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
作者：[意]翁貝托·埃科
譯者：沈萼梅/劉錫榮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
偵探形而上
“第一位天使吹響了第一聲号角，冰雹、烈火夾帶着鮮血從天而降。第二位天使吹響了第二聲号角，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沒有人能進入聖所，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種災難。”
這是《聖經》全書最後一篇《啟示錄》中描述的末日審判到來時的情景，也是小說《玫瑰的名字》中連環殺人案發生的方式：14世紀，意大利北部，一座修道院在七天内接連死去了七位修士，第一位修士的屍體在冰雪中被發現，第二位修士頭朝下死在血缸之中……仿佛《啟示錄》的應驗。
并非我有意洩露劇情。這部600餘頁的長篇小說的叙述嚴格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正文一共七章，分别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每小節标題則是一天中時間的細分，“申正經”“晨禱”“午時經”“夕禱”“晚禱”，這是修道院的日程表。故事剛進行到第一天中午，一位很像兇手的人物就提醒大家：“别浪費最後七天的時間了！”第二天下午，另一位很有可能是兇手的人物就明确地把兇殺案和《啟示錄》之間的關聯說了出來。此後，劇情正如預期般發展，一位位修士按照被預言的方式死去。
既然是偵探小說，必定有一位偵探，這部書裡是威廉修士，他因其他使命來到這座修道院而正巧趕上這一系列命案，于是受修道院院長之托進行調查。用作者翁貝托·埃科自己日後的評論說，這是個“遭遇了失敗”的偵探。威廉雖然用自己的智慧一步步揭開了修道院的秘密，卻沒能阻止任何人的死亡（倒是不幸地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也沒能戰勝那位幕後兇手。兇手之所以殺人，是不希望人們看到修道院藏書館中的一部孤本圖書——這本書可能會摧垮整個神聖的基督教世界。那本書最終被兇手成功帶進了墳墓。
平淡的劇情、失敗的偵探，《玫瑰的名字》何以擁有如此盛名？從1980年出版至今，《玫瑰的名字》被翻譯為35種文字，銷售超過1600萬冊，對外國文學有興趣的人多少會耳聞過這部大作的名聲。雖然這部小說确實是如假包換乃至于十分标準的偵探小說，可縱觀網絡上的讀者評論，凡是沖着偵探、懸疑的标簽而去卻不了解該書背景的，幾乎都有“上當受騙”之感。整整一節都是哲學辯論（這樣的小節在全書各章中随處可見），大量的拉丁語引文……拿起書來随意翻閱，你會認為它看起來更接近錢锺書的《管錐編》，而不是一本暢銷小說。
埃科早有先見之明，他在創作談中透露：“事實上，我的小說曾有過另一個工作用名：《修道院兇殺案》。我把它排除了，因為它隻強調偵探線索，并因此會不适當地引導嗜讀故事和情節的不幸讀者匆匆購買一本令他們失望的書。”
小說真正吸引人的部分，或許在于埃科構建的那個中世紀修道院世界。按照他的看法，小說應當是“先有世界，後有語言”（詩歌與之相反，是“先有語言，後有世界”），重要的工作是建造起那個世界，詞句随後而至，幾乎是自動到來。
埃科最初的寫作起點很簡單：他想毒死一個修士。他手頭有一份1975年時的筆記本，上面記載了生活在某個不确定的修道院的僧侶名單，除此之外别無其他。不過從這一念頭出發，整個世界幾乎就自然生長出來了。翁貝托·埃科（視覺中國供圖）需要一個人來調查被毒死的修士。根據埃科的設想，這位調查員最好是英國人，有很強的觀察能力和對蛛絲馬迹進行解讀的能力。“這樣的能力，我們隻能到方濟各修士中去尋找，并且他要晚于羅傑·培根。另外，隻有在奧卡姆派修士那裡才能有深入的符号理論。”于是，故事隻能發生在14世紀而不是12或13世紀。若要在修道院裡發生一場方濟各派修士與教廷使團的會晤，則需要在1327年的11月末。因為到12月份，方濟各派領袖切塞納的米凱萊就已經前往阿維尼翁面見教皇本人了，這是史實帶來的限制。而且不能是10月或者9月，因為如果要根據《啟示錄》殺人，則需要利用雪，意大利北部最早11月末可以下雪，還得是在山區，故事的空間也就被限定了。當然還有很多細節的設定，比如兩個人物邊說話邊從膳廳走去庭院時，埃科是把自己設計的修道院的設計圖放在眼前寫的，這樣等他們走到庭院時，就正好停止了對話，具有時間上的準确性。
沒有人比埃科更适合搭建這個世界了。這位生于1932年，去世于2016年的意大利人不是職業小說家，更多的時間生活在學院體制内，是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教授，研究符号學、中世紀曆史、基督教神學、藝術史乃至更多。因一生興趣廣泛，持續參與到當代文化讨論的第一線，他被稱作“20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但無論标簽多麼多元，中世紀研究權威始終是他的主要身份。熱愛曆史的小說家寫曆史小說比比皆是，想象力豐富的曆史學家寫小說卻少見，埃科更接近于後者。
但這不意味着《玫瑰的名字》隻是一個披着虛構故事假象的中世紀曆史科普讀物，偵探小說的形式反而是不可替代的。埃科曾以“偵探形而上”為題專門做過讨論，他發現偵探小說，也就是純粹的推理故事，和哲學以及更廣泛的形而上思考之間有着非常根本性的聯系，它們都要構建并走出符号的迷宮，都要回答一些基礎問題，比如：誰之錯。
