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馬口述高芳整理
1944年馬海德與毛澤東在延安機場1934年馬海德和日内瓦大學的同學雷文生、克士在上海開設的一家診所
中共和美國的最早接觸我今天會講我的父親、我的母親。但今天是習近平主席第七次訪美，我想也講一點中共與美國關系前40年裡的四件事。中共和美國的最早接觸可追溯至80年前毛主席和馬海德、斯諾這兩個美國人的見面。毛主席從1936年到他去世的1976年，這40年裡，外交是緊抓不放的大事。盡管他的晚年有失誤，但中國的外交是成功的。中國和5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恢複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美國總統也到毛主席的中南海遊泳池住地拜會。從紅軍時期這兩個美國人來到臨時紅都保安開始，斯諾一直是毛主席信賴的好朋友，直到1972年去世；而我父親留下來，參加了紅軍，參加了中國共産黨，在之後的13年裡，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1935年，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又度過了一個非常艱難的冬天。絕大多數的南方紅軍戰士沒有想到，黃土高原的冬天是這麼的吓人。他們沒有過冬的被服和糧食，身體大大地透支。就我所知，有的中央領導因為身體太弱，是在擔架上被擡着過來的。所以，他們特别需要醫生。原來在紅軍裡僅有的一個傅連暲大夫，還在張國焘那兒，生死不明。毛主席非常希望能有一個醫生，而且應該是一個外國醫生。為什麼呢？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紅軍被叫做“赤匪”，可能沒有一個中國醫生願意來“匪”的地方。而外國醫生可能有便利之處。于是，美國醫學博士、我的父親馬海德在毛澤東的邀請和宋慶齡的推薦下，來到了這個地方。還有一個被邀請的人，他就是被宋慶齡證明是同情革命的美國記者——斯諾。宋慶齡說，看到拿另外半張英鎊的人，你就跟他走就我所知，毛主席的湖南話不容易懂，他自己也不懂外語，加上長期在軍隊和地方，所以，除了和李德争論過以外，沒有真正和外國人打過什麼交道，直到中共請來的這兩個美國人。我父親是怎麼到紅軍來的呢？1936年初，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中央紅軍和上海的地下黨有了電報的溝通。這時候，毛主席告訴宋慶齡，他們需要一個外國醫生，宋慶齡就讓我父親到了西安。我們家現在還有這本美國護照，上面說，這個人可以到西安，但是不能進入“匪區”。時間是1936年4月，蓋有國民黨相關機關的章。所以，曆史證明，黨中央、毛主席當時最需要的是一個醫生。父親到了西安，沒有人和他接頭，又回到了上海。到了六七月份，宋慶齡又說，這次去，保證有人見你。并給了我父親半張十英鎊的鈔票。她說，看到拿另外半張的人，你就跟他走，在路上你還能見到一個美國記者，他叫斯諾。
1980年春節，馬海德與鄧穎超在一起。鄧穎超在照片背面題寫：“1936—1980年春節，保安——北京，44年的友誼的紀念”鄧穎超說，“你父親救了我的命”具體父親在陝北怎麼看病，這個我說不出來，但我記得在1983年，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說：“你父親救了我的命。”原來，鄧媽媽那時得了肺病，這在當時幾乎是不治之症，後來我父親告訴他，太陽好的時候躺在門闆上曬太陽。在太陽和氧氣的幫助下，她的肺病果然好了。我家有一張鄧穎超和父親的合影，上面寫着“1936——1980年春節，保安——北京，44年的友誼的紀念”。這就說明他在紅軍時期給許多中央首長看過病，很受尊重。其中張聞天因為外文很好，跟我父親聊天特别多。周恩來則是最早見到斯諾和我父親的。除了看病，黨中央還希望我父親到下邊部隊裡進行調研，看看紅軍的醫療衛生情況。我父親去了許多地方，并寫出了一份關于中央紅軍醫療衛生情況的調研報告。這份報告現在還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裡。斯諾回北平，我父親說，“我留下來”斯諾和毛主席見面以後，毛主席推心置腹地給他講了很多從小到大的個人經曆。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以後好像也沒有過。為什麼？因為當時紅軍很弱。我父親跟我講，在歡迎他和斯諾的大會上，口号是“沒有吃，沒有穿，但我們有國際友人的支持”。大會前排的人都拿着槍，但是後來我父親才知道，每支槍裡不超過五顆子彈；後排的人拿着大刀長矛；再後面的，說是湊熱鬧的也可以，是拿的鎬頭、叉子這些農具。當時的紅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碰到張學良的大煙兵或許能打勝仗，但要是胡宗南的中央軍來了，紅軍就很難應付了。