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李井泉和母親肖裡是在延安相識、結婚的。當時，父親在楊家坪中央黨校學習，母親在棗園中央社會部工作，他們不能見面時，就把心裡話寫在一個香煙盒大小的本子裡，托通訊員來回捎帶。這個紅色封皮的小本子經曆了戰火硝煙的歲月，奇迹般地保存下來并傳到了我的手中，我稱之為“延安兩地書”。家書抵萬金，本子裡的十多封信不僅記錄了父母獻身革命的理想抱負，也真實記載了他們在延安的生活。這本“活”的革命家訓，我常讀常新。
我們兄妹幾人裡，其中五個男孩相繼出生于戰争年代，父母給每個孩子的取名均來自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或講話。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風，明清，是因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講過“黎明風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澤東對“七大”的總結——“巨大統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澤東的文句“新中國的桅杆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我行五，叫“在望”，出自毛澤東在“新年祝詞”中所言“勝利在望”，後來我自己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寓意經曆“文革”後，終于有了新的希望。
與衆不同的“社會實踐課”
在我心目中，父親是嚴父，講話的習慣像下命令，令行禁止，這或許和他幾十年的軍隊生涯有關。他經常出差在外，回家的時間不多，同我們也很少有機會說話，但對我們的革命教育卻從不松懈。1966年春，他要我和妹妹去爬西昌市附近的螺髻山，紅軍長征時，他曾翻過這座高山。不久到了會理縣，他又讓我們去看保存在老鄉家裡的紅軍标語，當年他曾率部在那一帶寫标語，号召青年參加紅軍。
每逢有革命題材的演出劇目，父親都要帶我和妹妹去看。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克裡姆林宮的鐘聲》，他帶我們至少看過三遍。成都軍區戰旗文工團的話劇《戰地黃花》，歌頌了中印邊界反擊戰中我軍黃繼光式的英雄烈士，他對這部戲非常重視，要我們學習解放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此外還有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歌劇《紅珊瑚》等。看完之後，他總要問我們有什麼感想，就像上政治課。
父親從不帶我們到公園遊玩，卻常帶我們到工廠、農村，向工人、農民學習。成都的132廠，他帶我們去參觀過好幾次，還看過飛機試飛。德陽的第二重型機器廠剛建好，他就帶我們去參觀，我生平也第一次看到了萬噸水壓機，很壯觀。父親說：“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設計制造的，你們要好好學習，将來為國家出力。”三線建設時，父親多次帶我們去工地，從成昆鐵路的天險地段——關村壩隧道，到攀枝花的弄弄坪、大水井，他帶我們進到高溫、潮濕、空氣嗆人的隧道裡，住進幹打壘的房子，體會施工環境的艱苦，學習工人階級的奉獻精神。
父親在北京觀看“大比武”訓練回來後，多次帶我們去打靶場練習射擊，還領了一支步槍放在家裡，讓我們有空就練習瞄準。那年春節，他聽說我們要學雷鋒——到人民商場幫助售貨員賣糖果，非常高興，贊揚我們做得對。除夕那天，他還親自到商場櫃台去看我們。
“文革”結束後，我曾陪父親到四川一些地方視察工作。為了不給地方添麻煩，我們一行吃飯、睡覺都在火車上。那次我們參觀了很多三線工廠，最大的廠在萬源縣的深山中。當時我已經入黨，父親一路上與各地幹部談話時都要我旁聽，他說，這樣你可以學習如何作調查研究。
父親是農民的兒子，一輩子保持了艱苦樸素的本色。平日粗茶淡飯，從不講究吃什麼，穿衣也如此。晚年他住在花園村，冬天來了，仍然是一身布棉襖、一雙棉布鞋，看上去土裡土氣的。父親的做法對我們影響很深。我們讀書時經常穿着打補丁的衣服到學校去，一點兒也不覺得丢人。
母親生前最喜歡踩縫紉機為我們兄妹做衣服，縫縫補補是她的拿手活兒。一件厚實的大衣，哥哥穿了弟弟穿，弟弟穿了妹妹穿……衣服破了，母親就一針一線給補上，她的口頭禅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家庭裡的“小南泥灣”
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和副食品緊缺，城市實行定量供應，我們家也不例外。家裡孩子多，每頓飯都按照各人不同的标準量米蒸飯，一人一碗，誰也不能超過。我那時讀小學，每月定量隻有21斤，根本吃不飽。雖然母親定量也不多，卻總是把她的飯省下一些給我。
當時我們家和杜心源（曾任四川省委書記）家同住在成都市東二巷一個院子裡，裡面空地不少。經兩家商量，我們開展了“農業大生産”，挖掉花園裡的花草，種上紅薯、南瓜、玉米、青菜，不僅養了雞，還在公共廁所裡養了豬。那幾年，父親一年到頭在外奔波，母親在家帶領我們挖地、松土、澆水、施肥，給我們講延安精神，講“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道理，還教我們唱《南泥灣》。
