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的佛教史迹畫《張骞出使西域圖》攝影茹遂初/人民畫報兩千多年前，行走在駝鈴古道或揚帆遠航的人們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他們所開辟的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會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在高速列車以及航船的聲聲汽笛中承載起重塑人類文明格局的使命。
這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它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它與今天的“一帶一路”有着怎樣的聯系？
是絲路，也非絲路
“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
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聲音溫和而堅定。而一幅收藏在哈薩克斯坦國家博物館内的古絲綢之路地圖上，西安、蘭州等中國古城與以紅線标注的哈薩克斯坦衆多古城相互聯通。習近平主席的倡議不僅喚醒了中哈兩國關于古絲路的久遠記憶，也激活了世界幾大文明共同進步的神秘代碼。唐代胡人牽駝彩繪陶俑攝影茹遂初/人民畫報“馳命走驿，不絕于時月；胡商販客，日款塞下。”這段《後漢書》中的描述，形象地記載了當時絲綢之路的繁盛。絲綢之路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但翻遍史書，并未曾見過關于“絲綢之路”這一表述。
其實，絲綢之路的名稱來自于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1860年前後，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他結合考察情況，又對照中國曆史，提出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存在着這樣一條商路，從而在學術範疇正式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
李希霍芬所指的正是西漢張骞兩次出使西域後逐漸形成的貿易通道。張骞的出使讓漢朝與中亞地區的月氏得以建立關系。此後雙邊的貿易活絡起來，羅馬的玻璃器具、印度的棉織品、香料與寶石也開始輸入長安，而漢朝的絲織品也開始銷往西方。
随着考古學、地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發展，李希霍芬所定義的絲綢之路不斷被後人豐富和完善。絲綢之路逐漸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稱。
其中，有西漢時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絲綢之路”；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比如位于四川的商代三星堆遺址中曾出土了很多象牙，其中一些象牙可能是來自印度。而據史料記載，張骞出使西域時，在阿富汗就見到了來自中國四川的“竹杖”和“蜀布”。這些東西應是從四川經雲南、緬甸到印度，然後又北上轉運到阿富汗。
而在海上通道，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漸漸成為主要貨物，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于輸入的商品曆來主要是香料，這條路又被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當漢代中國人由東向西時，羅馬帝國的臣民正自西而東航行，最後在印度半島對接，從而使海上絲綢之路延伸到波斯灣、紅海。這是當時地球上最長的航線。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與穿越中亞内陸的陸上絲綢之路，構成了連接東西方的兩大交通動脈。東西方的商品、技術和文化在這兩大交通動脈上得以傳播。
正因如此，今天的許多學者對絲綢之路一直有着更寬泛的解讀，比如美國喬治城大學曆史系教授米華健（JamesA.Millward）。在他看來，“絲綢之路”一詞所指的不僅僅是中國和西方（他主要指羅馬）之間長達幾個世紀的絲綢貿易，更是指通過貿易、外交、遷徙、朝聖等加強了非洲—歐亞大陸融合的各種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時是有意為之，有時則是意外收獲，在時間上始自新石器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
《客使圖》是章懷太子（653-684年）墓中的壁畫，描繪的是唐朝政府官員引見友好賓客的情景，畫面人物雖然不多，卻反映了古代中外友好交往的廣泛。攝影張長江/人民畫報從未停止的“朋友圈”
縱觀人類曆史，沒有哪個國家和民族可以在完全封閉的狀态下發展，開放是人類曆史的常态，包容是順應曆史進步潮流的必然選擇。不同國家和民族隻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創造引領時代的文明成果。在此次意義上，“絲綢之路”是最好典範。
“駝鈴古道絲綢路，胡馬猶聞唐漢風。”今日提到絲綢之路，漢唐被提到的頻率依舊是最高的。作為當時世界幾大文明中心之一，漢唐的發達其實也融入了不少“胡風”。在唐朝的都城長安，定居着來自波斯、印度，以及中亞、東南亞和東北亞的僧侶和商隊。當時的中國人，欣然接受着來自廣闊世界的各種物品和文化，其中有些延續至今。
據統計，唐朝時，僅留居廣州的外國客商就達12萬多人；宋朝時，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有50個；明朝永樂時期，有4個國家的國王先後7次來華。古代中國之所以具有龐大的絲綢之路“朋友圈”，得益于開放、受惠于包容。
而在東亞，唐朝又是其他地區的文化源泉：漢字、服飾、建築，乃至政治制度等林林總總，都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其中，某些擴散到東亞的“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來自“路”上，比如佛教，這一宗教經由絲路而來，又經由中國向周邊輻射。莫高窟296窟壁畫《福田經變》中描繪的商隊攝影茹遂初/人民畫報
展現1786年廣州商館區繁榮的繪畫。廣州作為中國南海最重要的商埠之一，秦漢時期就曾經作為南越國的國都和嶺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來品集散中心。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地之一。本刊資料室供圖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船艙内層層疊疊、密密麻麻堆放的瓷器。“南海一号”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内發現的年代最早、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是保存在“海上絲綢之路”主航道上的珍貴文化遺存。攝影劉大偉/新華社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交換絲綢、皮毛、玉石、珠寶、香料等商品，促進了各自的經濟繁榮，同時文化、宗教等人文交流也十分活躍。這條商貿大道，也起到了促進亞歐各國和中國的友好往來，溝通東西方文化的作用。中國的“四大發明”經絲綢之路傳到西方，推動了西方近代社會制度和生産方式的變革。古代絲綢之路還把古代的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文明廣泛聯結起來，文化、宗教、藝術百花争豔、相互浸染，實現了人類曆史上的大交流和大交融。
漢唐時期，行走在陸上絲綢之路的各國使臣攜帶本國統治者的禮物和國書，傳遞着各國希望和平的理念。明代的鄭和下西洋，也希望向海外各國傳播“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進一步繁榮海上絲綢之路。中華民族崇尚的“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等理念，經由古絲路也走向了世界。
進入21世紀，“一帶一路”倡議繼承了古絲綢之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絲路具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由于“一帶一路”倡議出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現實需求，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質，因此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的内涵。其未來，要靠世界共同書寫。
清末外銷徽章瓷“人物花鳥紋”瓷鐘。外銷瓷圖案在最初階段是純粹的中國風格，随着定制瓷器成為主流，歐洲風景畫、歐洲人日常風情畫、希臘羅馬神話人物和情節都出現在中國出産的外銷瓷器上，同時圖樣風格逐漸呈現中西合璧特征，後來則以單純歐洲風格的設計圖樣為主。東方IC供圖
巴西裡約熱内盧蒂茹卡國家森林公園，遊客在“中國亭”内參觀遊覽。1812年，受當時遷都裡約的葡萄牙攝政王若昂六世之邀，首批300多名中國茶農來到裡約培育茶樹。1903年，裡約市政府為紀念中國茶農建造了這座“中國亭”。如今，“中國亭”俯視着的巴西第二大城市呈現出越來越多有形無形的中國元素，“以茶結緣”的中巴之間，出現了更多、更寬廣的溝通橋梁。攝影申宏/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