往下怎麼辦？這是毛主席一天到晚在想的事情。沒有根據地，沒有吃的糧食，沒有穿的衣服，沒有槍炮子彈。所以，我個人認為，在當時看來，往後很可能還要長征，到更窮更荒涼的無人區打遊擊。毛主席希望通過美國記者斯諾，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的共産黨和紅軍，還有毛主席本人的過去和現狀。此前，中國記者範長江曾經采訪過毛澤東，談了一個晚上，但是毛主席基本上沒有講很多，因為在當時國民黨的統治下，講那麼多東西，再出一本書，是絕不可能的。而給美國記者講則能留得下來。斯諾回到北平後，《西行漫記》出版。中國人看到了，全世界看到了。後來，西安事變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共産黨和紅軍從此得以恢複過來。而這一切的最開始，就是毛主席請來美國人斯諾和我父親。斯諾回北平寫書，我父親說：“我留下來，這裡很多事情需要我做。”毛主席很高興地任命他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這個職務算是很高了。他還是醫學博士，學曆也是最高的。後來又在中央外事組當顧問，在延安的新華社也當外國專家，幫助把電台接收到的國外消息用英文記下來，由新華社翻成中文。第二天，在毛主席的桌子上就會有一份參考消息。
1944年8月25日，宋慶齡為感謝馬海德對國際和平醫院所作的貢獻而贈送給他的照片并親筆題字簽名馬海德（右）與夫人蘇菲（中）在他們的延安窯洞前與蘇聯醫生阿洛夫（左）合影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圖為馬海德與美軍觀察組一起慶祝抗戰勝利
延安中共迎來美國政府官方機構——美軍觀察組《西行漫記》也感動了美國的羅斯福。這位美國總統兩次請斯諾到總統府談話。當時，美國所有的聲音都在說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如何腐敗無能，如何沒有民主、對日作戰如何屢戰屢敗，沒有真正的抗戰；而延安恰恰相反，邊區政府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擁護。不管是斯諾，還是後來掉在解放區的美國飛行員，以及像謝偉思這樣的美國外交官，也包括史迪威将軍等，很多美國人反饋給羅斯福的說法是：延安是欣欣向榮的，重慶是烏煙瘴氣的。羅斯福問斯諾，有沒有辦法能在中國找到國共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于是，斯諾聯系了宋慶齡、路易·艾黎，還有宋子文、孔祥熙，成立了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通過它，國際組織和美國可以支持中國的抗戰。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産黨和延安邊區政府，羅斯福又派了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中央軍委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中央軍委外事組，楊尚昆任組長。這就是外交部的前身。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另一個任務是搜集有關日本的情報。當然，解救美軍飛行員是他們的重中之重。約有200多名飛行員被我們在敵後解救，他們回國後成為了中共的紅色宣傳員。在中國共産黨方面，用毛主席當時的話來說，是将美軍觀察組視為友軍的。毛主席還說，他想到美國，去和羅斯福談談天，到密西西比河遊遊泳。我父親是中央外事組的顧問，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斯諾第二次來延安，以及寫《續西行漫記》的海倫·斯諾在延安，都是我父親負責和他們打交道。被送到延安的美軍飛行員，大部分也是和我父親打交道，因為有人要檢查身體，有人受傷了要處理傷口。當時在延安的還有塔斯社駐延安記者站，這是一個蘇聯紅軍的情報單位。裡面有一個叫阿洛夫的醫生，我曾在《縱橫》專門寫過他。他是毛主席的蘇聯醫生，是斯大林為了抵制毛澤東的美國醫生馬海德而派來的蘇聯紅軍少将、醫官。抗戰時兩大國的醫生都在為毛主席服務。阿洛夫特别喜歡我，隻要有時間，就把我帶到他身邊，和他一起玩，吃他的好東西。在西柏坡，有一段時間我還住在他們家。美軍觀察組和當地的蘇聯人完全不一樣，很受歡迎。聽我媽媽講，他們無論走到哪兒，後面都有一群孩子跟着玩鬧。他們給孩子們糖吃，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兒。美軍觀察組的到來是中國共産黨和美國官方機構第一次打交道。不管是否出于美國本意，和此前來延安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樣，他們的到來客觀上幫助了中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幾個月裡，采寫、報道了共産黨、邊區政府真實的情況。這些都影響了媒體，影響了美國社會各階層。美國人民開始支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父親馬海德是毛主席的醫生，和他一家關系很好，這是和主席女兒李讷合影
