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初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期間，斯大林同他們談到了日本戰犯問題。斯大林說，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但面臨着帝國主義的封鎖，同中國正式建交的隻有蘇聯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尊重我國的國家主權，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維護我國的合法權利，增進中蘇兩國聯盟和友誼，他提議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俘虜、關押的在中國犯有戰争罪行的1000多名日本戰犯和僞滿戰犯，全部移交給中國，由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自行處理。
為接收蘇聯政府将要移交的1000多名日、滿戰犯，周恩來回到北京以後，立即将有關事項委托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長史良全權處理。中央考慮，關内各地基本上是新解放區，東南沿海各島和西藏等地還沒有解放，新解放區内的土匪還沒有肅清；而且，不但蔣介石時刻在妄想反攻大陸，美帝國主義也在朝鮮半島蠢蠢欲動。鑒于東北地區基本上是老解放區，又靠近蘇聯，一旦有事可以随時轉移，所以中央決定，在臨近東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陽東部之撫順，成立“東北戰犯管理所”，随時準備接收蘇聯政府将要移交的這部分戰犯。
舊監獄進行了新改造
1950年4月，史良受命來到東北。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合适的獄址。她意外發現，位于老撫順城邊的“遼東第三監獄”是個最合适的收押之處：一是監獄周邊全是農家菜地，沒有任何高層建築，适宜隐蔽；二是距東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陽不足百裡，而且監獄兩側都有鐵路相通，運輸、轉移方便；三是該監獄能容納1500多名犯人，而當時實際上隻收押了300多名，還有足夠的空間；四是這座監獄可一分為二，中間建一道隔離牆，南側原是日本人建的“模範監獄”，條件較好，适宜收押國際戰犯，北側則由遼東第三監獄收押一般刑事罪犯。
至于收押日滿戰犯獄所的名稱，史良也頗費斟酌。稱其為“某某監獄”，與罪犯的身份不符，也容易與北鄰的監獄混同。稱其為蘇聯通稱的“日軍戰俘收容所”，也與罪犯的身份不符。最終，史良決定稱其為“東北戰犯管理所”（後改名撫順戰犯管理所）。接下來，她要做的是尋找首任所長，并配備适當的管教、醫護人員和警衛部隊。
當史良到東北解放“老區”旅大視察時，發現陪同她視察的“旅大高等法院”勞改處處長曲初是位合适的人選。曲初随後于1950年5月中旬到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報到任所長。後因情況有變，曲初改任副所長，所長由時任撫順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孫明齋擔任。所需的100多名幹部和一營警衛部隊，由東北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于7月中旬陸續配齊。
在曲初的帶領下，對即将投入使用的戰犯管理所進行了改擴建工作。改擴建項目主要有：（一）增建圍牆設施，安裝圍牆電網，在圍牆的各個角落建瞭望崗樓和通訊設備；（二）改變窗戶高度，使室内能得到充足的陽光照射，防止室内潮濕；（三）各監舍取暖設備全部采用暖氣裝置，以保證室内溫度；（四）新建醫務所，設立診療室、藥房、化驗室、注射室、簡易外科手術室、換藥室及病房等；（五）重建廚房設施，分設大、小竈廚房；做飯動力采用高壓蒸汽，不用燒煤；（六）新建一座面包房；（七）新設大型浴室，浴室内利用高壓蒸汽和溫水，可供全部犯人和職工使用；（八）新建理發室，購置較好的理發椅、大鏡子等；（九）改建室外廁所，開辟室外體育活動場所；（十）建警衛營房及職工食堂。撫順戰犯管理所上述各項改建、新建工程，投資金額大約折合現在人民币200餘萬元。經過一番緊張的改擴建，這所原由日本侵略者遺留下來的舊監獄，僅僅剩下那座灰色磚石壘起的高大圍牆和一排排灰色低矮的監舍磚瓦房的外貌，監内的一切設施都改換了新顔。這樣，戰犯們不但能住在陽光充足的屋子裡，而且還能定期洗澡、理發，有病能及時得到醫治，平時還可進行體育活動和其他娛樂活動。這些合乎人道主義要求的生活設施，完全改變了陰森可怖的舊監獄的面貌，保證了日、滿戰犯們能夠在較好的環境内進行學習，接受教育和改造。
