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說法是，在張方誠完成服裝設計圖紙後，孫中山因發動革命的需要離開日本回國。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清王朝，男人們很快剪掉了頭上的辮子，一個時代終結了。但當時人們的穿着變化還不大，不足以顯示辛亥革命的成果。1916年，孫中山拿着張方誠畫的圖樣，找到浙江奉化籍的“奉幫裁縫”（亦稱“紅幫裁縫”，專門裁剪縫制各種西式服裝）王才運在上海創設的“榮昌祥呢絨西服号”，制作成了中山裝。
還有一種說法是，1919年，孫中山把一套他穿過的英國陸軍制服交上海亨利西服店，要求改制成具有漢族特點的簡便服裝。改制成的服裝，背面有中縫，後背中腰有帶，門襟釘九個鈕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既不像當時流行的“唐裝”，也不是一般的“西裝”，仍有點像英國陸軍制服。店員們七嘴八舌，就叫了它“中山裝”。
1923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廣州。孫中山的上裝為立翻領，七粒扣，四貼袋設計
這張合照中的孫中山，所着中山裝為立領，六粒扣，挖袋設計第四種說法是，大約在1923年，孫中山在廣東任大元帥時，以當時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委托越南河内洋服店的華僑老闆黃隆生，本着“适于衛生、便于動作、易于經濟、壯于觀瞻”的原則，設計新的服裝款式。黃對這項任務十分重視，參考了多種服裝樣品，最後以英國學生制服為藍本改進設計，并親自縫制好樣品，送到孫中山手中，受到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歡迎，稱贊這種服裝“好看，實用，方便，省錢”。
以上各說，表明中山裝确實與孫中山有着密切關聯。至于哪種說法比較可靠，有人作過考證，但由于确切的文字記載不多，難以定論。筆者認為，幾種說法述及的人員，都有名有姓，都有一定的根據，不能說哪種說法純屬訛傳。
從孫中山穿中山裝的照片中看，中山裝式樣并不相同。由此可以說明，孫中山關注中山裝的設計和制作，有一個過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曾頒布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法令，其中有關“剪辮”“易服”等内容，便是旨在“滌舊染之污，做新國之民”，希望逐漸樹立起中國人的新形象。“易服”的原則是，“禮服在所必更，常服聽民自便”。可見“易服”主要是指禮服而言。
孫中山認為，穿衣是随文明進化而發展的，故文明越進步，穿衣問題也就越複雜；服飾應該既護體，又美觀，還必須方便，不礙于勞作。早期的中山裝以單立領，領子有風紀扣，對襟，裝袖，上下各兩個兜（暗兜或明兜），後背破縫，前襟直線排列七、六或五扣（早期還曾有用九扣的），左右袖口各釘三個裝飾扣（也可不釘）等為特點。後來不斷改進簡化，如立領改為翻折式立領，後背破縫、袖口訂裝飾扣等被去除，縫制工藝也較西服簡易。中山裝在制作工藝上可分精做和簡做兩種，前者使用毛料等高級衣料作面料，内襯夾裡和襯墊，用作禮服，和褲子配套穿用；後者一般采用布料做面料，不加夾裡和襯墊，隻作便服穿用，被認為具有實用、方便和經濟等優點。重要的是，中山裝被賦予了革命意識的象征屬性。有說孫中山晚年隻穿中山裝的。1929年，民國政府重新頒布了《民國制服條例》，将中山裝規定為黨政官員的禮服。當時的憲法也有規定：官員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
新中國成立後，中山裝的遺産被完整地繼承了下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都常在禮儀場合穿着中山裝，西方人因此稱呼中山裝為“毛裝”，日本人稱呼中山裝為“人民服”。這種服裝及其衍生的變化服裝，成為1980年代以前中國民衆的主要服裝樣式。不僅黨和國家領導人穿，全國廣大的幹部、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也都穿，更是出國人員的标準制服。在這期間，可能受“列甯裝”的影響，中山裝的款式有些變化，如翻折領變尖、上下貼兜的形式有所簡化等。80年代以後，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裝和夾克衫等逐漸開始流行，但國家領導人在出席國内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着中山裝。
毛澤東身着中山裝在開國大典上2012年11月16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前後兩屆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和習近平，都是穿的中山裝。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荷蘭進行國事訪問。在出席威廉·亞曆山大國王舉行的盛大國宴時，習近平主席穿的是在傳統中山裝基礎上改進的中式禮服，領子是立領，與傳統的中山裝不同之處是把慣常的明門襟改為暗門襟，隻有三個口袋，上面一隻口袋的扣子是暗扣。值得一提的，口袋上端繡有簡潔的圖案，襯托了穿着者大方、沉穩的氣質，受到了中外媒體的特别關注，不僅展現了一位大國領導人的民族自尊、自信和對國際文化的了解與尊重，更是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也使中山裝這一經典服飾在外交場合表現了與時俱進的魅力。國内一些知名的服裝設計師及禮儀專家們已經在預測：這一演繹很可能會引領中國時尚的風潮。
作者系《中國紡織報》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