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蔣勳前，還沒看見他，已經聽到他熟悉的聲音。現在的音頻付費節目中，蔣勳的音頻課有廣泛的傳播度。對于受衆來說，他扮演了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啟蒙者的角色，用淺白的語言給大家講藝術史，講《紅樓夢》，也用這樣的方式去寫“孤獨”、寫“品位”。
蔣勳很願意以“啟蒙者”的身份與大衆溝通。早在1993年，蔣勳就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全彩印刷，成為很多青少年的美術史入門讀物。他回憶：“當年，老董（董秀玉）幫我出這本書，希望我寫一本幫小朋友講美術史的書，那時我就設定了給15歲的孩子講，這個當然很困難，美術史這麼多複雜的專業名詞，怎麼給15歲的孩子講？我那時候有一個朋友的女兒，是我的幹女兒，她剛好15歲，讀中學，我寫一段就念給她聽，她沒興趣我就改，改到她每次聽了就有興趣。所以我還是有信心，再難的東西、再複雜高深的文明都可以用簡單的方法講給孩子聽。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心願，這個文化要傳遞下去，大概也必須要用這樣的做法。最後，我們沒有用‘孩子’而用‘大家’，因為老董覺得我們都是孩子，很多人對美術史都不了解。于是書名就成了《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
在當下語境裡，“大家”有三種含義：世家望族，著名的專家，衆人。而蔣勳，似乎一直在這幾個身份中尋找平衡，給“大家”提供一種見解。他開始做美學内容普及的時候，互聯網還沒有普及，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還很單一。互聯網普及後，一些慕名去聽蔣勳的課程或者看他書的人，開始表達自己對淺顯閱讀的不滿足。而關于蔣勳的争議，是因為有學界的學者對他所傳遞的知識部分内容的不準确性提出意見。事實上，在他身上一直疊加了學界和大衆兩個不同的評價标準。
而在蔣勳自己的講述裡，他對“知識”“溝通”的理解形成于法國留學期間。1972到1976年，蔣勳在法國留學期間打工時，曾在盧浮宮擔任講解員。在巴黎，他經曆了1968年“五月風暴”的餘震，也是在那個時候，他感覺到了打破階層進行“溝通”的重要性。蔣勳說：“1968年，法國人也在思考一個問題，知識是不是應該被少部分人壟斷？比如法語講vous跟tu，vous是‘閣下’如何如何，如果我用‘閣下’來稱呼你，後面的動詞都會變，很多的敬語。可是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學生對一個學者用了vous以後，後面就放棄了自我思考的很多可能；如果用tu，是比較平等的。羅蘭·巴特的符号學其實也說，我們能不能把一些人與人之間故意造成的隔閡拿掉，用比較自在的方式溝通。比如，原來上課有一個高高在上的講台，老師坐在講台上，學生在底下，這樣的關系是以上對下的，同時也是對立的。他們就想，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圓形的教室？老師跟學生是在圓形當中的一圈，比較平等，沒有主從的問題。”
在巴黎大學的讀書經曆，一方面影響了蔣勳跟大衆溝通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讓他對繪畫有了新的認識，正是這種認識，影響了他後來講解美術史的方式。蔣勳記得上課時老師講印象派：“印象派畫的女人是什麼樣子？拿一個小洋傘，戴着帽子，臉上有面紗，很細的腰，皮膚好白好白。皮膚白，是印象派的畫裡面的貴婦人、資産階級女人的一種美。為了保護這個‘白’，所以用面紗，用小洋傘。”而在70年代的巴黎，女人對“美”的概念與印象派繪畫有了區别。“隻要有太陽，很多女人脫光了躺在塞納河旁曬成bronzé，就是古銅色，那才是美的。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從經濟史來看，在印象派的時代，要打小洋傘保護皮膚的白，因為勞動的女人都是黑的，所以是階級之間的區别。而現在古銅色變成美，因為要買很貴的飛機票，才能飛到曼谷或者巴厘島把皮膚曬得黑黑的。”蔣勳說，“所以美的背後其實有經濟學的東西。美是有符号的，比如為什麼唐俑中的女人都是胖胖的？她的低胸服裝為什麼跟宋朝的纖弱不一樣？其實跟政治史、經濟史都有關系。這個是符号，符号背後有很多的文化含義可以解讀，其實我後來一直在用這個東西。”
