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描述一個人時，她的一切都在說話：微微傾斜的姿勢，能瞬間淚目又能含住眼淚的眼睛，好像總也言之不盡的嘴唇。“所有的風格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天天一年年的累積也不明确，甚至很多時候，經曆了很多黑暗和迷茫，自己都不知道該往哪條路上走了，才慢慢地看到一個光亮，才找到了那個方向。”
大時代裡的朗讀者們
“我看重的人，他偏偏不看重電視，不願做熱點。”這一季《朗讀者》現場朗讀的嘉賓有143位，而真正接受董卿采訪的嘉賓是60位。從1月份錄到最後一個在長城上走路的鏡頭，董卿始終惦記着采訪對象。她惟妙惟肖地學張彌曼溫柔地拒絕自己，這位不久前在世界女科學家頒獎典禮上，用法、俄、瑞典語和中文緻辭的82歲的古脊椎動物學家說：“董卿啊，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歡你，但是我們不會來錄節目的，我要帶福睿斯去野外考察。”
董卿追一個電話，再追一個，終于發現對方有點動心了。說服賈平凹也是她今年最得意的事之一。先是在文聯大會，賈平凹說：“我連普通話都不會說，朗讀是丢人現眼。”她給他女兒打電話，再通過出版社出書的編輯，找出版界的領導，想盡了一切辦法。賈平凹依然硬氣，來了隻談書，董卿心想“上了台就聽我的了，哈哈！”，于是聊了兩個多小時。她聊起自己的采訪對象一臉的得意、傾慕，熱愛着與他們交鋒的每一分鐘，尤其是那些讓她“為難”的人，但“我喜歡的就是他這一點”。
越來越難以取悅的還有觀衆。“這個時代自制視頻已經泛濫，傳播沒有門檻，一打開手機，雞湯、勵志，文字千千萬，我們讀什麼？”董卿說，站在推薦者的角度，她從一開始就覺得恐慌。浙大數學系的蔡天新讀過一篇蒙田的《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我們知道的知識，跟我們的無知相比，僅是滄海一粟”。這讓她不斷審視自己，“你有沒有找到真正好的東西？”。
“我對語言非常非常熱愛。主持人被稱作吃開口飯的，我已經做了24年。你可以說一些很流利但卻完全不會被記住的話。一開始不會察覺，慢慢地就有一個覺醒的過程了。”她做這一行做到很後來，才發現把話說好聽，是一件沒底的事。“那個話還能說得更好，能瞬間讓人淚目，或者瞬間熱血沸騰。剛開始我也隻認為語言是工具，後來才知道語言是藝術。”
無論《中國詩詞大會》還是《朗讀者》，都出現在真人秀、歌舞節目被觀衆看膩了的時機裡。董卿對此非常清醒，“正好是知識需求、閱讀需求的機會，我趕上了一個好時候”。
直到現在，她每采訪一個嘉賓，上台之前還是緊張得手心出汗。“深呼吸。”作為制片人她前一秒還在疲勞和焦慮裡，下一秒就要雲淡風輕面帶微笑，她說：“我不是機器，一換頻道臉就變了，我還是個比較真實的人，我希望笑容是真實的。”别人不理解她，20多年主持人生涯裡，董卿本人就是“大場面”的代名詞，而且《朗讀者》又不是直播節目。但她确實累到對團隊說：“我覺得我上不了台了，我怕我顯得不夠美好……”
文化電視節目一度進入低谷，2016年以後恰恰迎來一個小高潮。雖然電視始終被認為是快餐文化，到今天已經鮮有新奇了。“傳統媒體裡必須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傳遞最精髓的文化。”文學、電影，靠的都是一個人文的内核。可是到她手中“人文”到底要表達什麼？她要的不是訪談錄，不是紀錄片，也不是藝術人生。盡管聽董卿講故事是一件極其有畫面感的事。她給我講了一個住在雲南巴拉格宗大山深處的普通人修路的故事，他10歲時因為被鐵水濺到眼睛，走了五天山路才出去，雖然瞎了一隻眼，卻看到了電、燈、汽車。“他的一生都改變了。”董卿講他如何拼命掙錢，如何忍受鄉親的唾罵，如何想象父親坐在副駕上一起在這條路行進。然而父親卻在公路修到最後一公裡時離世了。下載“中讀”App，使用右上角的“掃一掃”功能，掃描本圖即可觀看本刊主筆葛維櫻采訪董卿的花絮視頻，感受不一樣的AR閱讀樂趣（溫馨提示：手機掃描豎圖時，請将雜志旋轉90度）（黃宇攝）董卿選擇了一種看起來危險的方式，用帶着一點狂熱的情感講述，我想她本人應該比其他人更受這種激情的席卷。采訪這一天，我早上6點半收到了她的微信：“熬了個大通宵，采訪改在1點好嗎？”她的淚點非常低，這一天是《朗讀者》第二季收官之夜。從去年7月到今年8月，又是一年的不安和焦慮。特别是後期制作階段，“在别人的美夢中，我看着機房的玻璃天花闆漸漸透出天光，又一天生命流逝了”。
