安全措施的可靠性。在阿富汗，行賄是一項必備的生存技能：從辦理護照到開設店鋪，從獲得出國留學推薦信到出具法律證明，每個環節都要用現金才能打通。在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2017年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阿富汗位列倒數第八，國民收入的5%以上被消耗在了行賄活動中。令人驚訝的是，賄賂的金額在許多時候并不是一筆巨款：一名負責把守基地大門的哨兵可以在索要相當于5元人民币的現金之後，就把陌生的外國旅行者放進大院閑逛一圈；不難想象，隻需稍微擡高價碼，他們便會讓身藏炸彈的可疑人員登堂入室。因此，盡管今天喀布爾的公共建築像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一般沙袋林立、戒備森嚴，所有人依舊會風聲鶴唳、緊張兮兮：你甚至無法确定站在你面前的那個人是否已經被收買。
身着花格襯衣和條紋西服的阿克拉契處長直到上午11點才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他談鋒頗健，帶着自豪的神情向我展示了一份俄文報紙，上面刊登着他關于阿富汗經濟前景的一篇演講稿。盡管始終拒絕出具任何統計數據，阿克拉契依然清楚地闡明了他的意圖：在城市經濟複蘇陷入瓶頸的2018年，阿富汗政府企圖通過擴大進出口來擺脫困境。但加尼政府顯然無法獨立承擔建設公路系統的成本，也缺乏開拓市場的經驗。像曆史上許多時候一樣，他們選擇把問題抛給外來者：首先勾勒出一幅誘人的藍圖，随後毫不猶豫地待價而沽。
在阿克拉契看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構成了一項天然資本，使他有底氣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在亞洲，隻有阿富汗同時和南亞、中亞、中國這三個增長勢頭迅猛的經濟引擎相接壤。這是一個30億人口的大市場，而阿富汗是其中的橋梁，擁有獨特優勢。”我絲毫不懷疑，在50或60年前，也曾有另一個阿富汗政府處長向美國和蘇聯記者兜售過類似的論調，并最終得償所願——1955年12月，短暫造訪喀布爾的赫魯曉夫在四十柱宮簽署了給予阿富汗10億盧布長期貸款的協議，連通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山區公路以及著名的薩朗山口隧道即是用這筆款項修建。作為回應，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也于1959年到訪阿富汗，同樣在四十柱宮簽署了援建赫拉特、坎大哈兩地公路幹道和機場的協議。這些曆史範例給了阿克拉契足夠充足的底氣，使他樂于以循循善誘的姿态做出暗示：倘若中國希望自阿富汗的戰略位置中獲益，就必須承諾承擔一切資金和制度成本。
這種“凡事理所應當”的心态，使我每每感到不悅甚至抵觸。阿克拉契似乎已經默認他所代表的政府無法為改善時局做出任何主動努力，因此動辄表現出一種推銷員式的機靈：“現如今，阿富汗有70%的出口貿易額是來自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邊境外貿，交易産品主要是地毯、羊毛織物和幹果。為什麼中國不考慮進口我們的銅、鐵、大理石和有色金屬呢？隻有你們的制造業體量能消耗如此之多的原材料。”在談及加尼政府扮演的角色時，他的口氣猶如一個局外人：“我們國家的安全問題和腐敗吓跑了不少潛在的投資者，隻有和外國政府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改變這一切。”更準确地說，是由外國政府負責解決問題，喀布爾當局在一旁呐喊助威。
任何一個對中亞事務稍有了解的觀察者，都可以窺出阿克拉契羅列的那些老生常談的“機遇”背後包含的陷阱。估價超過1萬億美元的礦藏和工業原材料的确存在，但它們分布在興都庫市山脈兩側大大小小的谷地中，開發進程随時可能被來自塔利班和各色部落武裝的襲擊所打斷，也沒有理想的公路或鐵路将礦石運送出去。朱茲詹省的天然氣田距離已經開工的中亞—南亞四國天然氣管道（TAPI）路途遙遠，若做單獨開發成本不夠經濟，出口也須仰仗鄰國的鐵路線。至于從19世紀80年代就開始論證的卡夫—赫拉特邊境鐵路（全長140公裡）項目，它在2017年夏天才簽署建設備忘錄，預定于2019年3月通車，然而确切進度始終不詳。
