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中國上海舉辦的第41屆世界博覽會，繼北京奧運會之後再次驚豔了全世界。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CityBetterLife）為主題，總投資達450億元人民币，創造了世界博覽會史上最大規模之紀錄，同時超過7000萬的參觀人數也創下了曆屆世博會之最。
上海世博會的巨大成功，給上海以及整個中國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意義：政治上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增強了中國在世界的話語權；經濟上帶動了經濟增長，吸引了投資，刺激了消費，推動了就業，大大加快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方面則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的風采，同時也使得世界各國民族文化風俗得以全方位呈現，增進了彼此的了解，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中國文化影響力等“軟實力”；科技上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的科技交流與合作，推動了新技術發明與創造，提升了我們的科技水平。總而言之，上海世博會從總體上增強了我國國民文化素養，提高了國民素質，為推動中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做出了貢獻。
累累碩果之中總少不了一批人曾經默默無聞地付出，上海世博會的成功申辦是在中央政府領導下，包括上海市政府、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等一大批領導、同志以及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當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參贊兼辦公室主任，主管申博後勤和部分禮賓工作，有幸親曆了申博的全過程。下面我将從申辦上海世博會的最前線——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角度加以解讀，讓讀者了解一項國際大型活動的申辦，需要經曆怎樣的波折與坎坷，期間又會發生多少變數與故事。
中國創造了三個“第一”
要解讀世博會，首先不得不提到國際展覽局。因為1931年成立的國際展覽局（英文簡稱為BIE），其宗旨便是通過協調和舉辦世界博覽會，促進世界各國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交流和發展。因國展局總部設在巴黎，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便變成了申辦上海世博會的最前線。國展局第132次陳述大會。從右至左：國展局秘書長洛塞泰斯，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務委員吳儀，國展局主席諾蓋，外交部長唐家璇在申辦2010年世博會上，我國及時有效地創造了三個“第一”的成績：1999年12月8日，國際展覽局在巴黎召開第126次大會，經中央領導指示，中國首席代表劉富貴在會上宣布，中國将申辦2010年世博會，成為第一個口頭宣布申辦2010年世博會的國家；2001年5月2日，吳建民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向國展局秘書長洛塞泰斯遞交了由唐家璇外長簽署的中國主辦2010年世博會的申請函，成為第一個正式遞交申請函的國家；2002年1月30日，吳建民大使又代表中國政府向國展局秘書長遞交了中國的申辦報告，中國成為第一個遞交申辦報告的國家。“這次你們又得了第一名！”時任國展局秘書長的洛塞泰斯微笑地說道。
“中國已經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怎麼什麼好事都要輪到中國？”
與申辦奧運會不同，從2001年正式申辦世博會開始，申辦國要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的年中與年底分别進行四次陳述。由于世博會的意義非常，參與競争申辦的國家自然不在少數，有十幾個之多。尤其是到了2002年，申博到了白熱化階段，包括阿根廷、墨西哥、俄羅斯、韓國、波蘭在内的五個國家，都是中國強有力的競争對手。
在同其他五國競争舉辦權的時間段内，輿論的導向很重要，它可以影響國展局的決策，也可能影響一部分國家的投票立場。當時有國家為了降低中國的競争力，出現了這種論調：“中國已經成功申辦2008年的奧運會，現在又申辦2010年世博會，怎麼什麼好事兒都要輪到中國？這不公平。”以圖喚起其他國家響應，共同反對中國申博。這種“利益均沾”的論調對中國很不利。對于這種論調，當時吳建民大使果斷采取行動，不斷通過法國電台和報社記者采訪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告訴人們：“不能隻看2008年和2010年，要回頭看這過去的一百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4，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但這兩項活動之前卻從未在中國舉辦過，這本身對中國來說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國展局大會能決定2010年世博會在上海舉辦，這也是針對過去對中國不公正待遇的一種糾正。另外，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申辦世博會的宗旨是促進世界各國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交流和發展，隻要是有這個能力、有這份責任心的國家，都可以申辦。中國這些年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經濟還是科學文化，中國都有這個資格和能力。在中國上海舉辦世博會，不僅能夠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更能推動整個世界經濟、文化、科技的發展，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漸漸地，這種“好事兒不能都給中國”的論調銷聲匿迹了。