活的語言，人與文本的橋梁
做《朗讀者》第二季之前她很猶豫。“怕沒有第一季那麼好。”盛名之下，她承認“做這一行，總希望被認可、被贊美”。直到她采訪94歲的肝髒外科大夫吳孟超。“他86歲的時候接到一個誰都不願意開的病人，肝部腫瘤重達9斤，女孩20歲出頭。吳孟超看了願意親自動手術，護士長攔着：他萬一開壞了，這晚節不保。‘我的名譽算什麼啊？我不過就是個吳孟超，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職。’”董卿在采訪時眼淚直砸。
她保留着專業領域所能容納的感受力的最大化，“這個特質挺好的，雖然我小時候為自己的‘易感’難為情”。她描述自己小時候看到電視裡一個受冤枉的黑人被施以電刑時，依然驚恐。“職業總是磨滅很多個人的東西。尤其主持人這個行業很消耗，不僅體力，還有情感的消耗。”
所以她從一開始就在劃定界限，把自己能量的一部分用來框定自己。勤奮、毅力和對自己能力的持久信心，使她不停地想出一系列情節、細節和畫面。今天的視覺要求已經随科技進步，“閱讀”的形式感開始被看重，人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對文學作品的表達上，而不是放在文學作品本身。在和她一起工作的人看來，她就像羅馬士兵一樣，每次停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挖戰壕。“我看事物就是一條抛物線，規則就是達到頂峰，下滑。”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個場景，每一段講述中，她都帶着一種确定和持續的決心，從不左右踟蹰。毫不留情的膽量，在電視和鏡頭語言已經成熟到今天這個程度時，仍可以開辟新空間。“畫面為什麼暗，停頓一秒還是一秒半，音樂不行。”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工作裡：對于美感的需要，精微的道理，和對自身越來越高的風格的要求。“起初形态也不清楚，是先讀再聊，還是先聊再讀，還是邊讀邊聊？”摸索的過程中，她的導演講了個自己的故事，說小時候家裡養了一隻大狗，特别喜歡，後來那隻狗老死了，她弟弟自己去埋那隻狗，弟弟很瘦弱，穿得很單薄，雪花飄在他小小的肩膀上，那個肩膀在抽泣。講完了所有的人都掉了眼淚，然後她讀了一篇小男孩養狗的故事。《朗讀者》的模式，在這樣每天都會出現在辦公室裡的演練裡，逐漸清晰。
幫觀衆度過生命中甯靜的時刻的，是故事和人之間的空隙。在其中，形成了人與人、人與作品之間的交流，發展出了另一個傾向，進行更持久的延續。特殊經曆和天賦異禀綜合在過去的文學作品當中，一個當代的诠釋者，提供的空間顯得非常明确。每個詞，都有一個新的意義。加諸每一個個體的故事，這樣一直疊加，直到語言停止。每一個主題詞都分了四五個不同的層面由不同人诠釋。
“把那部分東西喚醒。”戲劇性的架構，真實的人物性格，洋溢着感性的對話場景，沒有表演的表演。今年最觸動她的是餘華。餘華對于“故鄉”的理解，和他對想象力的運用，在細節、風格、架構和圖像、隐喻的光輝裡使用。盡管隻在忠實描繪世界的一個短短的篇幅裡，将事物的本真狀态，真實呈現。
“他引用了馬爾克斯的一句話來形容他和故鄉和父母之間的關系。我們最後一期節目主題詞是故鄉。他說，父母神奇在哪裡？偉大的馬爾克斯告訴你，父母健在，我們和死亡之間隔着一層墊子。父母不在了，我們就直接坐在了死亡上面。”
