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哪裡像是赴死去的？
這一個月以來，胡明永（化名）洗澡時都不敢閉眼睛，隻要一閉眼，他就覺得兒子就在他的眼前。2018年6月7日，他的兒子胡風（化名）和另外兩個男生的屍體在武漢的一間出租屋内被發現，三人是燒炭自殺的。胡明永覺得怕，認屍的情景總是出現在他的腦海中，孩子的屍體已經發黑了，看不出原來的模樣。他沖着孩子大罵：“你是不是傻，這麼好的日子不過，非要尋死。”處理好兒子的後事，他就将家裡的房子賣了出去，租了一套兩居室，除了一台電視和兒子使用的電腦，他什麼都沒有帶過去。“我沒有辦法待在家裡，總覺得兒子還在，一會兒走來走去的，到處都是他的影子。”
新租的房子和原來的住處在同一個小區。房子裡隻有基本的一些家具設施，最顯眼的就是那台從原來家裡搬來的電視，擋住了半個牆面，與客廳的大小很不匹配。原本，他們是放在四室二廳的大房子裡的。關門的時候，胡明永特意從裡面扣上了門。“家裡老人也住在這個小區，經常來串門。他們還不知道情況。”
胡明永的妻子從上個星期開始去上班，胡明永還做不到。晚上，他睡不着就窩在沙發裡看世界杯，熬到瞌睡不行，才合一會兒眼；白天，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兒子為什麼會去尋死？又為什麼會跟人一起在QQ群裡相約自殺？
他是有些内向，也沒有什麼朋友，但孩子精神沒有問題啊。他像檢測硬盤一樣，搜尋着大腦裡的角角落落，一絲一毫都不肯放過，以找尋促使兒子自殺的蛛絲馬迹。
是不是因為他要創業，媽媽不願意給他錢？胡明永的家在河北固安，距離北京也就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胡風以前一直在北京一家淘寶店做客服，公司在大紅門附近。後來，北京清退外來人口，他所在的服裝公司被遷出北京，他也就回了家。在家待了一個月後，胡風向父母提出想做淘寶網店，胡明永答應了，但妻子覺得不妥，她是個嚴厲的人，對兒子要求也高：兒子從初中畢業辍學後就進入社會，工作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知道賺錢辛苦。幾年前，他就在北京開過一家網店，但因為盜圖被投訴後，就不幹了，一個人回到了家裡。還是胡明永跑到北京給他退了房子，把房間裡的東西拉回來，損失也有五六萬元。“他說壓力太大了，太累。”胡明永向我回憶，事情發生後，從未哭過的妻子也掉了幾次眼淚，但很快就勸他不要再想這個事情了，“想了隻會傷心”。
胡明永停不下來。他翻來覆去地回憶與兒子之間的點點滴滴。兒子要錢再創業，胡明永覺得可以給。胡風今年21歲。胡明永發現進入20歲以後，兒子明顯聽話多了，他說什麼兒子都會聽着，不像以前一樣愛理不理，也不總在家裡罵罵咧咧打遊戲了。胡明永想到有一回家裡缺插線闆，要拔兒子電腦連接的那個，胡風一下子站了起來，“瞪着你，很吓人”。
胡明永認為兒子的轉變跟交了女朋友有關系。胡風的女朋友是個大學生，今年讀“大三”，兩人已經談了兩年的戀愛。雖然沒見過這個女孩子，但胡明永能夠感受到兒子對女孩的喜歡和愛。有時候家裡人會對兩個人之間的差距有些擔心，他們會半開玩笑地問胡風：“你女朋友會不會是個騙子？”胡風一點不猶豫地回答：“放心吧，不會的。”他還将自己的新規劃告訴父親，先把淘寶店做起來，等女孩畢業了，就一起幹。
為了向父親顯示自己能夠做好一件事情，跟女孩在一起後，胡風開始健身減肥。他身高有1.75米，體重卻有170斤的樣子，胡明永曾批評他“不是年輕人該有的樣子”。每天中午，胡風有兩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其中兩個小時都會泡在健身房裡。每次健身結束，胡風都會自拍一張照片發給父親。如今這些照片，胡明永全都删了，“看不得”。用了一年的時間，胡風瘦了40斤左右。在胡明永的眼裡，他很勵志。
在胡明永看來，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有條不紊地走着。他還記得，最後一次見到兒子是在5月22日，當時他正在廚房裡準備晚飯，聽到門“咔嚓”響了一聲，他探過頭去，看到兒子胡風的身影一晃而過。他也沒有留意，兒子早早地煮了面條吃了，不吃晚飯也正常。後來，妻子發了微信問兒子去哪裡，他還回答說去北京，周一（5月28日）一定回來。胡明永沒有放在心上，他以為兒子是跟着女朋友約着在北京見面，還特意打了1000元給他，怕“男孩子沒錢花沒面子”。“看不出來一點迹象呢？他這哪裡像是赴死去的。”兒子胡風已經去世一個月了，談起孩子，胡明永依舊很悲痛（蔡小川攝）計劃了兩年的死亡