信心滿滿的阿克拉契處長顯然不曾知曉，就在他邀請我造訪工商部辦公樓的同一個星期，前“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官、美國海軍退役上将詹姆斯·斯塔夫裡迪斯（JamesG.Stavridis）在個人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聲色俱厲地斥責稱：阿富汗礦産開發中存在的腐敗已經侵蝕了美國重建當地安全秩序的努力。按照這位參與過阿富汗戰場增兵決策的前美軍将領的看法，最近十多年來，喀布爾政權的官員一直在延宕新的采礦法的制訂，并有意使資金監管流程變得混亂不堪，以便從中牟取私利。每年有超過3億美元的礦石走私收益落入塔利班之手，另有數十億美元被用來行賄高官和收買民兵頭目，以使他們對非法開采活動網開一面。
于是，經濟問題最終以政治和安全沖突的方式獲得了呈現。普通民衆并未成為礦石出口的受益者，他們在漫長的失業和貧困煎熬中越發與政府離心離德，或者選擇出走成為難民、或者成為塔利班的潛在支持者。後者則由于掌握了這筆可觀的地下财源，得以繼續購置軍火、招兵買馬，使全國局勢重新陷入動蕩，繼而迫使充當秩序維護者角色的美國再度向前線增兵。誠如斯塔夫裡迪斯所言：“阿富汗人損失的每一分錢，最終都将由無計可施的美國納稅人來買單。”解決問題的關鍵遠不止是增加經濟進賬，還包括徹底重建政治秩序。
按照這位退役五星上将的想法，特朗普總統應當把美國司法部、緝毒局、海關、國務院禁毒與國際執法事務局以及聯邦調查局的精英團隊派遣到喀布爾，越過阿富汗政府、直接逮捕走私和貪腐要犯，将他們引渡回美國受審，并敦促加尼政府盡快通過一系列新的懲戒經濟犯罪法。但對像阿克拉契這樣的聰明人來說，他更關心自己能從一地雞毛的時局中獲得什麼。臨别前，這位經濟學博士用真誠的語氣再三向我追問道：
“會有中國企業看到我們的誠意，對不對？您能幫助我發表一篇關于中阿經濟合作前景的論文嗎？”
永不退休的人
和中年時代那些橫眉怒目、滿臉戾氣的照片相比，今天坐在我面前的老希克馬蒂亞爾更像是一位大學教授。他戴起了老花眼鏡，灰白色絡腮胡須和鬓角梳理得整整齊齊，語速慢條斯理。陪伴在他兩側的有伊斯蘭黨的幾位創黨元老、他本人的三個兒子以及曾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囚禁于黑獄達6年之久的女婿蓋拉特·巴赫爾；沒有荷槍實彈的衛隊，也沒有迷彩服和RPG火箭筒。事實上，若不是這次新聞發布會選在了一處堅固幽暗的地堡中舉行，它和那些正常國家的政黨領袖見面會幾乎毫無二緻：從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倘若您的父親是出生在一個萬事井然有序的和平國家，他的好口才會更有用武之地的。”我向40歲的賈邁勒·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JamalJamaluddinHikmatyar）感慨道，他是伊斯蘭黨的後備團體“青年改革組織”的發起人。但出生于巴基斯坦的賈邁勒對此并不完全贊同：“希克馬蒂亞爾家族在阿富汗政壇的影響力并不是靠言辭取得的。我們的支持者很清楚他們希望獲得什麼，而我父親比其他政治家更不容易妥協。”
除去“不妥協”或許确鑿無誤外，這番陳述中的每一個字眼都充滿了自我粉飾的意味。在識字率長期低于30%的阿富汗，普通民衆擁有的僅僅是樸素的民生訴求，而不是迂闊抽象的政治理念。那些思想和主義，那些從阿拉伯世界漂洋過海而來的激進政治學說，最初僅僅是少數精英知識分子的自娛自樂。在蘇聯入侵前夜的1978年，阿富汗高等院校每年的入學人數剛剛突破2萬人；累計不超過20萬的大學畢業生，加上1萬多名留學歸國人員，就是這個1500萬人口的國家僅有的知識精英。和終日與羊群、禮拜為伴的父輩們相比，這些年輕人與他們在歐洲的同齡人擁有更多共同點：一樣樂于挑戰傳統，一樣躁動不安，也一樣渴望改變世界。區别在于，1968年席卷西歐的學生運動最終變成了一場“茶杯風暴”，而在阿富汗出現的卻是天翻地覆。