面對買棉布要憑布票的困境，父親決定在四川農村推廣種棉花。四川盆地氣候潮濕，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種棉花嗎？許多人對此心存疑慮。父親為了作試驗，首先就從自家院子裡動土。我們全家上陣，幾乎一夜之間大院裡所有的花草都被拔掉種上了棉苗。父親還把簡陽縣的種棉高手張泗洲請到家裡當“座上客”，讓他指點我們如何施肥澆水，修剪枝葉。
父親對種棉花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裡轉悠，看這看那；晚上他也不休息，拿着手電去看花蕾。我們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棉花地勞動。一遇刮風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損，我們就會躲遠一點，生怕他朝我們發脾氣。
那年我就讀的中學響應省委号召開始種棉，足球場邊的空地全都變成了棉田。父親得知後，非要我抱兩盆棉苗送到學校去，說是推廣新品種。我不太情願，他發了好大一通火，說我不愛勞動，還叫人通知學校不許我參加“五四”青年節入團宣誓，我的宣誓隻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負有心人，父親帶頭種棉終于收獲了成果，“四川地區不能種棉”的說法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還有一定規模的棉花生産。
20世紀70年代初，李井泉（中）在峨眉機械廠視察一切都要靠自己
“讀書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來工作更要靠自己”是父親對我們的要求。我們兄弟姐妹考大學選專業，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每次都說，通通去學數理化、學技術，今後誰也不要從政、不要經商。“文革”前，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華大學，分别學工程物理學和無線電電子學，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學院。1973年，我進了西南大學學英語，大妹進了江西醫學院學醫，二妹進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學英語，弟弟進了南開大學學半導體。我三哥在美國讀完博士後取得兩項技術專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給出很高的待遇，父親聞知命令他回國，于是三哥很快就回來了。李井泉與農民交談十年動亂，我們一家遭受林彪、“四人幫”集團殘酷迫害，母親在秘密監獄被迫害緻死，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緻死。其他兄弟姐妹也無一幸免地或被關進牛棚“強制勞改”，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盡管經曆了精神和肉體的種種折磨，但我們始終相信黨、相信人民終會迎來勝利的一天，期待到那時還能報效祖國。這樣的信念，來自父母的教誨。
我曾數次提議為父親錄音，把他的親曆保留下來，但他不同意，說：“那麼多先烈都犧牲了，我能活到今天，隻有多做工作。要寫曆史，就寫那些犧牲的同志們，讓人民記住他們。”他一生隻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是紀念犧牲的戰友古柏。
母親的“伴讀”
母親喜歡讀書，受她影響我從小也喜歡讀書，于是她經常買書給我，并教我理解書中的意思。《毛澤東詩詞》剛出版，她就買了一本給我。我那時還在上小學，好些意思不明白，她就一句句解釋給我聽，還讓我把整本詩詞都背下來。當我最後終于全部背下來後，她非常高興，誇我是李家的“秀才”。
她每次從外地出差回來，幾乎都會帶書給我，有《唐詩三百首》《清詩選》《宋詞選》，還有外國古典名著，像《易蔔生集》《安娜·卡列尼娜》等，并給我講娜拉、安娜的故事。她還買了《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等蘇聯現代小說，她先看，然後再給我看，說：“蘇聯已經出現修正主義了，這些書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有一次，郭沫若的夫人餘立群送給我母親一幅字，上書“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她非常喜歡，叫我和妹妹過來欣賞，說：“百年樹人不容易啊，你們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長大才能成為國家的棟梁。”為了培養我們對藝術的愛好，她鼓勵我們學習書法和國畫，買了不少字帖和畫譜，還請四川著名的花鳥畫家朱佩君來教我們。
母親的字流暢、大氣，很漂亮。經曆“文革”抄家和焚書，我們家藏書幾乎一掃而空，僅有一本有母親題字的書，我想方設法保存了下來，這就是《歐陽海之歌》。媽媽在書的扉頁寫道：“在望兒存媽媽肖裡”。母親當年親手為我做過一個小枕頭套，上面也有她的筆迹。20世紀50年代我上幼兒園之前，母親上街買了幾尺白布，踏着縫紉機為我趕制了這個枕套。她用毛筆蘸了紅漆在枕套上寫下“申在望活潑，勇敢，直爽，愛勞動，愛集體。一九五五、九”。此外還有一個俄文單詞“早安”，又畫了一個兔媽媽提着小籃子回家，我記得這是一本俄文童話書裡的插圖。慈母之心，舐犢之情，躍然布上。
父母一生革命，忠誠于黨，躬身為民。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我們做兒女的終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