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歲的梁培寬被接到山東省鄒平縣，他的父親梁漱溟此時正在鄒平進行他的鄉村實驗。當時，鄒平全縣共有300餘村，3萬餘戶，16萬餘人。此地80%以上是自耕種，貧富差距不大，雖距離省城濟南不遠，但民風淳樸，土匪活動也不多，于是被梁漱溟等人創辦的“鄉村建設研究院”選作了實驗區。
此前接受本刊采訪時，梁培寬回憶了印象裡的鄒平：“雖是縣城，那時卻沒水沒電，也沒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學後無所事事，無非是和同學到城外的河裡玩水、逮麻雀之類。有一天閑着沒事進父親的辦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麼好玩東西。父親回來後見我把東西翻亂了，不高興，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親體罰。”
到達鄒平兩年後，梁培寬的母親因難産去世，和當地醫療條件差有很大關系，“如果當時在北京生活，母親也不至于死”。
對童年中的梁培寬而言，鄒平似乎并不是讓他特别愉快的地方，可這裡對他父親的意義卻截然不同。鄉村建設，是梁漱溟一生事業中無論為自己還是他人都最看重的部分。從1924年辭去北大教職離開學術界，梁漱溟即着手準備鄉村實驗。其間幾經波折，輾轉廣東、河南，最終到山東，在時任山東省主席韓複榘的支持下，他在鄒平施展改造中國鄉村的想法，一直到抗戰爆發而中斷。
1987年，梁漱溟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時發表了著名的對自己人生的總結：“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拼命幹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幹的。”而他所“幹”的功績，除調停國内戰争之外，主要就在于鄒平——雖然從結果上看，這二者都“失敗”了。
梁培寬的弟弟梁培恕晚年撰寫文章回憶父親，談起鄒平七年，他說：“我不想說這七年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做這樣的區分是錯誤地看他的一生。但是如果我說，這七年他生活得情緒昂揚和有味，最覺心思力氣得到發舒，那是不會錯的。”
在鄒平，梁漱溟的具體職務是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學術部主任，負責研究并制定鄉村建設的實際方案。因為韓複榘等人的支持，鄉村研究院實際是“政學合一”的機構，實驗區内各級政府均受研究院指揮監督，權限很大。至于建設内容，則包羅萬象，從自辦農場培育種豬，到訓練地方自衛，凡認為能改進村民生活而促進農村發展的，無不包括在内。但梁漱溟有自己的重心所在。
村學、鄉學實驗是梁漱溟強調的重點，他認為這是整個鄉村建設運動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梁漱溟的設計中，村學、鄉學不是簡單的普及文化和科學知識的學校，實際上是執行禮俗與政治雙重職能的社會組織。村學、鄉學中均設學長和學董，學長主持教育，學董主持行政，所有“村衆”都是“學衆”，須接受學長的“教化”，學董則根據“教化”要求在行政上加以貫徹，如禁煙、禁賭、放足等措施。具體的設計方案多有變化，但概而言之，思路是由倫理入手。
梁培寬曾向本刊如此總結父親的努力所在：“鄉村建設并非僅僅解決農村問題，而且是解決中國建國問題。”梁漱溟認為，要想讓中國不再積貧積弱，必須使中國成為現代國家，而現代國家無不要求“團體”的生活，社會需要組織構造。但梁漱溟生于都市、長于都市，最初并無天然的農村生活經驗，他也經曆了一個“認識老中國”的求索過程才決心将“建設新中國”的重心放在鄉村。“在中國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這是父親的夢想。民主政治現成的模式是議會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國創立之後，二三十年間始終無法确立這種政制，而隻有國家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因此必須從培養人們的民主政治的習慣入手，才能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堅實基礎。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農村，因此必須由農村入手。”梁培寬說。
這樣的思路似乎順理成章。梁漱溟在北大期間結識的朋友、與他同歲的毛澤東，和他有着同樣的認識。不過問題在于，如何在農村促成“團體”的形成？毛澤東選擇的方式是“鬥争”，因他所看到問題的根源在于階級之間的矛盾，使階級的意識覺醒并起而鬥争，自然實現組織與國家的形成。而梁漱溟的方式是“和平”，因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傳統社會被破壞所導緻的文化失調，而階級問題是存在于西方而非中國的，所以隻有通過改造教育、禮俗等方式，在倫理的基礎上進行社會建設。30年代梁漱溟到延安與毛澤東通宵長談的故事為人熟知，所談的也正是對建設新中國的共同期望和對傳統中國社會性質的不同認識。正因共識與分歧都巨大，二人才能深入交流至此。
曆史最終沒有選擇梁漱溟所提出的那種可能性。梁漱溟自己也說：“我苦心要引進團體生活，卻不成功；因為我不想走這條路（注：即鬥争之路）。及至見到共産黨成功了，胸中隻有說不出的感慨。”