1968年，28歲的布爾漢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Rabbani）從埃及學成歸來，成為喀布爾大學最年輕的宗教學教授。由他傳遞回國的還有穆斯林兄弟會的秘密結社理念，以及埃及詩人、激進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的著作《裡程碑》。在中東世界，庫特布主義是作為埃及總統納賽爾倡導的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被提出來的；它針對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六月戰争”中的慘敗，鼓吹摒棄“扶植猶太人”的美國和“無神論者”蘇聯的影響，回到原初伊斯蘭教法，通過宗教激進主義來為穆斯林國家謀求出路。而20世紀70年代的阿富汗，恰好處在與之類似的曆史語境中：随着查希爾國王在1973年被革命推翻，新上台的達烏德政權越來越傾向于引入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蘇聯資本，仿照蘇共模式建立的阿富汗人民黨也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對喀布爾大學那些年輕的庫特布主義者來說，即将開始的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首先将親莫斯科勢力從全國驅逐出去，随後依照庫特布的指引，從無到有地建設一個融合了宗教激進主義與現代工業經濟的新國家。
1969年，庫特布主義地下社團“伊斯蘭青年團”取得了喀布爾大學學生會的實際控制權。在随後的幾年裡，校園變成了形形色色激進思想的辯論場；從庫特布主義、斯大林主義到抵制工業文明的伊赫萬主義，千奇百怪的外來學說都在年輕人中俘獲了自己的信徒，彼此攻讦不休。那些擁有穩定民主傳統的國家會把這類論戰當作有益的政治鍛煉，但在依舊深受中亞仇殺風氣影響的阿富汗，口舌之争很快演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個人沖突。1972年，23歲的工學院學生希克馬蒂亞爾在械鬥中打死了自己的校友、信仰激進共産主義的年輕詩人索罕丹。3年後，他又企圖暗殺同為工學院學生和庫特布主義者的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adShahMassoud）。達烏德政府對這場發端于象牙塔内的青年革命頭痛不已，下令逮捕拉巴尼、希克馬蒂亞爾等人。後者流亡到巴基斯坦，在白沙瓦組建了自己的民兵組織“古勒蔔丁伊斯蘭黨”，開始投入武裝反政府活動。
在思想源流上，最近40多年裡阿富汗所遭遇的軍事沖突絕不僅僅反映了本土抵抗者與外來入侵者之間的矛盾。遠在1975～1978年，代表蘇式社會主義影響的達烏德政權和人民黨當局已經與庫特布主義者領導的遊擊隊爆發了局部内戰。而在蘇軍撤出之後的1992～1996年，庫特布主義内部的兩大軍事集團——希克馬蒂亞爾的伊斯蘭黨和馬蘇德、拉巴尼旗下的伊斯蘭促進會（Jamiat-eIslami）又進行了長達4年的全面内戰，并直接帶來了塔利班運動的興起。在每一場沖突中，希克馬蒂亞爾都是主角。伊斯蘭政治學研究者、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EUI）教授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Roy）對此提供了一種解釋：馬蘇德和拉巴尼的少數民族（塔吉克人）背景使他們更傾向于溫和、漸進地建立庫特布主義政體。而希克馬蒂亞爾不僅擁有身為普什圖人的傲慢，而且較早受到了伊朗革命的啟發，堅信僅靠一支由少數精英建立的革命武裝便足以奪取全國政權。正是他率先開創了在邊境地區建立訓練營、招募流亡者和難民組建武裝力量的模式，并率先接受巴基斯坦政府的資金和軍火援助；也是他喚起了普什圖民族主義者的野心，使内戰進一步異化為族群間沖突甚至屠殺。