主流的文學雖然存在，卻過于遙遠，缺少了和諧、普适的表達方式，現代的傳播中，缺乏有表達力的聲音，人的内心世界，理智膨脹，内心迷茫，缺少适合那些天才們的诠釋者。
誰有能力用寥寥數語，抓住事物的整體？第一季裡翻譯家許淵沖念着情詩，用過往的豐盈，古老歲月和原始的文學，以叙述的語言進入了一種安詳的平靜之中，讓豐盈的情感細水長流。這也是董卿說“我愛這些老人”的原因，許淵沖面對鏡頭瞬間的熱淚盈眶，讓她被擊中，“還擁有那樣動人的光華”。
她給第二季加入兒童侵犯、器官捐獻、生态保護這樣的話題，加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海明威的《真實的高貴》這樣的文本。“可能不那麼讨喜，不能一下子被傳播。”她花了很大力氣讓文本和人的結合度更高，依然覺得自己有“沒遇上”的遺憾。
選擇文本，是她的文學組的工作。有時最後一刻她還在挑剔有沒有更好的讀本，“心裡會想看老天給不給吧”。“大家已經覺得談情懷很虛無的時候，你還去挖掘一些真的情懷。因為這世界一定有那樣一些人值得我們相信。”戲劇性描述的天分，是在文學上使觀衆崇敬和欣賞的能力，也是朗讀時不斷給讀者希望的能力。
确信語言中存有真正的美感，董卿才敢訴諸簡樸的風格。賈樟柯講到故鄉這個主題時，已經有了隔岸觀火的柔軟，不再有被人猜中内心痛苦的生硬，他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在45歲那年又回汾陽去。“當初哭着喊着從汾陽逃出來的一個孩子。2006年他父親去世了，北京的合夥人陪他一起回老家去料理後事。雖然關系很好，可他能感覺那種生疏，合夥人有點害怕。他就說鄉俗太多讓對方回北京吧。在守靈的一個又一個很冷的夜裡，那些他曾經覺得最不重要、失去聯系的兒時的小夥伴全都來了，有話沒話地聊着，那麼自然從容，陪着他面對生死。”
一個導演的日常想法，來自于他們的自我審視。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成長、成功、失敗、失望和痛苦的秘密。把語言自然而人性化，實際上非常困難，常見的問題是，一旦觸及哪怕是當下的名人和名著，語言就變得殘酷無情、相信宿命。而董卿在這些人物遇到的真實感情面前從未退縮，她毫無顧忌地表達它們，探尋語言叙述中人的意味。有時隐藏起來的秘密經曆更深刻，更真實。當它時而遠去，影響更大，讓讀者相信了它的存在。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講完故事，語言就是自然流露的，有血有肉。文本的容納能力更強，因為語言而變得有機了。
董卿主持《朗讀者》不斷跳出舒适區
帶着對文本的熱情和真實表述的需要，她這幾年被“知性”的評價包裹。在生活裡，纖細、柔弱、女性化這些特征被她刻意摒棄，更願意在團隊面前樹立“絕對理性”。董卿并不刻意追求新奇，她讓朗讀者們，帶着一種新的魅力，溫柔的淚，撫摸早就熟悉的思緒。
從浙江省藝術學院到上海戲劇學院，從話劇團到電視台，從杭州到上海，這期間她在不停更換自己的職業和學業的跑道。她内心深處曾覺得自己沒什麼可失去。“話劇團演員，一個月100來塊錢，我畢業是90年代初，正是全國話劇最不景氣的時候。”幾乎在30歲之前，她在為自己果斷做出判斷和選擇，從不懼怕從零開始。
“每一次的改變，都很痛苦，但我的判斷又告訴我，可以去做。”她的每一次轉變和跳躍，往回看都是冒險。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都是後知後覺。“如果真的能對自己的命運有所掌控，生命本身的魅力也會減弱的。”
但是在40歲到來的時候，她卻困在一種僵局之中。她形容那是一座山峰的頂端，而自己要選擇，下來，重新攀爬另一座山。“其實每一次都是一次艱難的巨大的考驗，我知道放棄了什麼，可是不知道能得到什麼。”這句話她說得有些唏噓。
2016年2月份，董卿以制作人身份提交了《朗讀者》的節目企劃。她可以隻做主持人，當時的《中國詩詞大會》正是董卿從綜藝主持向文化節目主持轉型的成功之作。她的語言，透露出的閱讀量和表達力，受到了非同以往的關注。她把《朗讀者》比喻成自己的孩子，守着它從孕育到出生，不舍得交到别人手裡。
