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隻有小角色，沒有小演員。”從一定意義上說，黃宗洛是一位具有獨特本領的表演藝術家。獨特在何處呢？他是專門扮演“龍套”角色的演員。人們往往把一出戲的主要角色比作紅花，把次要角色比作綠葉，黃宗洛演了整整一輩子的戲，從來都不是扮演紅花，偶而有幸配上綠葉，也都是一些沒名沒姓很不起眼的群衆角色，什麼警察、憲兵、特務、土匪、二流子，還有那些賣報紙的、賣黃梨的、蹬車的、跟包的、扛槍的、站崗的、看門的、要飯的、吹喇叭的，以及乘客、顧客、侍者、仆人，等等。他自己也真實地表示過：“我真是演了不少的戲，論個不下半百多，隻不過有一半是沒有台詞的群衆角色，另一半則是有少量台詞或有一兩段戲的‘邊緣角色’。我有一個長處——或許是短處，胸無大志嘛！——就是不挑不揀，服從劇院分配。長期以來，我硬是抓住這些極其有限、少得可憐的在舞台上露面的機會，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如醉如癡般地奮力創造，居然接長補短地給觀衆們留下印象，獲得了喝彩。經常為人們稱道的有《茶館》裡的松二爺、《智取威虎山》裡的黃排長、《三塊錢國币》裡的小警察，以及《遛早的人們》裡半身不遂、言語失靈的方爺爺，等等。”這就是北京人藝裡獨具一格的、甘當綠葉又不可或缺的舞台藝術大家。
“回爐重煉”開了竅
黃宗洛出身于一個高級技術人員家庭，其父是留日的電氣工程師，一家人過着比較富足的生活。黃工程師很是愛好文學藝術，特别是傳統京劇，于是每逢周末的晚上就在戲院裡訂上個包廂，帶全家老小一起去看戲。這樣一來，耳濡目染，日積月累，父親的愛好慢慢地傳下來，竟然使得黃家出現了好幾位成名的藝術家。當時兵荒馬亂，物價飛漲，八口之家的生活越來越不好過，孩子們的書也實在念不下去了。大哥黃宗江首先正式下了海，姐姐黃宗英也緊跟着從了藝，而且都在繁華的大上海站住了腳，成了“名角”。唯獨老三黃宗洛木木癡癡，笨嘴拙腮，表演上的悟性較差，然而在全國解放前夕，也“随大流”地參加了文工團，打雜、跑腿，什麼都幹，成為一個積極熱情的小“萬金油”幹部。老實說，他在演戲上條件差一些，又畢竟是半路出家，沒有經過科班訓練，再加上要嗓子沒嗓子、要扮相沒扮相、要身段沒身段，為此經常不能很好地完成演出任務。用黃宗洛的話來說：“領導上拿我也沒有辦法：是莠，是苗？應棄，應留？為之思索再三，舉棋不定。”就這樣一直拖到了1956年，北京人藝為在職“有業務問題”的演員們舉辦了“表演藝術訓練班”，進行“回爐重煉”，黃宗洛也興奮地報名參加了。經過半年學習之後，他茅塞頓開，獲益匪淺。結業以後，黃宗洛演起戲來大不一樣，自由順暢多了。從此以後，通過連續不斷的藝術實踐，他漸漸地形成了自己另類的風格。他說：“我愛春光，我愛鮮豔的紅花和襯托它的綠葉，我也愛伴随着紅花、綠葉的生意盎然的小草。我願意為他們獻出自己的一生。”
“笨幹，苦幹，傻幹！”
有人問黃宗洛：“你到底是怎麼演好這些龍套角色的呢？”他想了想回答：“沒别的，笨幹，苦幹，傻幹！這就是我全部的竅門兒。”的确如此，劇院的同事們都看得到——不論角色的大小，有沒有戲，黃宗洛絕不虧待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物，在進入排練場以前，同樣都是大量翻閱生活資料、用心體驗相關生活、書寫人物身世傳記、摸索找到自我感覺，等等。上天不負苦心人，他一步一個腳印地硬是走出了一條路來。黃宗洛謙虛地表示：“我天生是一個笨人，靠的也隻能是這種笨辦法！”