“所長先生，我想見毛澤東，請你給我安排一下”
1950年7月21日淩晨3時，押運989名日本戰犯的專列，由黑龍江省綏芬河站開到了撫順城車站。從車站到管理所5華裡的路程，布滿了崗哨，以防發生意外。日本戰犯走進管理所大院時，都身背着肮髒的行裝，态度卻相當驕橫、傲慢。那些頭戴戰鬥帽、身穿将校服、佩戴肩章的将校級日本軍官，更是趾高氣揚、盛氣淩人。
因為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戰犯管理所所有幹部戰士基本上都在吃粗糧，每周僅有一天改善夥食，所以日本戰犯入所第一頓飯，便同樣食用高粱米、白菜湯。
孰料，飯菜送到各監室，竟然發生了騷動。日本戰犯紛紛叫嚷：“高粱米是喂馬的飼料，我們不吃喂馬的飼料！”也有的日本戰犯叫喊：“我們是日本人，要求大米的給！”甚至還有許多日本戰犯呼叫：“你們是新成立的國家，無權扣押我們……”“我們要到聯合國控告”“必須立即釋放我們回日本……”
身為副所長的曲初聽完看守戰士的彙報，氣憤地把桌子一拍說：“簡直是胡鬧！讓他們跟我們吃同樣的飯菜已經夠照顧了，他們不吃肯定是不餓，下頓飯還是高粱米白菜湯！”結果，僵持了兩天，不少日本戰犯還在“罷食”。到職不久的曲初擔心出亂子，急忙向主管單位東北公安部政保處彙報情況。不久，傳來了東北公安部的電話答複：“經将有關情況報告中央公安部長，傳來了周恩來總理親自作出的指示。周總理要求我們：對在押的日、僞戰犯，在生活标準上，要按照國際慣例處理。并明确規定：要依照戰犯原來的級别，參照我軍的供給标準，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三個級别，給予小、中、大竈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周總理還要求，對在押的戰犯既要看緊管嚴，外緊内松，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又要做到不打不罵，不侮辱人格，尊重他們的民族風俗習慣，注重從思想上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
中央的決定下達後，所内不少幹部戰士想不通。經過孫明齋和曲初反複耐心做工作，盡管全所上下都能夠自覺地執行周總理和東北公安部下達的指示，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表示，組織上可以服從，但思想上保留看法。
阻礙改造戰犯的最大障礙，就是戰犯們的集體反抗。當日本戰犯初來進行了“罷食”與反“罷食”的鬥争較量後，緊接着就是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展開了究竟是“戰犯”還是“戰俘”的争論。所有被關押的日本戰犯都堅稱自己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随後，鬥争步步深入。在押的日本戰犯又抛出了所謂殺害中國無辜平民“無罪論”。尤其是校級以下的日本戰犯，堅稱“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上司命令殺人，作為下級軍人必須執行；如果我不殺中國人，上司就要殺我；我雖有殺人的後果，但都是不得已而為之”。而在日本将校級戰犯之中，則有另一番奇怪的論調，說什麼“日本國土小，人口多，又缺少資源，日本軍人如不發動戰争對外擴張，日本國民很難生存”。此乃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被迫論”。藤田茂其他的奇談怪論還有許多，諸如“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争是日本全民族的聖戰，如要說參與戰争的人有罪，每一個日本國民都有罪”，這是日本戰犯抛出的“戰争犯罪、全民有罪論”。還有的說“日本大和民族是優等民族，有義務告知劣等民族如何生存”，這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有理論”。再如“日本軍人到中國，是為了解救被美英殖民者奴役下的受害者”“我們來中國，是應中國政府的請求，來幫助維持中國的社會秩序”……此等強盜邏輯甚多，無需再細列。