在這場交織着毒品、金錢、結盟和背叛的權力遊戲中，穆賈希丁們身上最初的理想主義色彩逐漸褪去。庫特布對建立理想伊斯蘭社會的熱望（盡管未必明智）已經蕩然無存，留下的隻有野心、貪婪、黨同伐異和極度的不寬容。在這種背景下，塔利班運動的興起遂變得順理成章：和庫特布主義催生出的知識分子型軍閥不同，起家于“阿富巴”難民營中的塔利班有着更強的反智色彩。事實上，普什圖語“塔利班”（Taliban）一詞的字面意思便是“學生們”——一群出生于邊境難民營、僅僅在免費提供食宿的宗教學校中接受過《古蘭經》授課的年輕學生。他們從未到過埃及或歐洲，對希克馬蒂亞爾精通的現代工程學一無所知，但對穆賈希丁統治之下的腐敗、動蕩和屠殺已經深惡痛絕，而這正是當時阿富汗的主流民意。因此，從1994年夏天開始，塔利班僅僅花費兩年時間就控制了阿富汗接近90%的領土。但在那之後，他們重蹈穆賈希丁的覆轍，不曾兌現關于恢複和平和繁榮的許諾，卻把主要精力用在鏟除“西化”印記以及貫徹一種極端複古的宗教價值觀上。希克馬蒂亞爾倉皇逃往故鄉昆都士。在建立一個由伊斯蘭黨領導的普什圖人主體政權的希望落空之後，巴基斯坦當局撤回了對他的支持，而他麾下的士兵争相倒向了同樣由普什圖人領導的塔利班。1997年，希克馬蒂亞爾家族出走伊朗，在德黑蘭度過了5年多不甘寂寞的寓公生活。2001年底“北約”入侵阿富汗之後，他潛回到“阿富巴”地區，與昔日的仇敵塔利班以及一度受他庇護的“基地”組織結成了某種非正式同盟，參與對政府軍和“北約”部隊的軍事行動。2006年12月，希克馬蒂亞爾告訴巴基斯坦電視台GeoNews的記者：“是我幫助本·拉登逃出了托拉博拉山洞，并把他轉移到安全區。”盡管已經恢複了抗蘇戰争時代四處流竄、不見天日的生活方式，他的語氣卻依然有如内閣總理，時而要求美國撤軍、時而指責新政權治國無能。
希克馬蒂亞爾曾經的保镖謝克爾告訴我：“将軍反感自己被視為巴基斯坦代理人。他希望你們了解，即使是在2006年前後處境最艱難的那段日子裡，他也沒有離開阿富汗，而是居住在對他極度忠誠的東北農村。”重掌中央政權的可能性随着時間推移變得微乎其微，要求外國軍隊立即撤出同樣成為一句大話；最終，希克馬蒂亞爾選擇了實用主義的生存智慧：2016年9月29日，伊斯蘭黨與加尼政府簽署和平協議，承諾放下武器、作為一個普通政黨回歸公共政治生活。在阿富汗人民院的249個議席中，該黨擁有16席，僅次于拉巴尼創建的伊斯蘭促進會。在銷聲匿迹近20年之後，希克馬蒂亞爾回到了喀布爾，與加尼總統一同出現在許多政治集會以及禮拜活動中。在馬蘇德和拉巴尼相繼遇刺之後，他已經是最後幾位在世的大穆賈希丁之一。一群年輕的喀布爾市民在和平協議簽署地附近舉行了抗議示威——距離由希克馬蒂亞爾挑起的喀布爾圍城戰過去還不到25年；那5萬名在激戰中喪生的無辜貧民的親屬，依然對這位留着大胡子的普什圖人記憶猶新。1.在四十柱宮附近的一處巴紮（市場），希克馬蒂亞爾曾經的保镖沙克爾·艾哈邁德與朋友們圍坐在一起
2.伊斯蘭黨後備團體“青年改革組織”發起人、前總理之子賈邁勒·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
3.阿什拉夫·加尼在戰後重建初期曾經擔任過卡爾紮伊政府的财政部長，2014年在第三屆總統大選中勝出，執政至今（視覺中國供圖）“一個整整40年都在從事戰争的老兵，能夠适應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活嗎？”我向賈邁勒提出了質疑。
“請相信我父親的誠意。”這位出生在巴基斯坦、和父親一樣學習過工程學的中年人告訴我，“在普什圖人群體中，‘希克馬蒂亞爾’依然是一個有号召力的姓氏。他的政治經驗和折沖樽俎能力，可以為政府與塔利班之間的和談提供幫助。今天的這次發布會，則是為了在阿富汗建立更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更何況，今天的伊斯蘭黨依靠的已經不隻是手持步槍的老兵。我們正在招募更多年輕人，以利用他們的知識和國際視野。”
作為父親的新聞發言人，賈邁勒占用了全部40分鐘單獨談話的時間。他告訴我，希克馬蒂亞爾本人十分願意接受我的訪談，但需要在一個星期之後：此刻，他正在斡旋一樁極為棘手的政治糾紛。
牆上的風筝
“為何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如此仇恨阿什拉夫·加尼（AshrafGhani）總統？”太陽落山之前，我在舍爾浦的一家咖啡店裡詢問拜拉特。街道上遊行的烏茲别克人隊伍剛剛散去，在2018年夏天，這是阿富汗最新的一樁政治風波：普什圖人加尼與第一副總統、烏茲别克裔軍閥杜斯塔姆（AbdulRashidDostum）之間的冷戰。希克馬蒂亞爾口中那樁待調解的“糾紛”，正是指這場風波。從政府官員到升鬥小民，幾乎所有人都在暗示：安全形勢的惡化和外國資本的撤出要歸咎于加尼。而精通三國外語的記者拜拉特看上去會提供更中立的解釋。
