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
譯者：沈志興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帕慕克雖然坦言：“從埃科那裡我學到了，謀殺推理小說的形式還可以被運用得如此優雅。”但謀殺與偵探在他那裡并非輕松的小說形式，而是具有強烈的隐喻意味。
非典型偵探小說
作為當代歐洲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似乎無意寫作一部偵探推理小說。他1998年出版的那部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據說是最受中國人喜愛的作品。盡管這部小說的整體結構完全建立在對一樁兇殺案的破獲上，可他對這種情節安排的态度卻很有意思。接受采訪時，帕慕克說：“安排小說神秘情節，對我來說輕而易舉，絲毫不成問題。但對此，我并未沾沾自喜。”在随後寫作的一篇短文中，他甚至說：“寫本書的時候，我似乎覺得，其中的神秘情節和偵探故事隻是我被迫而為。我自己對其并不感興趣，但要想再改為時已晚。”
看起來，帕慕克似乎隻是出于可讀性的考慮，而技巧娴熟地搭建了這些偵探情節。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以偵探小說進入對這部作品的解讀，畢竟，進入一部恢弘的語言迷宮，道路從來不止一條。
在這裡，有必要對小說的基本情節交代幾句。故事的背景是在1591年的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帝國已過最鼎盛時期，開始受到西歐新興勢力的挑戰。更有意味的挑戰，發生在繪畫領域。法蘭克人（地中海東部國家對歐洲人的稱呼）采用“透視法”繪制的肖像畫，給傳統的伊斯蘭細密畫帶來巨大挑戰。這種畫風甚至吸引了當朝的奧斯曼帝國蘇丹，一位向來以贊助藝術和圖書受到稱譽的君主。他密令小說中的姨夫大人，組織帝國三位最優秀的細密畫大師——蝴蝶、鹳鳥、橄榄和鍍金師高雅，用法蘭克人的風格繪制一本畫冊，作為外交饋贈之用。與此同時，在宮廷畫坊總監奧斯曼大師的帶領下，這些細密畫大師也在公開準備着另外一本完全按傳統畫法繪制的《慶典之書》。
姨夫寫信給在中亞流浪的外甥黑，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作為本書的主要叙述者，黑在24歲時愛上表妹謝庫瑞，因遭到姨夫反對而離鄉出走。12年後，當他返回伊斯坦布爾，謝庫瑞已是兩個兒子的母親，丈夫幾年前出征未歸，音訊全無。為了躲避小叔子哈桑的騷擾，她回到父親家居住。黑返回不久，兇殺案便發生了，先是鍍金師高雅，緊接着是姨夫大人，先後被殘忍殺害。
兇手很快被鎖定為參與繪畫的三位細密畫大師，小說情節随着案件的偵破逐漸展開。之所以說這是一部非典型的偵探小說，是因為帕慕克在小說中采用了多聲部的叙述者，包括兇手乃至狗、樹木在内的複調叙述，共同推進着情節的發展，将故事的懸念一直保持到最後。
作為重要叙述對象的，是對伊斯蘭細密畫偉大傳統的哀悼與緻敬。帕慕克對此并不諱言：“《我的名字叫紅》的主旨并非東西方問題，而是細密畫家的艱辛。他們為其遭受痛苦，奉獻一切。這是一本有關藝術、生活、婚姻和幸福的書，東西方問題隻是其潛伏的背景。”
風格之争，及其背後所代表的兩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成為兇殺發生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風格成為一個緻命的問題。要理解這一點，便需要對伊斯蘭細密畫的曆史有所了解。