那麼，這批在押的日本戰犯的現實表現又如何呢？據親曆者介紹，這批日本戰犯在囚禁蘇聯西伯利亞期間，基本上從事的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因為凍傷、饑餓、勞累等多種原因，被蘇軍俘去的60多萬日本關東軍五年間竟病亡5萬多人。他們來到中國，居住條件和飲食條件比在蘇聯時期好得多，不僅不參加任何勞動，每天上午還能學習和看報，下午進行體育鍛煉和從事文娛活動。這些戰犯不僅不感恩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和人道待遇，反而不斷滋事，抗拒學習和改造。
1950年10月18日，因朝鮮戰争激烈，入侵朝鮮的美國軍隊已經逼近鴨綠江邊，東北戰犯管理所奉命連夜北遷哈爾濱。在這種情況下，這批日本戰犯更加盛氣淩人、不可一世。他們公開叫喊：“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将爆發，美軍會很快攻占滿洲，我們會很快回日本。”有些将校級戰犯甚至說：“強大的日本帝國軍隊都抵擋不住美軍的進攻，弱勢的中國軍隊豈能是美軍的對手？”一時間，在哈爾濱戰犯室内竟能聽到戰犯們高唱日軍軍歌，甚至在放風期間看到他們面東遙拜，公開高喊：“天皇陛下萬歲！”
因為這批日本戰犯有不少屬于日本陸軍第59師團編制，因此該師中将師團長藤田茂在戰犯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和号召力，戰犯管理所發生的幾次鬧事騷動，多是藤田茂挑動、驅使的。所長孫明齋決定找藤田茂單獨談話，對其進行警示教育。當管教幹部到監室傳喚藤田茂時，他不僅拒絕前往，還大聲叫喊：“你們都是共産主義者，我們都是帝國主義分子，我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沒有相互交談的必要！”因為朝鮮戰争的爆發，他已經被沖昏了頭腦，狂妄到了極緻。
更有甚者，有一天放風時間，藤田茂看到了會講日語的管教幹部金源，便向金源提出要見所長孫明齋。金源以為藤田茂有所反悔，便立即帶他來到所長辦公室。還未等所長準許，藤田茂便自己找椅子坐下，随即大聲說道：“所長先生，我想見毛澤東，請你給我安排一下。”孫明齋通過金源翻譯，聽懂了藤田茂的狂言，他猛地從座位上站起身來指着藤田茂責問道：“将軍閣下，我建議你應該先弄清楚你是誰，然後還必須弄清楚，你提出的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無理要求是多麼無知和可笑！”藤田茂坐在椅子上不屑地辯解道：“我知道，你所長的權利有限，我必須面見毛澤東。為什麼俄國人稱我們是戰俘，中國人非要稱我們是戰犯？按照國際法，你們作為新成立的國家，無權收押日本戰俘……”
孫明齋打斷藤田茂的辯解，責問道：“藤田中将，我們這裡沒有戰俘，隻有雙手沾滿血迹的戰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的主謀之一。而且，你還應該明白，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你們這些在中國境内犯下嚴重罪行的戰争罪犯按照國際法的規定，受害國有權對你們進行關押和審判。”藤田茂無話可講，結結巴巴地說：“我不想同你談論，我要面見毛澤東……”
1950年10月25日，由彭德懷統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不久，朝鮮戰場捷報傳來，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不過兩個月，就把逼近鴨綠江邊的美軍趕回到三八線以南。中朝軍民的勝利，不僅讓美國人看到了中國人的力量，也讓在押的日本戰犯受到了意料之外的震撼。這時，在哈爾濱關押的日本戰犯有些人已經開始認罪，但絕大多數還在負隅頑抗。1952年2月，周恩來總理看到中央公安部有一期“内部簡報”介紹，北遷哈爾濱的日、滿戰犯特别是日本戰犯，對我管教方針、政策不理解，甚至拒不認罪、抗拒改造，他當即批示：“對這些戰犯要進行悔罪教育。”
戰犯管理所來了一位“特殊”人物
周總理的指示傳達到東北戰犯管理所以後，全所上下都認為，總理的批示話雖不多，但切中要害，說到了點子上，而且批示下達得也及時。但是究竟該怎麼對負隅頑抗的日本戰犯進行悔罪教育呢？從所長到管教人員都說不清楚。