“加尼的全部問題都在于，他基本是一個外來戶，沒有人和他站在一邊。”拜拉特看上去憂心忡忡，“卡爾紮伊是後塔利班時代政治秩序的實際運作者。他有一批普什圖族上層人士作為基本盤，又把那些穆賈希丁軍閥——馬蘇德的兄弟、伊斯梅爾·汗、杜斯塔姆等等——召進了政府，許以高位，從而控制了外省勢力。通過在第二個任期内結交巴基斯坦和伊朗，并且做出一副不惜與美國為敵的姿态，卡爾紮伊成功地将他自己的形象和阿富汗的國家尊嚴捆綁到了一起。沒有人敢再置喙他的腐敗問題，因為他已經成了民族英雄。加尼不一樣，他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在本地毫無根基。一旦手握兵權的杜斯塔姆和他翻臉，與巴基斯坦的關系又趨向冷淡，卡爾紮伊留下的爛攤子就會在他任内進一步腐爛發酵。你們聽到的那些謾罵之聲大部分來自他的政敵：在阿富汗，懵懂的老百姓是不會有多麼深刻的政治見解的，他們總是被幾個大人物領着走。”在達魯阿曼宮廢墟附近的一處崗哨，三名阿富汗國民軍士兵正在煮茶在2002年為過渡時期的阿富汗籌備一部新憲法和一個新政府之際，由聯合國安理會和八國集團（阿富汗的6個鄰國加上美國、俄羅斯）組成的國際陣營實際上面臨一組互相矛盾的目标：從維護少數族裔權利、增加新政權合法性以及承認固有均勢的需求出發，應當建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新政體，避免一家獨大。對已經形成事實割據狀态的塔吉克族、烏茲别克族和哈紮拉族聚居區，可以考慮允許其自治，從而形成全新的聯邦制格局。但對當時同時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争的小布什政府來說，隻有迅速建立一個行政力量至上的新政權，接過由國際力量承擔的安全和财政義務，才能在較短時間内穩定住阿富汗的全國局勢，減輕美國在“反恐戰争”中面臨的巨大壓力。最終，現實需求壓倒了理想化的設計，阿富汗在2004年1月通過了一部全世界集權程度最高的新憲法，并于同年10月9日匆匆舉行了1988年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選舉。
職業外交官哈米德·卡爾紮伊（HamidKarzai）從一衆候選人中脫穎而出。這位普什圖人出身杜蘭尼王室坎大哈分支，擔任過穆賈希丁政權的外交部副部長，曾在歐美各國為馬蘇德的“北方聯盟”部隊争取财政和外交支持，因此同時獲得了君主派、普什圖人上層、軍閥勢力和美國政府的支持。盡管一度被譏諷為政令不出首都的“喀布爾市長”，但卡爾紮伊很快展現出了他長袖善舞的手腕：與普什圖族大部落和穆賈希丁軍閥有關的社會名流被延攬進了政府，或者擔任内閣要職、或者成為省長，從而在新政權和割據勢力之間建立了一個暧昧的同盟。在經濟和社會重建上，卡爾紮伊鼓勵外國資本進入阿富汗市場，并為獲取國際援助進行了不遺餘力的遊說，但在重建法制和肅清腐敗方面進展緩慢。在2009年疑窦重重的第二屆總統選舉中，卡爾紮伊在競争對手阿蔔杜拉·阿蔔杜拉憤而退出的情況下自行宣布赢得連任。獨立調查機構選舉訴訟委員會（ECC）根據抽樣統計結果得出結論：在有效投票數量尚不足460萬的情況下，有28%的選票存在僞造和賄買嫌疑。
但卡爾紮伊自有全身而退之策。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内，他毫無先兆地變成了一名民粹主義者，矛頭直接指向要求他分散權力和打擊腐敗的美國奧巴馬政府。恐怖襲擊無法平息的責任被推卸給了外國駐軍，美軍飛機在空襲“伊斯蘭國”控制區時誤傷阿富汗平民的畫面在電視台被反複播放，“北約”反恐部隊甚至在喀布爾抓到了一名巴基斯坦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的衍生分支）的高級官員：此人奉命前來與卡爾紮伊當局舉行秘密談判，以便在阿方的資助下給鄰國巴基斯坦制造麻煩。由于卡爾紮伊堅持要求奧巴馬承認“美國在十多年的軍事行動中對阿富汗人民犯下的錯誤”，暴怒的美國國務卿克裡在2013年11月幾乎打算放棄續簽與阿富汗的雙邊安全協議。但在權衡利弊之後，做出妥協的是美國人：從那時起到2024年，華盛頓當局依然需要給予阿富汗每年超過40億美元的安全援助款項，同時1萬餘人的國際支援部隊（RSM）也将繼續駐紮在該國。