“單打獨鬥”是她過去的習慣，做主持人允許她工作的純粹。“準備好，上台，說完，接受掌聲。”但一個社會化合作項目的制作人需要把控整個制作鍊。“過去20多年裡我沒這麼舍下臉去求人。”她形容自己最初的狀态是“一個念頭，兩頁策劃，三個散兵，四處磕頭。”
從主持《詩詞大會》到轉型文化類節目的制作人。“我并不擅長台下的溝通和聯絡，可能内心還是比較驕傲的。之前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拿命換來的，吭哧吭哧一台台地做，最多的時候一年做了132場節目。不同地方，不同主題。所以那段時間不是在台上講話，就是在台下準備講話。除了刻苦我不會用其他方法去獲取機會。”為了《朗讀者》，一年裡她幾乎見了幾十家“有意”贊助的資方，每每自己說得口沫橫飛，卻隻在結束時換來一句“我們合個影吧”。
現在她覺得人生進入了下半場，“才知道每一步都不白走”。話劇演員“聲台形表”的訓練，讓她對站在台上有了笃定。
“從上場口出來雖然是側面，但是你的頭要留多少角度，讓所有人知道你看到了他們，幾步之後你轉過來，那一刻就是站定。一個好的主持人，是敢于站定的。好的演員和主持人，可以不開口，空白是最考驗一個人的，台上的幾秒鐘，你的身體，你的表情，你的眼睛都在告訴大家‘我有話對你說’。”
她氣定神閑，不需要更多“抓手”。“語言節奏不是遣詞造句的問題，而是用停頓來表達。”演員要說台詞演人物，但主持人要的是主動的自我的表達。2004年，“選秀”才剛剛開始，真人秀節目還沒起來，青歌賽是中國最嚴肅、最高級别的歌唱比賽舞台，本來沒有給主持人留下太多空間。“就是報分，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然後在餘秋雨和徐沛東那個文化素質考試的環節裡說，請聽題。”
短短的幾年時間裡，董卿主持的青歌賽這樣的“常規”作品，卻給人留下了非常規的印象。她每天下午1點進場，聽彩排，采訪歌手。“為什麼要和你聊？晚上要用嗎？”選手常常質疑。“我說可能會用。直播中我會酌情附加一點背景信息，他從哪裡來、是什麼樣的人，這些人性化的東西。”準備幾個小時，出鏡用到的不過幾分鐘，她得取舍。“是要看着美美的，還是要頂着個黑眼圈？”
晚會主持人可以用的“空間”很小，但是董卿有她的笨辦法，“能先采訪一定先去采，采兩個小時說幾句話，和直接說幾句，這個效果肯定不一樣”。她記得公安部的晚會，每個英模有幾萬字的資料，全看完也就一人提兩個問題，就那幾分鐘。她的提問點自然不一樣。“用唾沫星子，一點點搭一個燕子巢”，她這麼形容自己得到了導演們的信任。“有些人說春晚的本子不能改，但是導演跟我說，‘這個人物怎麼放，你去了解一下’。等于給了一點角色給我。”
去美國做訪學是她為自己人生做出的最大的轉變。她已經站在中間太久，“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覺得應該這樣”。但她很明确自己的不滿足。“如果我還在台裡，沒有出國，那麼我還在不停重複。”辦好了手續猛學英語的幾個月裡，她其實一點也沒有自己設想的那麼淡然。“經曆了心裡的跌宕起伏，一種失去的痛苦，積累了20年的東西，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不知道能得到什麼。”她平時電話也不多，但當時真的沒有電話打擾她了。
雖然對于出國她已經做了最大限度的心理預設，但當最後發現自己的優勢被擊得粉碎時依然恐慌。“我是靠說話吃飯的，語言是我最擅長的東西。但是這裡，沒有人知道我表達得多好，相反語言障礙使我成了一個不敢表達的人。”周圍是比她小一半的年輕人在飛快地打字記筆記，等自己打好腹稿，這個問題早就過了。
“素面朝天抱着書本去圖書館”這種幸福的設想，變成了現實裡的艱難時刻。原以為海外遊學的日子可以過得比國内悠閑一些，沒想到還要沿襲熬夜的習慣，才能對付教授的問題。當然也有收獲，有很多和好萊塢制作人交流的機會。