所謂“細密畫”，有些類似中國繪畫中的工筆畫，隻是在伊斯蘭世界，它并非一種獨立的畫作，而是一種專門的插畫藝術。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具象藝術并不發達，作為書籍插圖出現的細密畫，當時并無圖畫的獨立地位。這種13世紀至17世紀在波斯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伊斯蘭細密畫，運用阿拉伯幾何和植物紋飾，并吸納中國傳統山水畫技法，追求平面的超自然構圖，以一種俯瞰式的全知視角，旨在反映真主安拉眼中的美妙世界。在風格上，傳統的細密畫大師追求對前輩的模仿，認為繪畫不應該有個人風格與簽名，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特色。來自歐洲的新畫風，則以透視法的人的視角來結構圖畫，追求個人的繪畫風格。奧爾罕·帕慕克（法新社供圖）一幅由紐瑟爾·烏文迪爾所繪，描述波斯史詩《列王紀》中英雄魯斯塔姆誕生的細密畫，現藏于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伊斯蘭博物館如此一來，二者之間的沖突不言而喻，用小說中死者高雅的話來說：“我死亡的背後隐藏着一個駭人的陰謀，極可能瓦解我們的宗教、傳統，以及世界觀。”
風格，洩露自我的瑕疵
從解謎的角度看，問題在于，同樣受過嚴格細密畫訓練的三位大師，如何在風格中洩露自己的秘密，進而被确認為兇手呢？這一點，也是這部小說最為引人入勝的部分。我們知道，在許多前現代的偵探推理小說中，筆迹往往被作為誤導、取證的重要參考，而那些被視為細微差異的風格，又是如何在一幅畫中留下線索呢？
據帕慕克自己講述，他的寫作往往有一個整體計劃。在寫作前往往已經安排好了整部作品的框架與章節。具體到這部小說，他談道：“《我的名字叫紅》中有許多人物，我給每個人物都分配了一定的章節。在寫作時，有時我會渴望繼續‘當’裡面的人物。因此，在寫完謝庫瑞的一個章節後，比如說第七章，我就會跳到十一章，這又是她的章節。我喜歡‘當’謝庫瑞。從一個人物跳到另一個人物可能會讓我感到郁悶。”
其實不光帕慕克在寫作的過程中有這種感受，我在讀這部作品的過程中，也有類似感受：我更願意讀有關謝庫瑞的章節。部分原因在于，涉及謝庫瑞的部分，沒有大量關于細密畫的鋪叙，情節推進更為流暢清晰。
然而，談及藝術，談及風格，那些論畫的篇章卻顯得尤為重要。在小說第十二章，帕慕克借助細密畫大師蝴蝶的嘴，講述了三個有關風格與簽名的故事。在第一個故事中，赫拉特的一位細密畫大師出于追求自己的風格，将波斯愛情悲劇中的主人公霍斯陸與席琳，畫成了大汗與他的鞑靼美女，被大汗下令刺瞎雙目。顯然，蝴蝶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黑，人們所追求的風格，隻不過是洩露我們自身痕迹的一個瑕疵。
如何在一幅細密畫中發現那個屬于畫家的秘密簽名？小說中，奧斯曼大師将這種辨認細密畫家的方法，稱之為“侍女法”。這種方法的奧妙在于：無論才華高低，每位細密畫家所畫的耳朵，風格都不同。“當大師們畫一張臉時，他們會緻力于追求臉部的極緻美善，着重形式樣闆的原則，強調人物的表情，或者注意它是否應該神似某個真實人物。不過當畫耳朵的時候，他們非但不會從别人那裡偷取，模仿樣闆，更不會觀察一隻真的耳朵。對于耳朵，他們不思考，甚至不會停下來想想自己在做什麼。他們隻是任憑記憶引領自己的畫筆。”
情節終于出現轉折，一幅從死者高雅身上搜出的馬匹的繪畫被發現了，這張畫雖然已有些模糊，但作者無疑就是高雅先生遇害前去見的某位畫家。采用“侍女法”的辨認技巧，奧斯曼大師和黑先生反複地查看那幅畫，試圖發現它所隐藏的秘密。最後在已經有些暈散的馬匹畫像上，奧斯曼大師發現問題所在：馬的鼻子采用了一種奇怪、獨特的畫法。
奧斯曼大師認為，要揪出造成這一筆誤的家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手下的幾位細密畫師在一張白紙上，不假思索地即興畫一匹馬。令人失望的是，奧斯曼并沒有從經過精心掩飾的幾幅馬匹的畫中發現端倪。兩人随後獲準在蘇丹的寶庫中繼續查找這幅有瑕疵的畫的來源，黑在一堆圖畫中終于找出一張馬的鼻子有缺陷的畫。
故事的最後，真相大白。傳統細密畫的忠實信徒，殺害了高雅與姨夫大人這樣兩個持完全相反觀點的人，避免細密畫師毀于被恐慌鼓動起來的伊斯蘭信徒。
風格與謀殺，這聽起來多少顯得偏執而純粹，完全不同于一般偵探題材中，出于仇恨、利益、欲望而發生的兇殺。某種程度上，風格即信仰，這也可以理解為，小說中的兇手是為了信仰而殺人。
盡管，風格是這部小說的重要議題，但帕慕克對此并無明确傾向。伊斯蘭細密畫無可挽回地衰落了，但一代代畫師為了畫出安拉眼中的世界，不惜熬瞎雙眼，同樣令人感歎。