也有人以人權為幌子，對中國進行無理指責。時任法國衛生部長的庫什納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庫什納是有名的“人權鬥士”，從未訪問過中國，對中國的真實情況并不了解，卻在人權和西藏等問題上對中國偏見較深。吳建民大使便與庫什納相約在《巴黎競賽畫報》報社宴會廳，邊用午餐邊進行辯論。一開始，庫什納振振有詞，一副自以為掌握了真實材料、“包打天下”的架勢。為不激起庫什納的情緒，吳建民大使把自己的觀點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還以法國為例，反問庫什納：“你們法國在大革命期間提出‘自由、平等、博愛’，那時法國人真有自由、平等、博愛嗎？就說您不斷提及的選舉權吧，當時誰有選舉權？隻有有錢的納稅人有選舉權！後來很長時間中，隻有男性公民有選舉權。你們是什麼時候給婦女以選舉權的？是1945年，在法國大革命156年之後！而且是男人來決定婦女是否應該有選舉權。法國曆史上對人權的踐踏不乏其例：販賣黑奴、殖民戰争、鎮壓工人等。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诩其人權紀錄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們人權狀況的改善也經過了一個長期的過程。”一番交鋒下來，庫什納不得不對吳建民的觀點點頭贊成。
10天後，《巴黎競賽畫報·中國專刊》出現在巴黎各大報亭，吳建民大使與庫什納的談話作為重點導讀文章，被刊登在首頁。這篇文章對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發揮了巨大作用，而傲慢的庫什納從此也對吳建民大使尊敬有加，從反對到支持中國申辦世博會。後來，兩人還成了好朋友。
大使、公使、公參、參贊齊上陣
申辦世博會不僅僅是四次重要的陳述，更重要的是包括輿論引導、政府交涉、宣傳片的制作等一系列私下工作的進行。
2002年10月，申博進行到白熱化階段。為了做國際展覽局80餘個國家代表的工作，尋求他們對中國申辦世博會的支持，上海有人提出，可以從國内派遣一批熟練掌握這些國家語言的大學生來巴黎與他們進行一對一溝通。很多領導對這個方案表示支持，并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但是當問到中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意見時，吳建民大使根據實際情況表示，這樣的做法并不妥當，并闡述了理由：一方面這些外國代表都是本國派駐到巴黎的外交官，而如果讓我們的大學生去溝通，本身身份不對等，對方不一定會見我們，甚至就是見到我們，也不一定會去對等地進行交流；另一方面，大學生本身閱曆不足，對申博的認識和了解也不深，很難做出有效的溝通。上海方面同意了吳建民大使的意見，并詢問是否有其他可行性辦法。吳大使表示，可以動用中國駐法大使館的力量，由大使、公使、公參、參贊等高級外交官擔起這份任務。最後，幾乎大部分的高級外交官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之中。由于很多高級外交官本身便與這些國家代表保持着良好的友誼，所以最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這些“征戰”在最前線的外交官，很多後勤工作人員也在努力貢獻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吳建民大使為了保持我們工作人員的狀态，希望大家除了西餐，也能經常品嘗到饅頭、面條、花卷、稀飯等“家鄉的味道”。這在國内甚至巴黎自然很容易做到，但由于當時申辦世博會是在摩納哥進行，所有人員都工作在1.95平方公裡的摩納哥，全國就一家由越南人開的中餐館，這個任務就變得充滿了挑戰。但是我們後勤人員克服了重重困難，廚師每天從早上5點工作到晚上22點，司機師傅們也每天來往于摩納哥與法國之間進行采購、送餐，連廚師、司機的夫人們也都齊上陣，加入到這忙碌的隊伍中來。
上海世博會申辦成功時刻，前排左為吳建民大使在大家齊心協作的努力下，我們終于等來了勝利的一天。當2002年12月3日15：35第四輪投票結果出來時，中國以54票勝出。我們赢了！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我随後把電話打給了被我提前安排到廚房的辦公室副主任聶波，“我們赢了！”我興奮地告訴他。他開着免提，大家都能聽到我的聲音，接下來就是“鍋碗瓢盆交響曲”和後勤人員歡快的慶祝聲音，那是我聽到的最美妙的樂章。廣場外面，數百名未能進入會場的中國人揮舞着五星紅旗，高聲唱着《我的祖國》，震撼場面讓每一個外國人為之矚目。
時光荏苒，轉眼間，距離申辦上海世博會已經過去了十多年，而上海也由于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很多當年參與其中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員如今已退居二線，我們敬愛的吳建民大使也駕鶴西去，但包括吳建民大使在内的所有人員奮勇拼搏、努力争先、為國争榮的精神不會變，并将一如既往地傳承下去。
作者系察哈爾學會秘書長，中國駐法國斯特拉斯堡前總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