6月9日，蔣勳在上海舉辦他在大陸的首次藝術展覽，名為“天地有大美——蔣勳的藝術人生”。展出近50件作品，包括繪畫、手稿、影像和聲音。發布會結束後，蔣勳給大家做導覽，講解中，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不喜歡展覽。在工作室，你跟一張紙或者一塊畫布發生長時間的戀愛關系。展覽很像婚禮，婚禮像是一個儀式表演給大家看，說我們兩個要在一起。所以我告訴自己，夠了，一次展覽夠了，一次婚禮夠了，還是回去好好戀愛。”
三聯生活周刊：剛才你提到《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最初是“設定給15歲的孩子講，當然很困難”，難在哪裡？
蔣勳：我想每一個專業都有它專業的術語。這個東西其實不是難，而是我們用慣術語以後，外行的人就不太容易懂。比如說美術史，我講“春蠶吐絲”，這是講晉朝顧恺之的畫裡的某一種線條。大家可能不知道“春蠶吐絲”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可是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解釋這四個字，一個春天的蠶，它吐出來那根細絲的連綿不斷。唐朝的吳道子畫人像，叫“吳帶當風”，是說線條有衣帶被風吹起來時飄蕩的感覺，所以線條有變化，有頓挫和轉折，就跟“春蠶吐絲”那個連綿不斷的線不一樣。我覺得可以換一個方法來告訴孩子：你穿了一件衣服，在風很大的時候走到山上去，衣服被風吹起來，你也可以觀察到那個衣服本身就有一個線條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這些專業問題其實是容易克服的。難在哪裡？難在有沒有心讓别人懂。如果你覺得我的東西就是高深的，别人不可能懂，它就越來越難。所以我相信美是一個溝通的方式，如果有心願，就一定可以溝通。
三聯生活周刊：上世紀70年代，你在法國生活很久，受到比較嚴謹的學術訓練，後來回台灣在東海大學創立美術系。是什麼影響了你的選擇，想用這種普及的而非專業的方式，講給“大家”聽？
蔣勳：今年剛好全世界都在談1968年。我在1972年到的巴黎，距離1968年過去了4年，稍微沉澱了一點點。我覺得它很大的意義是，“專業”怎麼去跟大家溝通，上層階級的學者和中産階層的人們怎麼能夠拉下來跟大衆對話，不要把自己放到那麼高端的姿态。
我們在巴黎大學上課的時候——我不知道年輕一代是否知道——當時我感覺像羅蘭·巴特這樣的學者，其實用很淺白的方式在講很深的哲學。聽起來好像很玄，其實不一定。比如他講到巴黎街頭的廣告詞語怎麼跟大衆溝通，做很多分析。現在大衆還是很喜歡他的《戀人絮語》，那本書會讓人覺得，他是一個大學者，可是他其實講了很簡單的生命關系。所以我覺得羅蘭·巴特甚至後來再晚一點的福柯，他們其實是非常活潑的，也許我們對于“學者”這兩個字會不會有一種誤解？
我也在這次展覽中提到，在過去的華人世界，我們并不見得喜歡學者、知識分子，可是我們很喜歡一種人，就是“文人”，比如蘇東坡。你會覺得蘇東坡的東西很難懂嗎？“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他沒有一個字讓你覺得難懂，所以我在出版蘇東坡的有聲書的時候，題目叫“朗讀東坡”，我幾乎不解釋，就是念給大家聽。鄧麗君也唱過這個歌，王菲也唱過這個歌，大衆到現在還喜歡這個歌，因為它根本沒有難度，可它講出了人的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它講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我覺得我們今天有沒有可能把學者、知識分子太過死闆的嚴肅性稍微拿掉，因為我覺得那樣是因為沒有自信。沒有自信就會有很多防範，認為什麼才叫專業。大家越來越不敢進到學者跟知識分子的世界，不敢碰，因為有一個高牆。我覺得不見得一定要這個高牆，知識到最後可以是很平常心地在生活裡跟大家進行交流、溝通，至少這是我很大的心願。
三聯生活周刊：父母和家庭對你的選擇有什麼影響？
蔣勳：我的家庭裡面有兩個很不同的元素，母親是正白旗清朝做官的官家，後來辛亥革命沒落，所以母親身上有沒落貴族的那種優雅自傲，其實也是自憐。我父親剛好相反，他是福建長樂的農民，他們家裡完全是種田，他讀了一點書以後，家裡就不準他讀了，可是他很喜歡讀書，後來去黃埔考了軍校，所以他是一個完全從底層起來的人。