正在這時，東北公安部從沈陽大北監獄罪犯監室派來了一位特殊科員。這位科員不僅來處特殊，他的家庭背景、社會經曆，以及對管教日本戰犯的認識也都很特殊。據史料記載，僞滿國務總理張景惠先後娶有七位夫人，派來的此人正是張景惠與天津名伶、七夫人徐芷卿所生。他雖是張景惠的愛子，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卻同他的父親完全相左。此人原名張紹紀，歸國後改現名張夢實。溥儀在他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多處提到的張紹紀，就是眼前的張夢實。因為張夢實幼時由一位俄國奶媽哺育長大，所以他自幼學會了俄語。青年時期，張夢實被張景惠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深造，由此他又精通日文，了解日本社會。尤其是張夢實有一位親表兄，當年在位于哈爾濱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從事敵占區的情報工作，早在僞滿時期，張夢實就經其表兄培養、引薦并親自介紹，于1940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中共在僞滿政權中的一位“秘密黨員”。在這期間，張夢實還曾利用父親擔任僞滿國務總理的身份，為東北抗日民主聯軍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敗降以後，進駐長春的蘇聯紅軍将張夢實與他父親一同押往蘇聯。蘇軍并非認為他是“戰俘”，而是發現他既會講俄語又會講日語，便于利用他同日滿戰俘進行溝通。張夢實随僞滿君臣赴蘇後，從赤塔到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又到“紅河子特别收容分所”，一直同溥儀、張景惠等僞滿君臣生活在一起；而且，他還同日本關東軍高級軍官多有聯系，因此對日滿戰犯情況熟悉。
1950年5月，根據中蘇雙方外交部門溝通，蘇方決定将被蘇軍俘獲的224名中國籍的僞憲兵、警察先期遣送移交中國。東北公安部接到中央的指令後，将這批罪犯全部押解到了遼甯省沈陽市大北監獄。因為收押日、滿戰俘的蘇聯内務部始終不了解張夢實的中共黨員身份，一直将他視為“拘禁者”享受蘇軍士兵待遇，這次便把他也編入僞憲警列内，交給中國。當東北公安部情報部門從罪犯入監登記表中發現了“張紹紀”的名字後，驚呼：“我們的人回來了！”于是立即将張夢實從罪犯中調出，由政保處派往東北戰犯管理所擔任翻譯工作。
之所以讓張夢實前來做翻譯工作而非擔任管教幹部，是因為蘇聯方面移交了大批日滿戰犯的檔案材料，既有日文，又有俄文，急需張夢實等人譯成中文。據外交部幹部王浩介紹，周總理對交接日、滿戰犯工作非常重視，除具體下達指令，要求派什麼人、派多少押運部隊前去中蘇邊境小鎮綏芬河交接外，還指示：“日滿戰犯不要同時接收、押運，應分别進行。對日俘及溥儀等人的檔案，用後速送中央。”
“特殊”人物改造戰犯的“特殊”辦法
1952年3月，戰犯管理所管教科全科人員研究如何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悔罪教育”時，張夢實的發言引起全科人員的高度注意。
張夢實說，日本人最大的特性是藐視弱者、敬畏強者，中國出兵朝鮮連連獲勝，使在押的日本戰犯收斂了狂妄之氣，除此，還必須在精神上再給日本戰犯沉痛一擊。在押的日本戰犯之所以叫嚣“殺害平民無罪論”“侵略擴張有理論”等奇談怪論，都源于他們不清楚自己“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些戰犯個個都對日本天皇“愚忠”，聲稱“誓死效忠天皇”“願為天皇粉身碎骨”，但他們并不清楚裕仁天皇是誰，裕仁代表什麼人的利益，自己為什麼要甘願為天皇送死。這一切都說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學說是正确的，這便是“物質的力量，必須要用物質的力量去摧毀；精神的力量，也必須要用精神的力量去摧毀”。在押的日本戰犯之所以抗拒改造、負隅頑抗，就在于他們自幼接受日本軍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得到武士道精神的培訓，所以他們内心崇拜“天皇”為神，以聽從“天皇”的“谕旨”對外侵略擴張為榮，為此，我們必須針鋒相對，反其道而為之，用精神的力量，徹底摧毀他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張景惠一家,後排為青年的張夢實張夢實接着說，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因同日本社會的一些左翼人士有聯系，看過多本日文版的馬列著作，發現列甯著述的《帝國主義論》最适合組織在押的日本戰犯系統學習、研究。因為列甯的論述，對帝國主義的形成與侵略擴張分析得淋漓盡緻、入木三分。日本壟斷階層之所以能夠獲取巨大财富，就因他們實行對内壓榨和對外侵略擴張。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之所以要發動侵華戰争和太平洋戰争，為的就是要掠奪更多資源和開拓更大市場，以便于榨取更多更大的剩餘價值。這些日本戰犯無知、愚忠、盲從，因而成為日本壟斷階級利用的工具和犧牲品。