如果我們把表演藝術分為兩大學派——體驗派和表現派的話，那麼黃宗洛大約就是表現派了。然而是誰教的他呢？答曰：“自學成才。”他從小就跟着家裡的大人到戲園去聽戲、看戲、琢磨戲，開始看不懂，日久天長，慢慢地找到了門道。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等名角的戲，他都看過，甚至還能哼上幾句各有特色的唱詞。由此，黃宗洛觸類旁通，從生搬硬套到歪打正着，再從百折不回到熟能生巧，他在舞台上始終是不甘寂寞，愛出花招，終成正果。
“無中生有，土裡刨食”
話劇《智取威虎山》裡的黃排長實際上就是一個沒名沒姓的小匪徒，隻是上場匆匆跑來向匪首座山雕三爺通報一聲，弟兄們如何與解放軍戰士交鋒時吃了敗仗，一共隻有五分鐘的表演機會。可以說，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戲可演的純粹龍套角色，應付一下就可以通過。可對于這個别人都不願意扮演的角色，黃宗洛卻十分喜愛，說是這個人物身上大有“文章”。導演焦菊隐一聽就笑了，讓他大膽地發揮，有什麼本領都拿出來顯示一番。于是，黃宗洛先在人物外部形象上下了一番功夫，即從所謂“狼狽相”上入手——黃排長的頭發幾乎每一根都是立着的，好像還在冒着熱氣；臉部出現了直眉瞪眼驚弓之鳥的表情；上嘴唇突出，裡邊是蓋不住的大包牙，口齒不清；左耳朵已經被解放軍戰士給完全削掉；一支小馬槍還挂在脖子上，可是槍尖被打斷了；右臂受了重傷血流不止，用綁腿布緊緊捆上，手腕上卻還有搶來的幾副金銀镯子和手表；受傷的左腳，竟然用一頂棉帽子臨時包裹起來……他上台以後，一直跪在地上十分困難地表演着。有人說，黃排長一出場就渾身上下都是戲。這還不算，本來劇本上隻有一句通報的台詞，硬是被黃宗洛編成了這樣洋洋灑灑的一大篇：“三爺，三爺，聽我說，它是這麼回事兒。昨晚孩兒奉了三爺的命令在二道河橋底下埋炸藥，火車一過‘轟隆’一下子就炸開了花啦。這車是往牡丹江開的，車上盡是皮子、柈子、藥材，嘎七嘛八的沒啥值錢的貨，弟兄們一尋思大年三十的不能空手回來，總得落點兒啥呀，再加上押車的共軍隻兩個人帶着一個班，衆人的膽量也就更壯了，都想弄個娘兒們回來。誰知道這些共軍真玩老命了，老使手榴彈招呼，不一會兒刁老六和二十幾個弟兄都為黨國盡忠了。共軍裡有個小崽兒，可真邪乎，到後尾他連子彈、手榴彈都打光了，我們上去好幾個人，這才把他撂倒了。正在這時節從後尾夾皮溝那疙瘩又出來一大夥子人，呼呼一陣排子槍，又揍死我們十來個，到後來我們就剩下仨人兒了，我一瞅情形不對撒丫子就跑，後邊就追，一個勁兒地嚷：‘逮活的呀！逮活的呀！’聽聲音足有三百人，我一口氣跑到神河廟蹲了多半宿，要不是我這兩條腿跑得快，小命也早就玩兒完了！”焦先生聽了以後，不但同意采納，而且還贊不絕口，誇獎黃宗洛的刻苦用功和豐富的藝術想象力。因此，演出以後，隻要是黃排長一出場就能牢牢地吸引住觀衆，而且台下笑聲不斷，掌聲不斷，為整個戲增色不少。
再說說《三塊錢國币》裡的小警察。本來這同樣是一個沒有什麼戲可以表演的角色，卻讓黃宗洛硬是“無中生有，土裡刨食”地給演活了、演火了，給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按照劇本上的規定，小警察隻不過是被人喊來應付一下公務，敷衍了事地解決闊太太與小保姆之間的糾紛而已。出人意料的是，黃宗洛創造性地設計了一個“第二動作”，即在漫不經心的勸架當中，居然順手牽羊地偷走了主人闊太太的一雙舊膠鞋。請看——小警察上場以後，隻是逢場作戲地勸勸吵架雙方而已，一邊搭話，一邊觀察，東處看看，西處摸摸，實際上是對院子裡曬晾的衣物非常上心，又對這裡的東西都不大滿意。