小時候我們家裡的六個兄弟姐妹其實都是受母親影響，因為母親會說故事。母親看過《紅樓夢》，讀過《封神榜》，她講武家坡、王寶钏的故事，口才好得不得了；她懂做菜，懂生活品位，所以我們都是親近母親的，覺得爸爸很沒有文化。可是後來我覺得父親的部分在我身上還是發生了一定的影響。我父親是一大早就起來掃地，把家裡掃得幹幹淨淨，我們家裡衣服什麼也都是爸爸洗。
我媽媽是很浪漫的那種，她喜歡看電影、聽戲。我父親就是很踏實的農民，他覺得看一場電影都是浪費。媽媽的世界裡有一個好有趣的東西，就是在那麼窮困落難的時代，她還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回到她少女的夢想中去，可是我也覺得她很寂寞，因為爸爸不懂這個。其實這在我們這些孩子身上也發生了沖突。這兩個東西，我們不能說它絕對好跟不好。後來，從矛盾裡，我希望在我的身上發生一定的平衡。
1988年我第一次到大陸，我一個人從上海去媽媽的老家西安，我很好奇母親的家族，我們家就在二府街。我又繼續往陝北農村走，到了一位農民家裡，家徒四壁，有剛剛采收的大蒜。我跟他聊了起來。一開始我很防範，狗沖出來的時候還被吓到了。然後他說你怎麼會講西安話？我說我媽媽是講西安話的。他就問我從哪裡來，覺得很好奇，我說從台灣來，我們聊得蠻開心，他還叫我上炕。走的時候我覺得有緣分，我把手表脫下來擱在那裡，留個紀念。他就很慌，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覺得那個大概很貴重。他覺得人家給他東西，不能沒有回報，最後就抓了一大把大蒜，塞入我的旅行袋中。
我到現在都記得這件事。我覺得裡面有一個讓我很感動的東西。我喜歡的一本書《紅樓夢》裡，大家都說它在描寫富貴，其實不然。它同時寫了富貴，也寫了人一無所有。它寫了兩個東西。
三聯生活周刊：母親和父親的溝通，或許也影響了你後來跟大衆的溝通方式？
蔣勳：一直到父親臨終，我在他面前念《金剛經》，幫他擦洗身體，我才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遺憾。我跟媽媽很親，我都很大了，媽媽還會說幫我掏耳朵，我就趴下來，是孩子跟媽媽很親密的動作。但是我跟父親的身體卻非常陌生，幾乎連牽手都很少。我當時心裡有一個願望，如果來世再做父子，希望不是這樣的關系。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華人世界的某一種共同現象，因為我們總是講嚴父慈母，我覺得今天的社會，父親也可以有溫暖，一樣可以是慈祥的。
三聯生活周刊：有人說你是“講文藝複興的通才”，也有人對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如何看待關于自己的争議？
蔣勳：文藝複興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剛剛從中世紀的封閉黑暗裡解放出來，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所有這些名字，它所代表的并不隻是一個專業上的輝煌，我覺得是代表人的覺醒。如果沒有人的覺醒，沒有從人的原點去愛人、尊重人，你走到你的專業裡去，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該怎樣理解renaissance？這個詞在拉丁語言裡比較清楚，就是“再一次誕生”。中世紀好像是一個漫長的沉睡跟死亡的現象，我覺得人可以重新讓自己再活起來一次。
我今天也要問，在大學裡占有教職的，在各個專業裡面有學者身份的，你自己是不是真正活着？如果沒有人的覺醒，不叫活着，在一個僵化死闆的狀況裡，你對人都不理解，你不會有對人的尊重，也不會對人有真正的愛。那樣的學術論述跟批評，沒有任何意義。
從“五四運動”開始，有一些知識分子是我非常尊敬的，我到現在還在讀魯迅、沈從文，他們給了我最大的影響，他們都在做關于“覺醒”的事情。再比如李叔同，有誰有過他的富貴？可他到最後可以把這個東西全部斷掉。他在三等艙的艙房裡吃粗糙的白菜，有人請他到二等艙吃好一點的東西，他的回答隻有一句，他說這個東西很好。魯迅、李叔同他們在做的就是啟蒙，就是法國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鸠做的事情。
蔣勳油畫作品：《貓》和《野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