張夢實發表的這些言論像一扇“天窗”，開闊了大家的思路。于是，管教科科長金源便立即選出14名日本校級軍官進行悔罪認罪教育試驗。首先組織他們從學習列甯著作《帝國主義論》開始，然後引導他們結合自身經曆對日本社會進行階級分析、批判。經過一個時期的“試驗”學習和批判，果然收到了預想的效果，所有參加學習和批判的日本戰犯都開始自發地認罪、悔罪。
至1953年10月23日，随着美軍在朝鮮戰場潰敗南撤、朝鮮戰局好轉，東北戰犯管理所已奉命先後分兩批将北遷哈爾濱的日、滿戰犯全部遷回撫順，恢複了原建制。在這期間，經東北戰犯管理所上報東北公安部批準，自1953年2月23日開始，先組織第一批遷回的669名日本校級以下戰犯學習《帝國主義論》，開展了對日本社會的分析和批判。10月23日，當210名校級以上日本戰犯及僞滿戰犯全部遷回撫順後，東北戰犯管理所便組織所有在押戰犯普遍學習《帝國主義論》。同時，由管教幹部向在押戰犯講解《論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天皇制是什麼》等内容，啟發戰犯的悔罪覺醒。在這期間，表現頑固的藤田茂曾拒絕參加集體學習和批判，但他又忍受不住一個人在監室的孤單和冷清，于是便悄悄到管理所圖書室找閑書看。他被一本政治經濟學著作吸引，這本書也是分析日本壟斷階層對内壓榨和對外侵略擴張的根本原因的，之後藤田茂自願回歸集體學習。
1956年，8名日本戰犯在法庭受審1954年3月4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出的“東北工作團”進駐東北戰犯管理所。經“東北工作團”對在押的戰犯宣傳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政策，以及組織日本戰犯系統學習列甯著作《帝國主義論》，戰犯們産生了研究日本社會的濃厚興趣。一些日本戰犯通過找到《關于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評判》等圖書資料，第一次知道日本天皇擁有全國22.7%的土地和15.8%的森林，第一次知道天皇在幾千家股份公司裡擁有60億美元的私人資本，第一次知道天皇的私人财産在侵華戰争期間增加了275%。
這些事實讓戰犯們大為震驚和憤怒。藤田茂悔悟後說道：“原來被我當做神聖的并為之舍身盡忠的天皇，根本不是真正代表日本國民的傑出象征，而是一個大地主、大資本家、大騙子手。這讓我不得不産生極大的憎恨和憤怒。”中将師團長鈴木啟久說：“迄今，我才認識到，被我敬之以為神的天皇，竟是一個極大的吸血鬼。”少将旅團長長島勤說：“幾天前，我的部下主張把天皇判處死刑，我還公開說：‘天皇不是罪人，你們指名道姓稱呼他，我感到渾身發抖。’對于像我這樣一個僵硬了的天皇崇拜者來說，這次學習真是對症下藥。現在，我才認識到天皇的罪惡本質，感到自己過去受奴化教育，被蒙蔽、欺騙，上了當。原來天皇制的存在，就蘊藏着爆發侵略戰争的危險……”
認罪悔罪教育收到明顯效果以後，1954年5月20日，“東北工作團”開始在戰犯管理所院内召開戰犯認罪悔罪示範大會，選擇在日本戰犯中有威望的僞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次官古海忠之作認罪悔罪示範發言（因日本派駐僞滿洲國的最高代表、僞滿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患中風病倒不能起身，次官古海忠之就是日本軍部的最高代表）。古海忠之通曉法律，在日本戰犯中頗有威信。古海忠之在悔罪發言中說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法有了新的變化，每個被侵略的戰勝國家都有權利單獨審判任何侵略國家的戰争罪犯。對我們的處罰權力，當然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發言，對尚在頑抗的極少數日本戰犯又是沉重一擊。自此以後，在戰犯管理所大院内，再也聽不到任何在押的日本戰犯發表任何表白“無罪”與頑抗改造的言論了。
“20年以後，你們會看到中央的決定是正确的”
1989年初夏，我在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黨委書記辦公室，見到了原撫順戰犯管理所繼任所長金源。
金源，1926年4月生，1946年3月參加革命，1950年6月調入東北戰犯管理所，曆任日語翻譯，管教科副科長、科長、副所長、所長，1978年調離。我見到他時，他時年63歲，身體尚好，頭腦清晰，很善言談。就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曆史，我同他談的很多，重點是請他談談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成功經驗。