在帶有自傳意味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回憶》一書中，帕慕克回憶起自己幼年的學畫經曆。像帕斯捷爾納克在青年時代有望成為一名音樂家一樣，帕慕克在7歲到22歲的漫長青春期，一直被視為明日的畫家。他在少年時便接觸學習了伊斯蘭細密畫，後來又花整整10年時間去研究并最終喜歡上了這種傳統繪畫，這也為小說寫作打下堅實基礎。
帕慕克有關自己學畫經曆的一段描述，也許最好地說明了他對于風格，對于模仿與創造，對于東方與西方的最終看法。在他看來，模仿是必要的，無論對于西方技巧還是東方傳統，不可替代的是他所一直生活的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對他的影響。
作為寓言的謀殺故事
作為小說家的帕慕克，從小便擁有豐富的想象力。據他回憶，在很小的時候，他便相信世界中存在着一些自己看不見的東西：在伊斯坦布爾街頭的某個地方，在一棟跟我們家相似的房子裡，住着另一個奧爾罕，幾乎是我的孿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當他在20多時開始寫作，并夢想成為一名作家時，帕慕克依然認為一個最富想象力的小說家，他的最大美德就在于他能像孩子一樣忘記這個世界，充滿喜悅地生活其中，無拘無束，并與這已知世界的各種規則周旋。
寫作所建立的第二世界，對帕慕克來說，很長時間都是一個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之所。在讨論了屠格涅夫由對農奴制的厭惡發展到對俄羅斯的拒斥之後，他回憶道：“盡管如此，很多時候我還是會想，對我來說最好的做法也許就是留在土耳其，把自己鎖在屋内，借着小說創作的模糊構思，徜徉在想象之中。事實上，從1975年到1982年，當謀殺、政治暴力、白色恐怖、酷刑拷打以及束縛大行其道時，我正是這麼做的。”
盡管如此，但帕慕克又是如何在小說中處理土耳其現實中一度橫行的謀殺與暴力？他小說中為數不多對謀殺的分析與描寫，難道僅僅出于像他自己所說借鑒于埃科的一種運用優雅的小說形式嗎，或者一種為了可讀性考慮的權宜之計嗎？
事實好像并不如此簡單。帕慕克不但了解偵探小說在土耳其的發展狀況，還對曆史上奧斯曼政府對無名殺手案件的關注頗為贊賞。切廷·阿爾坦是帕慕克年輕時非常喜歡的一位專欄作家，他曾在一篇寫于上世紀70年代的文章中分析，偵探小說在土耳其的發展，之所以遠未達到英國、美國和法國如此高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土耳其這樣一個農村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謀殺毫無智慧可言，社會沒有給予作家足夠的生活經驗。帕慕克對這一邏輯粗糙的推論并不信服。他指出世界範圍内一些以鄉村謀殺案為素材的偵探小說的成功案例，不認同阿爾坦的觀點：“每個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誰，又是因為什麼被殺死的。”他注意到，早在400年前，伊斯蘭教大臣艾布蘇尤德大人對無名殺手謀殺案的裁決，已成為西方意義上劃時代的經典先例。
帕慕克以兩部小說為例，法國作家加斯通·勒魯的《黃色房間的秘密》和西班牙作家馬努艾爾·巴斯克斯·蒙塔爾萬的《中央委員會謀殺案》，試圖說明“密室謀殺案”小說模式的大有可為。在第二部小說中，作為變種的“密室謀殺案”所講的故事是，在一間上鎖的某個政黨的會議室中，燈光熄滅後，總書記被人殺死，審問的結果卻是，每個人都有罪，都對中央政府負有責任。帕慕克想借此說明的是，“當我們缺乏可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曆史的最基本的法則時，為什麼我們隻能通過諷喻來與曆史聯系”。
顯然，帕慕克并沒有放棄嚴肅寫作的道德感。無論是《我的名字叫紅》中的謀殺故事，還是《黑書》中男主人公對被槍殺街頭的妻子的尋找過程，都具有強烈的隐喻意味。其中緣由，“因為在我的國家，寓言往往代替了哲學。但比起理論來，人們更相信故事”。
推薦書目
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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