1946年北平(北京)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團的葉劍英(左一)、羅瑞卿(右一)、馬海德(右二)、黃華、李克農、蘇井觀、柯柏年(後排自右至左)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代表團合影“不争氣”的國民黨與“争氣”的美國到了解放戰争的時候，不管美國怎麼幫助，國民黨越打越敗，越打越失民心。從國民黨角度來說，抗戰八年，在大後方重慶受了那麼大的罪，好容易日本人投降了，好容易勝利了，有那麼多城市，那麼多銀行，那麼多發大财的事……心思全都在接收上。而共産黨、毛主席不一樣，他們知道，雖然抗戰勝利了，但中國的革命遠遠沒有結束。所以，在美國人的眼裡，國民黨真的實在不争氣。在遼沈戰役開始前，美國決定完全斷絕給國民黨的軍事援助。由此，幾百萬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沒有了彈藥供應，沒有了武器裝備。那麼，國民黨這個仗就很難打下去了。當然，解放戰争的勝利是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靠全中國老百姓的支持取得的。但美國不管是否出于本意，客觀上的确幫了共産黨的忙，加快了戰争的勝利，加快了新中國的誕生。再打“斯諾牌”“文革”中期，毛主席發現中國在國際上幾乎沒有什麼朋友時，就把幾個老帥叫到一起，問我們的外交該怎麼辦。大家提出，還是得和美國搞好關系。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後，毛主席請來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再次訪華，毛主席親自給他講了很多關于中國的情況和自己的想法，包括請美國總統來訪。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節，毛主席将斯諾夫婦請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自己身邊，《人民日報》後來在頭版刊載了這張照片。基辛格曾說過，我們西方人的腦子就是不行，中國發出了這麼一個明顯的信号，我怎麼就沒有最早看懂呢。後來的乒乓外交、基辛格訪華，最後尼克松訪華，這些都是斯諾訪華的延續，英國、日本還有好多國家開始紛紛和我國建交。可以說，美國記者斯諾的到來幫助毛主席走了這一步妙棋。三個“赤匪”的會面1971年的一天，我在家裡看到父親接電話，他的神情很是緊張。原來是斯諾病重，斯諾夫人從瑞士打來電話。那時候正值“文革”，我們被抄了家，我母親在幹校挨鬥，我父親是絕對地不受信任。在“文革”開始不久，他的朋友有的在牛棚，有的在監獄，有的沒了音訊，父親就把他們的孩子找來我們家，在我們家吃住。接完斯諾夫人的電話，我父親馬上打電話給他的好友、剛被放出來的廖承志。我父親和廖承志的關系特别好，聽他講，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會合以後，有一天，他看見一個人，個子不高，穿着很舊的衣服，但洗得幹幹淨淨，用法文和他打招呼。這個人就是廖承志。廖承志學問很大，是個才子，懂多國語言，他和我父親在一個窯洞住過一段時間。“文革”的時候，廖承志也進過監獄，他是中央外辦的副主任，那時候就留了這一個頭銜。我父親對廖承志說，斯諾病得很重，快不行了，他夫人很着急，沒法子了，咱們能不能幫幫忙？廖承志就向周總理彙報，周總理又跟毛主席講。最後毛主席說，讓馬海德帶個醫療小組去救助。我父親到了瑞士，見到了斯諾。中國革命勝利後，身在美國的斯諾由于麥卡錫反共，待不下去了，到了瑞士。這時候，他又和我父親見面了。我父親的到來讓他很是感動，後來黃華也趕去了。斯諾拉着我父親和黃華的手說：“三個赤匪又見面了。”他還對我父親說：“我真的是很羨慕你走的這條路，如果有來世，我也要走你馬海德走的這條路。”我父親很感動，也很感慨，也有他的辛酸。那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好人都不會很高興的時代，我父親也一樣。按斯諾的要求，斯諾去世後被葬在北大未名湖畔。我參加了安葬儀式，當時在現場照相。我記得那是1972年年初，“九一三”事件之後不久。周總理主持儀式。我還記得有一個外國記者問周總理，把未名湖改名斯諾湖行不行？總理說：“這得讓北大的革命師生來定，我不能定。”
