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語中“六八一代”（Soixante-Huitard）是個專有名詞，特指1968年五月風暴的參與者。如今50年過去了，理解他們，依然是件複雜的事情。
開一輛車，穿越法國
幾個月來，随着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50周年紀念活動的不斷舉辦，達尼埃爾·科恩-邦迪（DanielCohn-Bendit）越來越感到厭煩，他已經受夠了人們一直把他當作50年前那場運動中“大學生領袖”對待。今年，他在所有公開場合、講座和采訪中都拒絕談論五月風暴。
“其實我完全理解他。讓個三四十歲的曆史學家和他聊五月風暴是非常難的，因為後者根本就沒經曆過那段曆史。”在法國駐華大使館的露天咖啡館，一個安靜的下午，科恩-邦迪的老友、那場運動的中學生領袖羅曼·古皮爾（RomanGoupil）對我說道。
他還留着50年前小夥子時那半長不短的發型，身材卻已經嚴重發福，他聊起過去，即便揮舞雙臂，身體都不曾晃動，看起來特别沉穩。“50年太遙遠了。1968年我才17歲，如果當時有人和我談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我肯定毫無感覺。”
從1968年到今天，這之間發生了一切：個人的生活、人世的變遷、時間的流逝、人們忘記的事、人們抱憾的事、人們希望留給别人的印象、希望示人的經曆。那些現在以為看透了前因後果的事，其實當年還不是過了今天沒有明天。那段曆史，被無數後人不斷符号化。無論人們多麼警醒，卻總是意識不到，對曆史的記憶、想象與現實間永遠存在差距。“莫斯科紅場在照片裡看着很大，但實際很小，而天安門則比照片裡大多了。”古皮爾說。2017年底，66歲的古皮爾邀請72歲的科恩－本迪做了一次長途旅行。50年前那場運動的大學生領袖和中學生領袖，如今一個已經步履蹒跚，負責開車，另一個坐在副駕駛座位上，負責拍攝，舉着攝像機的手卻抖得不行。
兩人用了50天，穿越整個法國，從鄉間到港口，與一路遇到的所有人聊天。這部将近兩個半小時的“公路紀錄片”最終被命名為《穿越》（LaTraversée），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上展映。
“《穿越》的初衷就是，我們不使用以前的影像，不像五月風暴10周年、20周年、30周年那樣隻懷舊，我們想看一看50年之後的法國是什麼樣。現在法國的年輕人、不年輕的人，他們怎麼工作、怎麼生活？我們想通過這種方式，了解現在的法國是怎樣運轉的。”
于是，他們在勒阿弗爾碼頭與工會代表聊天，在卡爾卡松造船廠拍攝組裝工人，去了盧瓦爾河流域的奶牛場和養豬場，在巴黎與理發店工作的非洲裔黑工一起聽音樂節，還有聖路易醫院工作的護士、清晨巴黎街頭面包店裡的面包師、難民接收點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們還登上了英吉利海峽的漁船，參加洛林地區的社會工作活動，采訪南法救助難民的天主教機構，和巴黎警察以及監獄裡的犯人聊天，在清真寺與穆斯林讨論恐怖主義，與極右派國民陣線支持者共進晚餐。
旅途中，已經相識50年之久的兩位老友相互開着玩笑，一路歡聲笑語，卻始終沒有提過五月風暴。“現在都是全自動化的機床流水線了，工廠裡隻剩下維護機床的工程師，曾經五月風暴全國大罷工的主力，流水線的組裝工人，已經不存在了。影片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的法國。”古皮爾對我說。
50天裡，他們隻發生過一次争吵。科恩-邦迪對古皮爾說：“為了電影，我們可以去愛麗舍宮采訪總統馬克龍，把他加到電影裡，這會很有意思。”“你确定？如果我舉着攝像機去愛麗舍宮，就相當于向權力卑躬屈膝了。”那次讨論發生在南特的一間小酒吧裡，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劇組其他工作人員在旁邊不敢說一句話，氣氛很緊張。
最終，他們找到了另一種方法。
紀錄片中，古皮爾和科恩-邦迪在法蘭克福咖啡館的一張小方桌前對坐，複盤了那次争吵，而馬克龍就坐在他倆之間，翹着腿，嘬着一杯美式咖啡，略帶微笑地看着兩人自說自話。“五月風暴已經50年了，這50年裡我唯一堅持沒做的事情就是見總統。”“那你會不會問他難民問題？”“我肯定會問的。”