最後，當他看到凳子下邊那雙八成新的元寶膠鞋時，臉上突然出現了喜出望外的神色。他好像是在想着，這雙膠鞋對于成天風裡來雨裡去的“臭腳巡”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于是，他不禁伸出腳來試膠鞋，剛剛穿上一隻，沒想到讓闊太太說話給打斷了。小警察隻好在解決對方矛盾當中，命令小保姆趕快把鋪蓋拿去當掉，以賠償主人闊太太的損失。小保姆下場以後，他的“第二動作線”并沒有斷，又趁機繼續穿上另一隻膠鞋，把自己的一雙草鞋悄悄地留下來，興奮地完成了任務。黃宗洛這一段即興表演，不但豐富了人物形象，而且非但沒有擾亂了主戲，反而更襯托了全劇的主要動作。這一切，似乎都表現在黃宗洛一直為小警察哼唱的小曲裡邊：“江都有個王知縣，明察秋毫能斷案，黎明百姓齊稱贊，我們四川出了個王青天，那個王青天……”而且，演員的心裡仿佛有着這樣精彩的潛台詞：“我這麼個小警察，整天辛辛苦苦、跑來跑去，為你們有錢人費心費力解決糾紛，現在換上你一雙舊膠鞋還不是應當應分的嗎？”
“于細微處見精神”
黃宗洛雕琢人物角色時下足了功夫，力求每一個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他曾打算創造出“百人面”，可惜，到他去世為止，隻創造出“八十面”。他曾發誓道：“我非常羨慕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本領，在演戲當中，我有造型的瘾，幾乎達到走火入魔的程度。自己常想——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為了藝術，卻随時都可以損傷。隻要能使我變了樣，化妝師怎麼擺布我、糟蹋我，都心甘情願。比如，頭發推光、剃十字、染發、留撮歪毛，均無不可！咧着嘴、歪着臉、地包天、黃闆牙，等等，也均不在話下！”
從一定意義上說，《茶館》裡的松二爺為黃宗洛的代表之作，比較全面地表現了他的表演風格和表演方法。劇院的同事們都知道，黃宗洛每次排戲之前一定會寫出一張道具單交給道具組長，扮演松二爺也是如此。他認為，《茶館》的第一幕與第二幕之間，盡管舞台上隻用幾分鐘的時間來換景搶妝，但是戲裡卻要表現出相隔十多年的社會變遷，因此在松二爺的身上也不能不表現出來這些巨大的變化。第一幕，松二爺的服裝十分考究，青綠緞面素花官服，穿起來透着俏皮邊式，腰間挂上琳琅滿目的小零碎，比如香袋、荷包、眼鏡盒、扇墜、扳指、煙袋……戴齊了足有13件。到了第二幕，改朝換代以後，松二爺沒有固定收入，已經潦倒不堪，可是仍舊不能脫下長衫，隻不過是褪了顔色，滿身不少油漬，完全分不清是什麼顔色。那些身外之物，除了黃鳥籠子幾乎一無所有，連鼻煙壺都給免了。而且，松二爺的頭發變得花白稀疏，胡子也亂糟糟的一片，牙齒脫落，說話開始走風，腳底下穿的還是緞子面尖口平底布鞋，很秀氣，可是腳後跟竟然露出白茬，再也提不起來了。黃宗洛堅持認為，這一切必須一絲不苟地全部做到，盡管觀衆不一定看得見，對于演員來說建立人物信念是絕對不可少的。焦先生完全同意這個意見，并且照辦了，演出後效果很好。大約這也可以被譽為“于細微處見精神”吧。
作者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一級編劇
更正
2016年第9期第63頁誤植入毛澤東1958年9月16日參觀安慶一中自辦工廠機械車間的曆史圖片，造成與說明不符。特此說明，謹緻歉意。感謝安慶讀者楊榮根先生提供史實依據。
《縱橫》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