1949年解放後，馬海德全家遷入北京。圖為50年代初的馬海德、蘇菲及他們的兒子周幼馬
他真忙，也真高興。他喜歡延安在延安的13年，是我父親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他接生了很多孩子，很多孩子都管我母親叫幹媽，管我父親叫幹爹，管我叫弟弟。我父親在延安是“香饽饽”，能輪到讓他看病，對病人來說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我父親還有一個“權力”，就是藥品處方權。延安幾萬人，藥品稀缺，隻能留給最重要的、最需要的病人。批藥的權力在中央保健組，而我父親則實際上掌握着一些藥，這些藥是通過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這個組織送來的。父親是宋慶齡任命的保盟駐延安代表，有宋慶齡表揚我父親的照片為證。奶粉、砂糖宋慶齡也送來。我父親經常給宋慶齡寫信：要什麼藥、需要多少，上次寄的藥收沒收到……諸如此類的信，現在中國福利基金會還保存有幾十封。延安傳有一個笑話，說一個老紅軍看病，一見到父親就說：“我這兒疼、那兒疼……”哪兒都不舒服。父親聽了後，就讓人給他把藥單開了。老紅軍拿着藥單到後勤部取藥，後勤部的人看藥單上寫着“媳婦一個”，就說：“我自個兒都沒媳婦呢！”于是給改成“驢一頭”。據父親的好友路易·艾黎說，他到延安，和我父親住一個窯洞。他帶了一些咖啡，有一次準備煮給我父親喝，可一直就沒看見人影。一會兒說人出去了，馬上就回來；一會兒回來喝了兩口，又有人敲門，說有病人，又去了；到了半夜，好容易回來了，又有老鄉打着燈籠找來，說他家婆姨要生孩子……他真忙，他也真高興。他喜歡延安，喜歡這個他工作、生活、戰鬥的環境。在那裡的13年，他做了很多的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當然，他更喜歡在延安建立起的這個家庭，他娶了我母親，又生了我。所以，他曾跟我們說，如果有遺囑的話，他的遺囑就是把骨灰灑在延河裡，可能的話，在美國水牛城（父親的出生地）的家族墓地裡也擱一點，不搞遺體告别，不搞墳墓，八寶山不去。父親去世以後，中央來人到我們家，說還是得葬在八寶山。我就跟我母親說，黨怎麼說咱們就怎麼做吧。但是我們堅持把父親的一部分骨灰灑在了延河裡，這是我們全家人一起去做的。
“文革”時，美國人李敦白帶領他的洋造反團“白求恩—延安”上街反美遊行，露左半個臉的是愛潑斯坦
米高揚說，“李敦白、馬海德是特務，得抓起來”從延安到了西柏坡後，見到了革命勝利的曙光。毛主席很高興，很想跟斯大林聊聊天。這要通過阿洛夫。阿洛夫是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的聯絡員，電台在他手裡。阿洛夫報告了斯大林，斯大林當然不願意，因為當時蘇聯和國民黨政府是有外交關系的，美國知道了影響不好。他告訴毛主席，我們現在正在收麥子，中央委員都下去收麥子了，沒法見你。主席特生氣，說你們有多少糧食連中央委員都得上手。後來，為安撫主席，斯大林派米高揚飛到石家莊，然後到了西柏坡。米高揚和中共毛、朱、劉、周、任五大書記開了幾天的會。在會議中間，米高揚傳達斯大林的意思，說李敦白、馬海德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得抓起來。李敦白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在延安的翻譯、秘書，胡宗南打延安的時候，所有的外國人都撤了，包括安娜·路易·斯特朗，她是坐軍調處的最後一趟飛機離開延安的。安娜·路易·斯特朗後來到了蘇聯，李敦白經常給她寫信，講了很多延安的事情。蘇聯人就說成是向安娜·路易·斯特朗提供中共情報，把這些信都給沒收了，把安娜·路易·斯特朗也抓了起來。米高揚說，李敦白提供了那麼多情報，一定是美國特務。毛主席當時聽不過去，就說，1936年，我們損失了90%的根據地、90%的紅軍戰士、90%的共産黨員，這個時候，馬海德加入了我們中國共産黨，加入了紅軍，并且從來沒離開過我。毛主席講到這兒，米高揚也就不再說什麼了。那時候李敦白在張家口，新華廣播電台英文部顧問這時就把他給抓了，一直關到解放以後斯大林去世才放。但是毛主席沒抓我父親，這是我最感激毛主席的地方。毛主席不僅沒抓我父親，反而還在阿洛夫面前“顯擺”。解放以後，阿洛夫完成了在中國的使命，被調回國。毛主席在香山雙清别墅為阿洛夫餞行，特意把我們全家也叫上了。實際上，在我理解，毛主席就是通過阿洛夫告訴斯大林，馬海德我沒抓。第二天，我父母将阿洛夫送到西苑機場，就再也沒有了他的消息。後來聽說，阿洛夫回去以後就被蘇聯克格勃關了起來，肋骨也打斷了，關了三年才被放出來，但很快就宣布阿洛夫因為飛機失事去世。實際是怎麼回事呢？