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之所以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國共産黨人重視“人性”。金源說，1963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談到改造罪犯經驗時就指出：“我們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在一定條件下，在無産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一般說是可以把罪犯改造過來的。”翌年4月24日，毛澤東再次重申：“罪犯也是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正确才行。”
金源說，中國改造日本戰犯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首先對日本戰犯進行“人本性”與人類社會發展史教育，讓這些昔日的殺人狂魔醒悟過來，自覺地抛棄舊我，重新确立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一重大突破，是黨和政府長期耐心地對罪犯進行認罪、悔罪理性教育的結果。這一創造，國際社會沒有，隻有新中國獨有。
日本戰犯古海忠之的家屬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和親人見面古今中外任何國家的監獄，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都是勢不兩立的仇敵，而在新中國的戰犯管理所内，本來是勢不兩立的仇敵卻能成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朋友，其中之秘笈就在于我們所有的管教人員都能嚴格執行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紀律規定。例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國家經濟非常困難之時，我們所有管教人員都吃粗糧，而讓在押日本戰犯吃細糧和高級營養食品，這在國際社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即便是在20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少管教人員因為缺乏營養普遍患“浮腫病”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堅定地執行中央制定的政策，沒有降低日本戰犯的夥食标準。
金源作為所長，多次帶領在押戰犯到管理所農場勞動。之所以帶領戰犯參加有限的體力勞動，非但不是為了懲罰，而是讓他們增進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每次外出勞動，都是管教人員幹在前頭，作出示範，而所有農作物和副食的養殖收獲，都歸戰犯自己享用，管教人員顆粒不動。為了避免發生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因為夥食标準和質量不同而出現相互尴尬的場面，他們午餐時總是躲在遠處就餐。有一次，有戰犯從他們身邊路過，發現所長和管教人員竟吃粗糧和代食品，他們大為吃驚。消息傳開，所有在押日滿戰犯都深受感動。
當年不僅隻有金源如是說，多位親曆者也都如是說。1953年初夏的一天，戰犯管理所醫生溫久達發現日本戰犯安井清突然跌倒，造成左下肢骨折。因為所内醫務室條件有限，他急忙乘車送安井清到市内最大的一家醫院救治。溫久達說：“我從醫院門前一直背着他爬上三樓。當我一步步負重登上樓梯時，突然感到我的後頸部濕潤了，繼而又聽到微弱的抽泣聲，原來是安井清流下了眼淚。我用日語問他是否疼得厲害，難以堅持，安井清以顫抖的聲音回答我：‘不是的，大夫先生，我深感自己太對不起中國人民了。’他哭得很傷心，淚水流進了我的衣領裡。這是我到管理所工作以來第一次見到日本戰犯在哭泣、在悔罪。”從此以後，安井清便同管理人員由敵對變成朋友，一直到安井清獲釋歸國。之後，他們之間書信交往不斷。
打破舊監獄之壁壘，組織罪犯們走出高牆，到社會各地參觀，讓他們接受現實和群衆的實際教育，也是對戰犯的一種教育改造方式。金源回憶說：“當我們按照中央通知的精神，正式向在押戰犯宣布中央的有關決定時，在場的所有戰犯幾乎都不敢相信，不少人誤認為是自己耳朵聽錯了。”