5月28日，胡風還沒有回家，胡明永收到了兒子的女朋友發來的信息，說兒子在網上跟人相約一起赴死。一同發來的，還有兒子在QQ群裡跟人聊怎麼尋死的聊天記錄。在記錄上，兒子跟人講述如何燒炭自殺，步驟詳細到将木炭分成幾盆，房間裡應該如何密封布置。他還囑咐一同赴死的人，自殺前要熬個夜讓自己疲憊，“這樣不會感到難受”；自殺使用的房子一定不能在鬧市區，因為“不想上新聞”；他們甚至還提到了簽免責協議書，以防後面會打官司讓家裡賠錢。
種種迹象表明，兒子胡風是下了必死的決心的。胡風的女朋友告訴胡明永，5月20日，胡風跟她吵了一架，但具體的原因沒有說。之後的幾天内，胡風一直給女孩發微信，早上請安、晚上問好，女孩都沒有回複。5月26日早上，女孩還能收到胡風的消息，“早安，寶寶”，但晚上，她卻沒收到晚安的信息。第二天，她等了一天，也沒再有新的信息發過來。她多次試圖聯系胡風都沒人應答，隻好登陸了他的QQ号。剛一上線，就有一個人冒了出來問他：“你怎麼還沒死，怎麼失敗了？”
胡明永覺得脊背發涼，他去公安局查，發現兒子5月23日的時候已經坐高鐵從北京去武漢，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從南昌過來的男生。他和妻子連忙趕到了武漢。白天，親戚家都尋遍了也沒有找到，他們還去了公安局，也等不到消息。晚上，他先勸妻子休息，等她睡着後，他一個人跑到武漢的大街上，沿着小吃攤一個一個地找。那一刻，胡明永覺得自己的能力真的有限，“人海茫茫，你去哪裡找？”他站在街上眼淚流了一遍又一遍，從他身邊過去的人多得讓他看花了眼，就是沒有一個影子是兒子的。
在尋找的幾天内，胡明永登陸了兒子的QQ号，此時，他才知道，兒子和女朋友之間其實早就有了問題。年初的時候，胡風在QQ上發表了一條心情狀态，說自己必須要創業成功才能有錢買車買房，但他也明白自己沒有手藝和學曆，他很為自己的人生着急。另一方面，女朋友則不愛跟他說話了，發信息要麼不回，要麼說一句話就不見人了。在跟人聊天中，胡風說，關于尋死這件事情，他已經計劃了兩年。
這些事情，胡明永都不知道，他跟兒子交流不多。兒子讀小學時，他剛剛承包了酒店的後廚，每天很早就出門，晚上回到家裡，胡風已經睡着了，他很少有機會檢查兒子的作業，也沒有時間跟他聊天。相反，他覺得兒子越來越不聽話，整天逃學打遊戲，有時候還會消失幾天不見。他氣不過時，就會拽過孩子打一頓。這樣的相處模式一直持續到胡風初中畢業。
剛開始的幾年内，胡風一直在家裡的公司幫忙，胡明永對他也沒什麼要求，總覺得他年紀小，文化不高，有時間成長。“我從來不指望他拿錢回家，隻是跟他說，你今年賺的錢能存一萬，下年存個兩萬，這樣就好了。”胡明永覺得後悔，他自責一直沒有從兒子的角度來想問題。他提到了一個細節，由于兒子很早就進入社會工作，他們搬新家到固安時，甚至沒有給胡風準備房間，每次他回家，都是在書房裡睡榻榻米或者跟小兒子擠一個床。
感情的不如意，家裡的“忽視”，工作上的不順心，現實中又沒有朋友無人訴說，對于剛剛二十出頭的胡風來說，這或許已經超出了他的承受範圍。他曾在QQ上寫道：“一個人心裡有話沒地方說憋屈久了會瘋掉會抑郁嗎？”他的最後一條QQ簽名更新是：“不要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去奢求什麼。”在他尚未經曆世事磨煉的頭腦裡，也許死亡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是最簡單的面對現實的方法。
2017年9月10日，印度加爾各答的學生在世界預防自殺日當天，參加抵制“藍鲸”死亡遊戲的活動隐秘的世界
許洪（化名）跟胡風在同一個聊天群裡。在胡風去世後，他曾三番兩次地追問胡明永，胡風到底有沒有死，自殺為什麼會失敗。直到胡明永告訴他，胡風已經走了，他才作罷。許洪也想自殺。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離異了，除了給些生活費外，兩個人都不怎麼管他。在小學和初中，他又經常受到同學的欺負，他也不敢跟家裡講，最終得了抑郁症。終于熬到了職高畢業，他在父親的公司打工，但什麼都幹不好。“基本的安裝家具，我學了幾個月都學不會。”