這部小說也不是毫無懸念，許多懸念本身足以讓對教皇與皇帝之争、基督清貧與否這些話題不感興趣的讀者不忍放棄。比如，修道院藏書館裡那本惹出禍端的書究竟是什麼書？再比如，閱讀過程中會猛然意識到的蹊跷之處：“玫瑰”遲遲沒有出現。可這是本書書名，“玫瑰”這個詞第一次出現的時候距離結尾有多遠呢？
中世紀，當然
我對中世紀有不小的好奇。歐洲的這段曆史如此漫長而神秘，卻總是被一帶而過，無論是在教科書上還是人們的腦海中。古希臘羅馬哲學、藝術、政治的成就為人熟知，此後的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更是永遠的話題，而這之中的一千年，仿佛一段真空。“黑暗時代”（DarkAge），真的是我們能賦予的唯一描述嗎？
自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後的每一個世紀，我們能很清楚地分别，頭頭是道地講出它們各自的“氣質”與“性格”，有的人喜歡18世紀，有的人喜歡19世紀，都不足為奇。可對中世紀，11世紀與12世紀之間有什麼區别？12世紀與13世紀之間有什麼區别？倘無專門研究，幾乎是茫然。長達一千年的時間，似乎隻是停滞。但那時的人們是真實地在其中生活了一千年啊，他們每天想什麼，如何度過？何況，理智會告訴我們中世紀不可能是停滞的，現代歐洲的諸多特征，資本主義、自然科學、民族國家，它們在中世紀之後“降生”，但必定在此前“孕育”。
帶着對中世紀的好奇去閱讀《玫瑰的名字》，自然成為一種極大的享受。不過，仍不輕松。很多曆史背景在書中是不加解釋的，例如為何在14世紀時教皇駐紮在法國的阿維尼翁而不是羅馬、聖方濟各會與聖多明我會這兩個最著名的托缽僧會是怎樣起源與分别的、那位臭名昭著的教皇約翰二十二世與世俗皇帝的關系為何如此不和、羅傑·培根與奧卡姆的威廉的哲學為何重要，這些都被視作最基本的前提而沒有過多說明，而這些是故事開展的基礎。幾本簡明的中世紀教會史和哲學史讀物、《聖經》，是閱讀《玫瑰的名字》時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埃科之所以不能對背景一一加以解釋，是小說的寫法所限。他選擇了将整本書虛拟為一部中世紀手稿，那麼自然不該對中世紀人應具備的常識面面俱到地解釋，否則是不合邏輯的。《玫瑰的名字》是1978年開始寫作的，但埃科想讓我們認為這本書是寫于14世紀的。他在前言裡假裝自己沒有寫書，隻是偶然發現了這份寫于中世紀的手稿并做了翻譯。手稿作者是梅爾克的阿德索，也就是那位“失敗的偵探”威廉修士的年輕助手，當年和他一起目擊了那一周裡修道院的所有事情，到晚年時追述了下來。
将計就計，就把《玫瑰的名字》當作中世紀手稿而不是20世紀小說來讀，或許是最好的閱讀方式。書寫成後，出版商曾建議埃科将前100頁大大删減，因為以小說的标準來看，那位阿德索修士在回憶往昔時的絮絮叨叨與插入其中的大量曆史評論和神學思考對讀者實在是種消耗。埃科當然拒絕了，不僅是因為假如這真的是一份中世紀手稿，它就更該是寫成這個樣子的，而且他認為，“如果某個人要進修道院并且要在裡面生活七天，他就應該接受它的節奏”。又如，書中唯一的一點愛情情節之後，撲面而來的是幾十頁的基督教中關于男女之情的神學闡釋與道德反省。将其視作中世紀手稿，便不會埋怨叙述節奏被破壞，反而會慶幸體會了一位中世紀修士是如何看待所發生之事的。
至于中世紀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埃科提過一件趣事，常有讀者或評論家給他寫信，認為小說中某處人物說的話太過現代，然而，“恰好每一次，在他們這樣指摘的地方，我摘錄的正是14世紀的文本”。
埃科反複說：“對現在的世界我隻是通過電視屏幕了解，而對中世紀，我有着直接的認識”；“我随便在什麼地方都能看到透明的中世紀，哪怕是在我做的看起來與中世紀毫無幹系的事情中”。這不僅是知識上的追尋，更是一種情感上的動機，“我想完全成為中世紀的人并且就好像生活在我的時代一樣生活在中世紀”。
按道理來講，我沒什麼理由和埃科的這種情感産生共鳴，可并非如此。确實，在我的頭腦中，最初與中世紀建立聯系的也是對三位一體的無休止讨論、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黑死病……可我仍有一種隐秘的向往，尤其是對修道院内修士的生活，假如允許我暫時排除理智訴說的“現實”而隻考慮浪漫的想象的話。那種清苦的氛圍與畢生投身于精神事業的志向，終日閱讀、偶爾勞作的生活，與自我和自然成為最好的朋友，這難道不是一種最值得羨慕的人生嗎？
我真切地想要到一個中世紀修道院裡住上一段時間。不隻是在假日裡重返歐洲時預訂一個修道院改建的酒店，也渴求更精神化的方式。《玫瑰的名字》在相當程度上幫我實現了這個願望，這是我珍視這部小說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又想起鋼琴家格倫·古爾德的話：“一個人可以在豐富自己時代的同時并不屬于這個時代……這是一種對個體主義的終極辯護。一個人可以創造自己的時間組合，拒絕接受時間規範所強加的任何限制。”
一個自由的人，應當擁有可以抗拒“當下”的誘惑與綁架的力量，順遂自我心性遨遊于其他時空——哪怕隻是在閱讀一部偵探小說的短暫的歡愉時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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