那一刻，古皮爾和科恩-邦迪似乎一下變年輕了，從氣色到神态，仿佛回到了50年前。坐在旁邊的馬克龍沒忍住，插了嘴，加入了他們的讨論，也聊起了現政府對難民的政策。這場對話持續了6分35秒，這是對“六八一代”的尊重。
紀錄片随後鏡頭一轉，兩個人站在加來難民營邊，看得出來，兩人對馬克龍“官方式”的回答很失望。“那些都不是解決辦法，他就是說了一些他的願望而已。”科恩-邦迪扭頭對古皮爾說道，略帶埋怨。
在五月，成為傳奇
古皮爾與科恩-邦迪的友誼，起初正是從1968年開始的。
回望那一年，從紐約、巴黎、倫敦、柏林、布拉格到東京與墨西哥，全球的青年們都在表達着自己對現實的不滿，有的反對集權主義，也有的反對僵化教育體制、反對戰争、反對消費主義。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Mead）在她的著作《代溝》裡曾說，60年代随着社會發展加快，新知識和生活方式不斷更新，年輕人首先感受到了社會的變化，不斷學習，而老一輩則裹足不前。随着知識易主，權力也必将易主。年輕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掃蕩舊有的一切，要求“老人們”讓位。
古皮爾告訴我，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他與科恩-邦迪第一次見面。
1968年2月，法國政府打算收回電影資料館的管理權，撤掉館長亨利·朗格魯瓦（HenriLanglois），當時新浪潮導演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Godard）、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çoisTruffaut）、克勞德·夏布洛爾（ClaudeChabrol）、讓·皮埃爾·勒菲弗爾（JeanPierreLefebvre），以及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等一批知識分子組織了系列集會進行抗議，史稱“朗格魯瓦事件”。在第二次集會遊行時，五名中學生和兩名大學生也加入了遊行，其中就有17歲的古皮爾和23歲的科恩-邦迪。雖然兩人隻相互說了幾句話，但在一衆遊行參與者看來，他們都代表了法國的未來。
實際上1968年之前古皮爾隻着迷于兩種東西。一個是電影，他的父親是名電影攝影師，他從小跟着劇組混，迷戀夏布洛爾的電影；另一個便是共産主義，他是托洛茨基的忠實信徒。1968年初，他因組織反越戰抗議活動被從巴黎的中學開除，随後創辦中學生行動委員會（Comitésd’ActionLycéens），隸屬于托派法國社會主義革命青年團（JCR）。
“他被開除成了一個契機，人們頭次聽說一名中學生組織遊行示威。”阿蘭·希魯爾尼克（AlainCyroulnik）後來曾評價道，他是古皮爾當時的同黨，“他充滿激情，口才出衆，很快就成了反抗極權鬥争的一個标志，也預示了1968年接下來發生的事情。”3月，17歲的古皮爾在電視裡接受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的采訪，被問了那個著名的問題：“為什麼你16歲就參與政治？”
“其實我不算‘六八一代’，而應該算是六五、六六、六七一代，從反對阿爾及利亞殖民戰争，到反越戰運動，我們這些年輕人開始選擇共産主義，在這期間，我們經曆了參與政治生活的鍛煉，那時我們還是一個很小的群體。而當1968年到來，曆史機緣出現，運動擴大到一個星期内上千萬人參與的罷工遊行，那些參與者才是‘六八一代’。他們是積極反抗，以期改變整個社會的一代人。是他們希望改變女性地位，改變等級制度，改變言論審查制度，改變禁止人工流産的法律。”古皮爾對我說，科恩-邦迪才是“六八一代”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我倆完全不一樣。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反對黨派政治的運行方式，也反對極左派。”