許洪覺得活着無望，便在網絡上留了QQ号，說希望找人一起自殺。這就像一個導引，不停地有人過來加他好友，并将他拖入一個又一個聊天群。這樣以自殺為主題的群，他加入了四五個。本來，他是答應胡風一起去武漢燒炭自殺的，但臨行前，他退卻了。他從小就怕死，遇到鄰居辦喪事都會躲得遠遠的；他又想到了他的父母，“我死了，我爸肯定會很傷心”。最讓他感到恐懼的是對死亡的未知，“你不知道自己面臨的會是什麼”。
就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掙紮中，許洪看着群内的人每天相約赴死，他們多數和他一樣，有抑郁的傾向。“其實很多人都是想死但不敢死，所以才會找人一起死。”許洪還記得，兩年前，他曾經跟一個人相約一起跳崖，對方威脅他，如果不出現，就會殺了他全家；也有人會不停地對他進行洗腦，一一列舉他的缺點對他進行說服：“你幹什麼都不成功，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你聽完後，就會打起死的決心，但過一會兒就洩氣了。尋死的想法都是一陣一陣的。”許洪告訴我。
在許洪的邀請下，我也進入了這個自殺群。那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呢？到現在，我都想不出一些合适的詞來描述。“死”是他們聊天的關鍵詞，怎麼死，何時死，每時每刻，他們都在談論死亡。有一個17歲的姑娘，長得很漂亮，但是個同性戀，父母不接受，所以要尋死；另外一個人則說抑郁了所以想要自殺。在群裡，每一個挑起死亡話題的人都會受到鼓舞和煽動。
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幹預中心副主任、主任醫師童永勝在接受采訪時曾指出，自殺行為的影響因素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環境、心理狀态、交友情況等等；而自殺群的存在，為有想法的人提供了環境，通過一起讨論強化了自殺的意念。
這樣的說法2009年印度研究者拉賈帕爾（SundararajanRajagopal）也曾提過。他做了一個研究，搜集了日本、美國、英國等國家出現的網絡自殺行為作為案例進行分析。随後，他得出結論，指出集體自殺者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男性居多。這批人最早會在聊天室中相互鼓勵自殺，讨論自殺的方法。拉賈帕爾的研究顯示，一些人進入這些網站可能有短暫的自殺意念，但随後的讨論（例如鼓勵自殺、勸阻尋求精神治療等），會促使其堅定集體自殺或單獨自殺的想法。
基于此，一些國家已經将網絡自殺當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列入政府管控的範疇。早在2003年，澳大利亞就通過新法案，加強已有的禁止輸入或輸出與自殺相關信息的法律。2009年4月，韓國相繼發生三起網絡自殺事件後，韓國總統發表廣播講話，極力勸阻網民珍惜生命。次月，韓國政府又計劃推進《規定門戶網站、P2P運營商、信息通信服務運營商義務監督非法有害信息的信息通信網利用促進及信息保護相關法律》盡早在國會通過。不過，在國内，類似的防控管理措施還處于缺位的狀态。
這些事情，胡明永都覺得難以置信。他今年46歲，除了微信之外，他很少去研究網上的其他信息。他開始對網絡未知的世界感到恐懼。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意識到這個群體的存在：“我的孩子已經死了，我希望别的孩子能夠不走我兒子這條路。我一點賠償訴求都沒有，我也不要錢。”他想呼籲相應的平台能夠加強監管。“如果兒子不在群裡，可能就不知道怎麼自殺，或者會畏懼自殺，但群裡人會告訴你如何實施，怎麼死不痛苦，怎麼死方便。”胡明永開始擔心小兒子的狀态，兩人相差5歲，關系一直很好。去年，胡風還花了7000多元給弟弟買了個手機。胡明永沒有将哥哥去世的消息告訴小兒子，但他發現，小兒子将微信的頭像換了：那是一個男生的背影，面對着黑夜，看起來很孤獨，很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