那段時間，最痛苦的不僅僅是學業帶來的壓力，她覺得自己失去了自己最引以為豪的工具——語言。她對語言的熱愛一方面來自于自己的天賦，另一方面則是“這個東西沒有底”。
董卿說，語言和任何藝術一樣，追求的是走向人心。“我去看聖彼得堡芭蕾舞團的天鵝湖，當白天鵝出場時，為了表現纖細和善良，她連腳指頭、背影都是顫抖的，我一瞬間就淚目了。”她欣賞陳道明和何冰的話劇《喜劇的憂傷》，“每句話的節奏都帶快了觀衆的呼吸，而後面的歎息又讓人跟着感歎命運”。一旦把語言視為終身的目标和追求，董卿的努力不再以環境為限制。
笨功夫
董卿的家教是網上熱議的“虎爸”标準。複旦大學畢業的父親和母親，一起分配到安徽濉溪縣“五七幹校”，“在那兒有的我”。安徽條件太苦，董卿一出生就被送回上海條件較好的外公家寄養。現在她看到父母幫自己帶孩子，才體會了那種隔輩的愛。“就是他怎麼做都對，怎麼愛都愛不夠。”她從小和20來歲的舅舅們一起玩，小蘿蔔頭的童年過得自由暢快。現在網上很多關于董家父親嚴苛的故事。看到母親讀書的樣子覺得美，是她兒時對文字的初始感受。
“必須看這個詩，必須抄這個成語，父母當年的教育沒有這麼溫婉。”她的“小鴨脖子”台燈下面每天貼10個小紙條，是父親要來檢查的功課。“當時孩子的信息接觸面很窄，電視網絡一概沒有，信息的獲取，隻能而且完全靠書。”她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寫到了“回維也納”，以為這也是一個成語，于是抄了下來。
董卿卻很直接。“當年父親的嚴苛确實塑造了我，但一定程度上我的不自信，也來源于那個時候。”她說，自己長得像和爸爸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但是言談舉止，甚至和愛人相處的方式，都會越來越像媽媽。
她覺得自己不屬于“侃侃而談”的類型。很多年前就有人不斷找她出書，說她可以說的事情太多。雖然《朗讀者》的電視文本書銷量達到了150萬冊，但董卿一直拒絕給自己寫。“對文字我有敬畏感，不敢輕易做。”書在她眼裡實在太神聖。每天閱讀一個小時是她不焦躁的根源，做起節目來的幾個月，這種閱讀被強制擠占。
“下意識裡，我被父母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很少聽到表揚，都是應該這樣。”她說，兒時對文字的親近感來自于畢業于複旦新聞系的父親，而父親感興趣的是曆史，她真正喜歡的是母親喜歡的西方文學。
“條件很有限，沒有專門的書房，但是卻有包書皮的習慣。這是一件挺嚴肅的事，也是一個很愉悅的事。”大學以前把經典大部頭都看了一遍，中學時代“自我教育就是在讀書裡完成的，現在這種閱讀變得有了功利性的作用了”。大學開始看很雜的書了。知性是這幾年開始慢慢地附加在她身上的形容詞。“我也不是突然就變得知性，而是慢慢把一些好的習慣放大。”讀書在董卿看來“不是事兒”，更不值得炫耀，隻因為自己從事抛頭露面的工作，容易得到鼓舞和激勵，“有了一個綻放的舞台”。讀書對于需要表達的人，真是一個巨大的幫助。比起更多喜歡看書但從事一般行業的人，她覺得自己隻是“容易被看見，影響很多人”。
她要找一個與自己相契合的形态，如果沒有就自己創造一個。
每一期《朗讀者》，她寫的“劄記”在網上流傳成了“範文”。她并無幽深的表達，屬于現實的美感，洋溢趣味，回應人的訴求。這些詞句包含了她思考的愉悅，溫和又帶着輕微的古典氣息。
“長久以來的學習給我帶來判斷力。知識也好學問也好，人怎麼樣更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怎麼和外界相處，怎麼和自己相處，我閱讀、觀察、思考的東西，都在幫我達成這個目的。”
我說文學是黯淡的，董卿不同意，她說它“不奪目”，“但其實真的有光，我自己一次次被感召、被照耀過”。她說起某篇文章還會起雞皮疙瘩，聊到采訪對象會激動。“文化本來就不是熱點，以後我還敢不敢舍了命去做？”她倒自言自語起來，“我與文學互相借力。隻要我自己能被打動，這個東西就能感染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