科恩-邦迪（左）和古皮爾在2018年戛納電影節上（法新社供圖）科恩-邦迪1945年出生在法國西南，德國裔猶太人，在法國長大，他在巴黎上完中學後，通過德國政府獎學金去德國上學，随後回到法國，在巴黎北郊的南泰爾大學念社會學。他很快就成了南泰爾大學的名人，1968年1月，法國青年和體育部長弗朗索瓦·米索福（FrançoisMissoffe）前往南泰爾大學為新落成的遊泳池剪彩，結果被學生們團團圍住，他們要求取消禁止男生探視女生宿舍的保守規定。在人群中間，科恩-邦迪高聲地挑釁提問道：“如何處理學生的性欲？”部長半開玩笑地解圍回答：“跳進遊泳池敗敗火。”科恩-邦迪馬上反嗆道：“那你可以當希特勒的青年部長了。”作為後來五月風暴的發源地，南泰爾大學便是如此以身體與欲望的旗幟開啟反抗。
3月21日，法國青年左翼組織為抗議越戰占領了巴黎的美國捷運公司大樓，被逮捕的青年中就有南泰爾大學的學生。隔天晚上，科恩-邦迪便帶領學生占領了南泰爾大學的教學樓以示抗議。“三二二運動”聲勢浩大，被視為五月風暴的前兆，隸屬于極左派的古皮爾也在随後趕到了南泰爾。“科恩-邦迪想進行一場全面的變革。他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将極左派、無政府主義者和沒有明顯政治派别的人群團結在了一塊。”古皮爾說。
運動像野火一樣被點燃。從4月底開始，幾乎每天，法國各地都會有零星抗議活動。每一場抗議都激化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把科恩-邦迪的地位向上推。
5月2日，南特爾大學宣布關閉校園，傳令科恩-邦迪在内的8名“三二二運動”參與學生前往學校的紀律委員會。學生們馬上組織抗議集會，第二天又跑到了索邦大學舉行集會。盡管抗議學生人數不多，但索邦大學校長讓·羅什（JeanRoche）還是向巴黎警察局局長莫裡斯·格裡莫（MauriceGrimaud）發出了書面申請，請求“清理”索邦大學校園。下午警察沖進學校，逮捕了571名學生。
警察花了足足三小個小時把被捕的學生裝上警車并驅散圍觀者。正是在這段時間，人群開始自發地組織起抗議活動。警察用催淚瓦斯和警棍回應，憤怒的學生們沒有退卻，他們向警察投擲築路的石塊，并在盧森堡廣場築起了第一處街壘。五月風暴正式開始了，學生們宣布：“政權在街上。”“街壘衛士”們輪番站崗，與警察巷戰，索邦大學的教室改成了病房。在拉丁區，到處可以聽見人們在做“發言”。
“革命”這個詞被印在了每一張印刷品上。薩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爾、布朗肖、阿拉貢等知識分子相繼聲援學生。托洛茨基派、毛派、情景主義國際等左派的各個派别風起雲湧，年輕理論家們夜以繼日地讨論法國的未來。
5月10日無比慘烈的“街壘之夜”巷戰過後，全國總工會（CGT）和法國民主總工會（CFDT）宣布加入政治運動，這場從巴黎拉丁區産生的學生運動最終發展成了全國大罷工，幾天以内，幾十萬人響應，在法國，一切都停止了，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郵局停業，飛機停飛，火車停開。
學生領袖科恩-邦迪自然早就被法國政府盯上，21日他在法國的居住資格遭到撤銷，被迫回到德國。這道驅逐令激怒了人民，次日就爆發了更大規模遊行，參與人數接近百萬。月底科恩-邦迪秘密潛回法國，他戴着假發和墨鏡出現在索邦大學，當他把僞裝拆掉時，引發了一陣歡呼。當時古皮爾就在旁邊科恩-邦迪，戴着頭盔裹着圍巾，阻攔一擁而上瘋狂拍照的攝影記者，他所創辦的中學生行動委員會，專門負責運動領袖們現身公共場所時的秩序和安全。
顯然戴高樂總統和法國政府對大學生們的抗議活動并沒有準備。他每次發表講話回應，都被迎頭打回來。“10年了，夠了！”示威人群中這樣喊道。他好像突然變成了昏庸無能的老頭，被各種漫畫諷刺。5月24日戴高樂向全國發表講話，他的講話構思是以某種哲學風格大談“參與”的必要，再輔之以全民公投的建議，以希平複街頭的怨氣。
與此同時，戴高樂命總理喬治·蓬皮杜（GeorgesPompidou）和就業國務秘書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與工會展開談判，5月25日，談判在巴黎格勒内爾街的勞動部進行。談判從周末開始一直持續到周一上午7點15分，随後簽訂了曆史性的《格勒内爾協議》：每小時最低工資增加3法郎，私人企業工人工資提升10%，恢複每周40小時工作制度，罷工者在罷工期間可以得到平時工資的50%。幾天之後，戴高樂就已經重整旗鼓，奪回了話語權，他知道工人已經離開了運動的中心舞台。