在外出參觀之前，不少罪犯心裡緊張，擔心到社會上參觀會被受害者認出來，進行報複。實際上，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寬厚接待，沒發生一次他們擔心的那種挨打受罵的情況。在實際經曆中，他們再一次感受到中國人民的善良和胸襟。例如，在沈陽郊區大青村參觀時，有一位老大娘向日本罪犯訴說在僞滿期間遭受的種種痛苦後，竟然泰然說道：“隻要你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中國人民是不會報複你們的。”聽完此話，罪犯們紛紛跪地請罪。
在外出參觀前，有些罪犯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變化隻是輿論的宣傳，實際情況不會像報紙上說的那樣好。外出參觀後，走遍長城内外，大江南北，他們親眼所見新中國城鄉各地處處是建設的工地，人民生活幸福、安居樂業。新中國成立幾年間的變化之大，讓他們感到驚訝。例如，主宰掠奪我國經濟的僞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在參觀鞍鋼時，看到鞍鋼新建的九号高爐，驚歎不已，他連連稱道：“我原以為鞍鋼沒有日本人指導隻能種高粱，沒想到新中國成立才幾年，鋼鐵工業變化之大，比僞滿洲國時期還要好。”
外出參觀之前，絕大多數日本戰犯的坦白認罪隻限于口頭和紙上，“讓罪犯們到曾經犯罪的地方接受現實教育”（周總理語）後，罪犯們的認罪、悔罪成為發自真心的。組織日本戰犯到撫順平頂山慘案紀念館、南京大屠殺遺址等多處日軍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址參觀時，所有在場的日本戰犯都跪地不起，自發地向我死難同胞默哀。他們哭聲不絕，請求中國政府加重處罰自己。戰犯們回到戰犯管理所後，看守人員送來了熱飯菜，罪犯們普遍懷着悔罪的心情不肯進餐，紛紛表示，我們對中國人民作惡多端，罪惡難饒，現在我們卻活在人世間，實在是太卑鄙了！我們甘心情願，懇求中國政府判處我們死刑！
1956年6、7月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軍事法庭對罪行嚴重的45名日本戰犯分四次在沈陽、太原進行公開審判。審判結果是沒有一個死刑，沒有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者為8至20年。而且，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的1017名職務較低、罪行較輕、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宣布免于起訴，立即釋放。這個消息，不僅震驚了日本，也震撼了全世界。一時間，新中國對在押日本戰犯“一個不殺”的政策成為各國新聞媒體追蹤的熱點。
金源說，曆史證明，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決定對戰争罪犯“一個不殺”的重大決定是非常正确的。1955年末，他随高檢“東北工作團”負責人李甫山和戰犯管理所所長孫明齋去北京彙報工作時，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他們時說：“中央決定，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鑿後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其實在這之前，高檢“東北工作團”經過近三年的偵訊、調查、取證，拟将1017名日本戰犯列為重點偵訊對象，并将其中70餘名犯有嚴重罪行的日本戰犯處以極刑。聽了周總理宣布的決定之後，他們都沒有當場表示不同的意見。返回撫順後，他們向全體偵訊人員和管教人員傳達了中央的決定，不少幹部，尤其是吃過日本侵略者苦頭的同志都表示“想不通”。當“東北工作團”負責人二次進京向周總理作彙報時，周總理很耐心地說：“不是下面的思想不通，恐怕是你們的思想不通。你們的思想要通了，下面的思想怎麼會不通呢。”周總理還說：“中央決定對日本戰犯進行寬大處理，在20年以後，你們會看到中央的決定是正确的。”
無需20年，僅16年以後，就看到了中央預見的正确。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閣總理田中角榮及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正式率團訪問中國。9月29日，日本搶在美國之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作者系新華社遼甯分社原記者，撫順市政協文史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