世界銀行第一位阿富汗籍經濟學家加尼在2014年接過了總統之職，卻發現剛剛度過了第一個十年的民選政府正在迅速走向崩塌。與卡爾紮伊家族有關的喀布爾銀行在2010年因為8.5億美元國際援助資金被盜用幾乎宣告破産，信息和文化部前部長拉欣被發現涉嫌貪污超過100萬美元的文物保護善款，著名穆賈希丁卡迪爾之子則卷入了一樁2.69億美元的面粉走私案。繼塔利班殘餘勢力之後，“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分支”也在東北邊境興起，不斷制造針對政府機關和外籍人士的自殺性爆炸事件。在擔任卡爾紮伊政府的财政部長期間，加尼曾被視為亞洲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但那些由他一手引入阿富汗的跨國企業和資本如今卻在快速出逃。
在2018年這個風波疊起的夏天，内部分裂已經使加尼在明年赢得連任的希望變得極度渺茫。第一副總統杜斯塔姆在2017年因為卷入一樁政治綁架和虐待案，遠避到土耳其隔岸觀火。加尼要求将他引渡回國受審，卻招來了烏茲别克裔軍人的兵變和示威遊行。出面調解的是永不退休的老希克馬蒂亞爾：他願意憑借與那位大軍閥的私交，說服他先行回國、接受司法調查；交換條件則是修改将在今年10月舉行的國民議會人民院選舉的投票規則。根據2005年制定的選舉法，人民院的議席分配并不基于黨派得票率，各黨候選人隻能在單一選區報名參選，這無疑削弱了受到部落領袖和割據武裝支持的主要大黨的優勢。故而在這場府院之争中，幾乎所有老資格黨派都支持希克馬蒂亞爾的提議，要求将1/3的議席改為按政黨得票數分配。他們的領導人擁有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詳的家族姓氏：拉巴尼的兒子薩拉赫丁，馬蘇德的弟弟艾哈邁德，以及賈邁勒·希克馬蒂亞爾。諷刺的是，由于2002年以來曆屆政府混亂的管理，僅有1200萬法定選民的阿富汗卻有超過2000萬張有效的身份登記證件在流通，這使得希克馬蒂亞爾在7月17日的新聞會上怒不可遏，斥責加尼企圖舞弊。
結束與拜拉特的談話之後，司機謝克爾邀請我們造訪他家的小院。這位曾經的伊斯蘭黨戰士、希克馬蒂亞爾的前保镖在2008年短暫離開過他的老上司，孤身一人前往迪拜打零工。在異國他鄉感受到的善意使他決心結束戰場生涯，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過完餘生。在那之後，他和妻子陸續有了四個女兒，并在2017年迎來了第一個健康的男嬰。當我們踏進奧瑪拉汗山上的貧民窟時，謝克爾正把這個孩子抱在懷中。他說那是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要努力活下去，看着兒子長大成人、讀書識字，開啟一種與他本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謝克爾家客廳的牆上，挂着一隻修補過的橘紅色風筝。在塔利班統治的歲月裡，放風筝這種阿富汗傳統的休閑活動曾經被完全禁絕，直到2002年以後才重新回到喀布爾。幾個月之前，謝克爾的大女兒從山路上撿回這隻風筝，預備有一天可以和弟弟一起帶着它登上山頂。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在這個還在牙牙學語的嬰兒長大之前，風筝仍舊會安靜地待在牆頭，挨過喀布爾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夏天。
7月27日，我在迪拜讀到了一則簡訊：在我們離開喀布爾之後第二天，杜斯塔姆終于從土耳其回國。當迎接他的車隊離開喀布爾機場之後，一名“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候機廳引爆了炸彈背心，造成64人傷亡。
又過了三天，我在北京接到了伊斯蘭黨總部一位秘書的電話：“希克馬蒂亞爾将軍現在随時可以接受你的專訪。将軍非常願意和年輕人交談，他認為改變阿富汗的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