随後他突然乘直升機離開巴黎，去向不明，有人說他是去集結軍隊打算攻占索邦大學，有的人說他要向巴黎投下一顆原子彈。如今我們都知道，他去了德國，獲得了法軍駐德司令的軍隊效忠。也許一些人說得沒錯，他甚至想過對學生用兵，也許正相反，他考慮過辭職。但事實上，他回到了巴黎，也并沒有辭職。
1968年5月30日，戴高樂的支持者在巴黎舉行了一場30萬人參加的遊行。當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從協和廣場結合出發，走入香榭麗舍大街，幾個小時之内，持續一個多月的五月風暴就收場了。48小時之後，一切都解決了，全國加油站全部開門營業，汽車、卡車、火車、飛機一齊開動，消費社會回來了。街壘被拆毀，街道不再用石塊鋪築，從此換成了瀝青路。也正是5月30日那天在香榭麗舍大街上遊行的人們，為三個月後法國大選中右派的大獲全勝做了準備，使得右派在接下裡的12年中持續掌權。
表面看來，反抗的人們輸掉了一場戰役。但實際上，很多年後人們才明白，街石之下，湧動的是勢在必行的新思潮，有對環保的定義，有對婦女堕胎的自主權，有死刑的廢除，也有對同性戀的尊重，它們在後來的幾十年裡，不斷通過立法的形式成為法國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離開政治，轉向電影
“其實我們成功了。”在法國駐華大使館院子裡的那個甯靜下午，古皮爾對我說。
“如今我們依然可以輕松地談五月風暴，是因為這場運動隻死了五個人……這是場正面的反抗運動，而我們手上沒有武器，也沒有血。對于像我當年這種極左派，認為五月風暴是場革命的人來說，那場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失敗了，而我自己則被視作革命精神的背叛者。但對于科恩-邦迪這種将五月風暴看作一場反抗運動的人來說，那場反抗運動成功了，法國社會在很多層面都發生了改變。”參加運動的法國學生在街壘的最後一道屏障處（攝于1968年）（布魯諾·巴貝攝/後浪出版公司供圖）
1982年，古皮爾（左）執導的電影《三十歲殒逝》赢得戛納電影節金攝影機獎，斯皮爾伯格為他頒獎（法新社供圖）今年5月份，法國《新文學雜志》進行的民調中，79%的法國人認為五月風暴留下的遺産是積極的。
1968年似乎成了曆史的分水嶺，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1968及以前，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隻需要有相對寬松模糊的認同便能結成同盟，時局尚不要求人們做出清晰的路線選擇和政治決斷。多方力量在團結、誤解和相互借力間交錯平衡，造就某種偶然且瞬時的均勢。但随着五月風暴的結束，以及8月蘇聯入侵捷克，歐美社會出現了對左派的普遍失望。
古皮爾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加入極左派共産主義革命陣線（LCR），他的思想愈發激進。但在1974年，古皮爾突如其來地發生了轉變，他從此退出極左派，“是智利政變讓我開始反思”。1973年9月，在美國的幫助下，智力發生了一場推翻時任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Allende）的軍事政變，結果阿連德遇害，由皮諾契特将軍（AugustoPinochet）繼任實行獨裁統治至1990年。那次軍事政變後來被視為冷戰期間美蘇雙方在智利相互角力的象征。
古皮爾對此失望至極。為了忘掉革命的夢，他開始吸毒；為了戒毒，他開始和不同姑娘在一起；為了追姑娘，他拍電影。