多元思想與統一人格
“那時我相當不解，一個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認同馬列思想又贊許基督教？”美國漢學家、梁漱溟研究者艾恺（GuySalvatoreAlitto）曾如此記下自己初次見過梁漱溟後的感受。
1980年，艾恺幸運地獲得了親自訪問梁漱溟的機會。除了興奮與欣喜外，艾恺也頗為緊張，他想知道梁漱溟本人是否認可自己已出版的梁漱溟傳記所使用的“最後的儒家”這個書名。梁漱溟表示可以接受這個書名。不過在談話過程中，他也說自己并未放棄佛教的思想，同時也贊美道教，有時也向艾恺表示馬列主義的科學很好，談到因為組織民盟而有接觸的美國将軍馬歇爾（GeorgeCatlettMarshall），也高度評價，因其是“一個好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後來終于想通了，這種可以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艾恺說。
從最開始，梁漱溟的思想來源就是駁雜的。梁培寬曾向本刊回憶：“很多人以為父親幼時飽讀‘四書五經’，事實上因祖父贊成維新，不主張讀經，在父親學完《三字經》之後，就讓他讀一本叫《地球韻言》的書，内容多是介紹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這在當時實屬一件很不尋常之事。7歲，父親被送到北京的‘洋學堂’——‘中西小學堂’，既念中文也學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趕上‘庚子之變’，那些英文書隻好燒毀。此後，他又入過幾所小學……父親順天中學畢業，他所受的正規教育至此為止，其後皆自學。”成年以後，梁漱溟又經曆了做記者、兩次嘗試自殺、試圖出家、被蔡元培招攬至北大、父親梁濟自殺等一系列事件，其思想經曆了一個相當搖擺的過程才穩定下來，最終确立立足倫理改造中國社會的志向。
複雜的思想特征使梁漱溟具備了溝通近代中國彼此沖突的思想資源的可能性，例如在儒家中，他是少有的努力去理解并且相當程度上認可1949年以後政權的，而在“文化保守主義者”中，他又是去改造舊文化的，以至于被馮友蘭稱為“新文化運動的右翼”。馮友蘭認為：“他的維護并不是用抱殘守阙那樣的辦法，他給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釋。這個全新的解釋正确與否，姑且不論，但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舊文化了。”
多元的思想資源之下，是梁漱溟統一與獨立的人格，不囿于某一派的立場或随潮流而随時改變，有着堅持自己的是非觀的坦然和自信。民國人物中，無論怎樣的派别與立場，大多都對梁漱溟的人格表示敬佩。
1953年，梁漱溟和毛澤東之間還發生了一次著名的争吵。在政府會議上，梁漱溟批評黨的農民政策，而毛澤東斥責他是“班門弄斧”，“他（指梁漱溟）說他比共産黨更能代表農民，難道還不滑稽嗎？”二人相持不下，在會場上就激烈争吵起來。此種情形建國以來從未有過，舉座嘩然。争吵過後，梁漱溟并未遭到他所預期的“處理”，其職務、工資乃至政治地位一切照舊，隻是毛澤東再不像以前那樣主動與他讨論關于中國社會的認識問題了。兩種建國設想的辯論就此終結。
80年代，梁漱溟接受訪問時再度談起1953年一事，在人們都以此盛贊其氣節的情況下，卻主動表示自己應“認錯”：“當時是我态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們（指毛澤東和周恩來）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又是一次“逆流”，原本“直言進谏”一事為梁漱溟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賦予了巨大的“道德光環”，但他沒有順着人們的“期望”表态，隻是照實說出心中所想。果然，有人表示失望，發文表示但願梁漱溟“認錯”是訪問者筆誤，因為是否“認錯”，不僅僅是其個人的得失榮辱，而“是關系着民族的良心與運氣”的事。梁漱溟看到後十分重視，雖當時身體狀況已惡化至無法動筆，仍由自己口述、兒子梁培寬執筆回函（《梁漱溟1988年緻函〈世界日報〉》），再次強調：“我既省察到自己有雜念，自不當隐瞞，雖事過多年，但每與人言及此事，總是承認自己亦是有錯。”此回函發表于1988年5月20日，一個月後，梁漱溟去世。
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接受訪談時，人們多次問到梁漱溟對未來的看法，畢竟，這是一位親曆20世紀中國幾乎所有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的人，從反清革命一直到改革開放都親身參與其中，其長時段的觀察與思考少有人能比拟。梁漱溟多次表示出非常樂觀的态度，盡管樂觀并非“保守主義者”的慣有情懷。他仍然相信自己20年代就做出的判斷：中國文化不是“落後”，而是“早熟”，一旦迎來适合的時機，将複興并且成為世界的未來希望所在。
1979年，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圖為梁漱溟委員（左）與葉笃義委員在會議休息時交談（武基國攝/新華社供圖）
1938年，毛澤東（右）會見訪問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新華社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