斯大林認準了我父親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毛澤東身邊十多年的美國特務，讓阿洛夫作證。阿洛夫沒同意，所以才死于非命。這一切，包括米高揚傳達斯大林的話，以及阿洛夫回蘇聯後的下場，我父親到去世都不知道。他身邊的朋友，當省長、當将軍、當大軍區司令，他說，我當組長吧新中國成立後，衛生部成立，我父親擔任衛生部顧問。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有事沒事就到毛主席那兒走動走動了。很多大醫院裡的留美醫生都比我父親高明得多，他們都可以給毛主席治病，給中央領導治病，不再需要我父親了。我父親在衛生部的辦公室裡，報紙他看不大懂，文件也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成立了一個皮膚病研究所，而且離衛生部很近。我父親說，我還是一個很好的醫生。衛生事業百業待興，他就向一些老衛生界的人打聽：中國最需要的、最麻煩的、最髒的、醫生最不願意去看的病是什麼病？人家說，一個是麻風病，一個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性病。他說，那我就來管麻風病吧。那時候他在衛生部，說是部級幹部不過分。革命勝利了，他身邊的人當省長，當部長，當将軍，當大軍區司令，包括他的病人毛主席，大家全都“進步”了。而此時，我父親從衛生部到了皮膚病研究所的麻風病小組。父親說，我就當組長吧。
1986年12月，馬海德在四川省涼山彜族自治州探視麻風病人
從給毛主席摸頭，到給麻風病人摸腳從此，他開始治療中國的麻風病。麻風病是傳染病，麻痹神經，病人眼睛閉不上，手合攏不了，是獅爪狀，然後逐漸潰瘍，失去手和腳，長相也十分可怕。在當時，麻風病沒法治，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到深山、荒島，也有被活埋的，病人的家也被燒幹淨。可見麻風病該有多可怕。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麻風病醫生跟我說，父親每到麻風病院，都在院子裡，把病人叫在一起，親自給每個病人檢查，把麻風病人的腿擱在自己的腿上，看病人的腳底有沒有潰瘍，看完以後還要幫病人把鞋穿上。就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還是這麼做的。在我父親活着的時候，他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在20世紀末，中國基本消滅麻風病。中國的麻風病能夠基本上消滅，首先是靠咱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共産黨的領導，不可能把分散在各地、各處的——無論是在山裡的還是海島上的——凡是找得到的麻風病人都集中起來，管吃，管住，還給醫療。世界上隻有中國做到了。當然，也有我父親和他的團隊的努力。父親的一生，正如他去世前對我說的，他特别高興，這一生過得豐富多彩。他參加了土地革命，參加了抗日戰争、解放戰争，也經曆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紅軍時期沒吃沒穿、到處轉移，從延安撤退時遭遇轟炸，“文革”時期被抄家、我媽媽挨鬥……他都走了過來。我還記得飛機轟炸時候的可怕情景：在我們途經的路上，路邊到處躺着屍體，上面蓋着席子；一頭驢被炸了以後站在那裡，滿地是血，腸子拖在地上……很多人犧牲，過黃河的時候都是搶着過。葉帥的警衛員說：“我們先過，我們這裡有國際友人。”那時候，大家不知道胡宗南打延安以後怎麼辦。像我父親這樣的高級幹部還發了金元寶，我媽媽發的是大洋，以防萬一被打散了，還能活下去，被抓了還能買通逃跑。我父親經曆了很多：從共産黨和紅軍最困難的時候，到後來在延安的13年，軍隊發展到了100多萬，再到解放戰争打敗幾百萬國民黨軍隊；新中國成立以後，尼克松訪華……他見證了這麼長的曆史時期、這麼多事情。他說：“我不光是旁觀者，這輩子能參與到裡面，真的非常榮幸，而且最後在我們大家努力下消滅了麻風病，我想做的事兒都做到了。”我父親得過國際醫學大獎——美國拉斯克獎，美國駐華大使也頒給過他很多獎，這也說明他的出生國對他的認可。美國雖然不喜歡馬海德的中國共産黨黨員身份，但是他做的事情是美國人民或者美國政府認可贊同的。所以，我父親覺得他的一生是幸福的。他死的時候，很平靜，臉上還帶着微笑。最後，我還給他剃了胡子，讓他高高興興、幹幹淨淨地走。就我來說，父親來到中國，從最初給毛主席摸頭，到最後給麻風病人摸腳，一個醫生，特别是一個外國醫生，能夠這樣一輩子下來，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認為我父親活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