他的頭兩部短片，分别由艾倫·金斯堡（AllenGinsberg）和戈達爾資助拍攝，卻被法國廣播電視公司（ORTF）。他先後在戈達爾《各自逃生》和波蘭斯基的《苔絲》劇組裡擔任導演助理。1981年，他在30歲時完成了自己的電影代表作《三十歲殒逝》（Mourirà30ans）。在黑白色的曆史影像下，是古皮爾平靜又略帶沉重的旁白，以及澎湃激昂的交響樂伴奏。這是一部注入諸多個人感情的紀錄片。它一方面紀念自己的夥伴米歇爾·雷卡納蒂（MichelRecanati），後者從1965年法國反越戰運動到中學生行動委員會再到社會主義革命青年團，一路和古皮爾同行，最終于1978年自殺；另一方面，則是古皮爾自己對五月風暴的悲傷、撕裂、痛苦、反思、懷念和逃離。自此之後，“我再也無法忍受那些政治上的狂熱參與者，就像一個已經成功戒酒的人再看到酒，我變得毫無寬容度。雖然我和極左派的前盟友們還有聯系，但我們之間不再說政治，隻打牌”。年輕時他是嚴肅認真的，而30歲的他卻變得荒誕、玩世不恭。
1969年，他曾積極支持托派學生組織領導人阿蘭·克裡文（AlainKrivine）參加總統競選。而12年之後，他輔佐法國喜劇演員科魯徹（Coluche）參加1981年的法國總統大選，引發了一場著名的鬧劇。
競選期間，每晚在科魯徹家的室内泳池邊，約翰尼·哈裡戴（JohnnyHallyday）和達尼埃爾·巴拉瓦納（DanielBalavoine）等一衆歌手徹夜歌唱狂歡，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德勒茲（Gilles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Guattari）在他們創辦的著名實驗性雜志《HaraKiri》上大力宣傳科魯徹。科魯徹的競選綱領“藍色、白色和傻X”一度為他赢得了16%的民調支持率。也就是在此時，科魯徹對即将到來的選舉變得越來越認真，這讓古皮爾大為吃驚。他離開了競選團隊，還對左派支持者寫了封公開信：“大家小心，這家夥真的變成傻瓜了。”
1968年徹底終結了戴高樂主義，極左派法國共産黨從此被衆人摒棄，新成立的新左派社會黨收編了大部分左派選民，這些都為80年代埋下伏筆。到了1981年，五月風暴時的大學生們成了新一代選民的中堅力量，弗朗索瓦·密特朗帶領左派有史以來頭一次赢得大選，在當時被視為五月風暴遺願的一次實現，大選過後，左派政府也确實實行了幾年的文化開放政策。
1983年，《三十歲殒逝》接連赢得戛納電影節金攝影機、凱撒電影節最佳處女作獎以及奧斯卡最佳處女作獎提名。古皮爾跳上凱撒電影節頒獎台，和所有人親吻，将獎杯放在一旁，對着大家侃侃而談，一點不緊張，也不熱淚盈眶。他首先将凱撒電影節比作工業集團影響下的富人狂歡，然後又宣布拒絕獎金和之後的慶祝晚宴，依然得到台下在座所有人熱烈的掌。
從那時開始，他拍攝的電影不再參加各類獎項的競賽單元，他堅持将拍攝的主題鎖定在“我”上，也因此自然會講到60年代的回憶。“他從不妥協，從沒有變成商人，他的影片也很難商業化。”《三十歲殒逝》的制片人馬蘭·卡米茲（MarinKarmitz）後來曾評價道。
自此他的電影便與戈達爾和讓·魯什（JeanRouch）歸為一類，古怪離奇、自戀、唯物、辯證，沒有精心安排的劇情設計，也沒有高潮，卻帶有一種神秘的詩意，并向來可以得到《Télérama》等法國電影雜志的極好影評。“如果隻有古皮爾的電影，那沒人會去電影院。”這句是他自己說的，“我的問題在于，我從不讨好人們，而是去理解人們。我最大的夢想，是在銀幕上為人們畫個問号。”
1989年，他曾被制片方邀請将法國作家讓娜·科爾德利耶（JeanneCordelier）的小說《再見了，巴黎的夜》（LaDérobade）改編成電影，講一位妓女翻轉重生的經曆。“我放下劇本，去巴黎郊區妓女集中的布洛涅森林待了幾個月，我嘗試去理解她們，拍攝她們。我後來發現，隻要艾滋病存在，妓女就不可能翻身成為英雄。”于是他和制片方吵了起來，最終電影轉由他人導演。
不喜歡他的人會可勁兒挖苦他。法國作家帕特裡克·貝松（PatrickBesson）曾說，古皮爾在電影領域最出色的時刻，是他去年在邁克爾·哈紮納維希烏斯（MichelHazanavicius）導演緻敬戈達爾的電影《敬畏》中扮演一位在五月風暴中鎮壓學生的龍套警察。
上、下圖：古皮爾與科恩-邦迪合作電影《穿越》截圖盡管自己不承認，但古皮爾成了典型的“六八一代”。
“六八一代”
法語中“六八一代”是個專有名詞，特指1968年五月風暴的參與者，50年過去了，理解他們，依然是件複雜的事情。
法國政府對科恩-邦迪的限制入境令在五月風暴10年後才被取消。這期間他定居德國，先後創辦過兩個學生運動組織，後來在法蘭克福的卡爾·馬克思書店當店員，又當了法蘭克福副市長。1984年他加入了德國綠黨（DieGrünen），将60年代出現的生态學引入政治生活，認為人類的财富增長是構架在嚴重的水污染、大氣污染之上的，人口的爆炸式增長隻會加劇惡果。後來他又加入法國綠黨（LesVerts），1994年被選舉為歐洲議會議員，不斷連任，持續20年之久，在此期間綠黨逐漸成為歐洲議會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們反對轉基因，反對大氣污染，反對核能使用。盡管綠黨在法國和德國均為正式黨派，至今仍留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色彩。
古皮爾與科恩-邦迪更進一步的友誼要等到1991年波黑戰争爆發。科恩-邦迪明确反對密特朗政府當時的旁觀政策，主張積極介入波黑戰争。古皮爾也在法國聯合了十幾位知識分子，支持幹預波黑戰争。“從那時起，我們在政治上成了特别親近的朋友，我們每晚一起吃飯，一起參加各種讨論會和集會遊行，努力說服曾經的極左派盟友們加入我們。”他們還一起去了薩拉熱窩，科恩-邦迪現身聲援，古皮爾拍攝紀錄片，同行的還有著名作家貝爾納-亨利·列維（Bernard-HenriLévy）和安德烈·格魯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正因為我們的想法相同，所以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薩拉熱窩，古皮爾拍攝戰争，拍攝因流亡而失散分離的家庭，也拍攝廢墟上空的飛鳥。後來他還去了盧旺達拍攝慘遭大屠殺的圖西族人，拍攝車臣人，也拍叙利亞難民。
古皮爾積極介入政治的熱情始終存在，隻不過離共産主義越來越遠。“2016年底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去世的時候，我邀請他來我的節目。”法國文化廣播電台台長桑德琳·特雷内（SandrineTreiner）回憶說，“他一上來就反對卡斯特羅，和其他嘉賓使勁争吵。直播結束後，我狠狠責備了他，他卻特開心，像個成功調皮搗蛋的孩子一樣，我瞬間也就消氣了。”
如今古皮爾已經66歲了，有5個孫子孫女。可就在去年底，他還在巴黎地鐵裡和人打了一架，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電影，就是因為和兩個小流氓發生口角。
而在結束歐洲議會議員長達20年的工作退休之後，科恩-邦迪請法國《世界報》記者為他認真寫了本傳記。2013年，他為自己68歲生日舉辦了一場極為盛大的生日派對。此後他将更多激情傾注在足球上。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邀請一名記者和他一起開車橫跨巴西，拍了一部公路紀錄片。本屆世界杯，他成為法國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的特約評論員，幾乎一場不落。
去年法國總統大選，古皮爾與科恩-邦迪的友誼再進一步。“法國的未來不會是極右派勒龐或極左派梅朗雄，也不會是中右派菲永。我和科恩-邦迪都喜歡馬克龍倡導的歐洲政策。”兩位法國曆史上著名的反叛者，就這樣被一位1968年之後出生、沒有經曆過五月風暴的年輕人所吸引。
“我和科恩-邦迪第一次見馬克龍是在2016年6月，那時他還是奧朗德政府的經濟部長，正準備去巴黎政治學院參加一場辯論，我們在一家小酒吧和他聊天，一上來就對他用‘你’稱呼而不是‘您’。他聊着聊着便翻開了自己的小本，問我們倆：‘你們覺得我應該什麼時候從政府辭職？’那時他準備從奧朗德政府辭職的決定還絕對是個秘密，我一下就覺得他是個很自信的人。他後來和我們說：‘我們需要再見面。’”
從此之後，在古皮爾和科恩-邦迪心裡，馬克龍就代表着法國的未來。競選宣傳期間，兩人為馬克龍提供了很多建議，包括競選綱領中許諾的具體政策。但随着馬克龍當選總統，他的改革政策愈趨平和，在接收難民的政策上也變得模糊。這才有了古皮爾和科恩-邦迪在《穿越》中對馬克龍某種形式的質問。“歐洲，是我們最後的烏托邦。”古皮爾說。
（參考資料：《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汪民安主編；《烏托邦的年代》，讓-克勞德·卡利耶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