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人類曆史，以歐洲地緣政治及國際關系演變為例，可以看出，人類在追求自身利益與和平相處的進程中走過多少艱難的彎路，持過多少有害的執念。
現代國家制度之父、在1624年至1642年期間任法國首相的黎塞留最先倡導國家至上的觀念，以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獨霸歐洲，卻引發法國的獨霸野心。自黎塞留起，國際政治從講道德的帝國時代，變為講權力的國家至上時代；從為宗教信仰而戰，到為國家利益而戰。國家至上原則在三十年戰争（1618—1648年）結束後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成為歐洲外交的指導方針。此後，為防止強國借國家至上之名稱霸，“均勢”這個地緣政治準則由此而生。然而，“均勢”從未達緻真正的和平。法皇拿破侖三世和德國首相俾斯麥推崇實力的現實主義外交原則，給其後的和平帶來更大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冷戰時期的兩超争霸，以及冷戰結束後的一強獨大，人類始終處于戰争的威脅之中。
發端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全球化，造就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促成了世界多個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崛起；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均陷入經濟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貧富差距加大，極右翼勢力擡頭，民粹主義甚嚣塵上；中東地區的動蕩不安，導緻恐懼主義興風作浪，成為21世紀人類安全極大的威脅。
諸如此類種種情狀，對人類社會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如何為人類創造豐裕的生活，如何保障社會制度的良善，如何保持國家間的互利共赢，如何維護世界和平，成為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思考題。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又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對人類社會面臨的新挑戰作出的思考與回應。
将近四年過去，“一帶一路”倡議從設想到實施，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中東歐地區國家對此倡議積極響應，中國已成為東歐和東南歐最大投資國之一。中歐班列已開通51條，累計開行3557列，而最新的合作協議也已經簽署，這極大促進了中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而在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中泰鐵路、瓜達爾港建設等重大項目有序推進。
美國暢銷書作者韋德·謝波德在其新書《新絲綢之路—中國加強與歐洲及中亞貿易關系的舉措》（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全球化不僅涉及貿易和經濟發展，也涉及世界秩序，“一帶一路”是中國就發展與穩定提出的最具啟發性的倡議之一。中國如能成為真正的全球領導者，将有望阻止中歐雙方的周邊諸國在單邊主義、貿易戰和政治不穩定方面越走越遠。
“一帶一路”倡議集合了中國古老文明積澱的智慧和近四十年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經驗，為人類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有助于人們以新的視角審視國際關系，其以發展促和平的“五通”理念為人類發展提供了新方案。
如果說傳統地緣政治是以戰争求和平，或以“均勢”換和平，都逃不脫國家間為利益而損害和平的魔咒，那麼“一帶一路”倡議便是打破這一魔咒的新視角，其真谛是：人類社會作為命運共同體，憑借共同發展，獲得永久和平。唐三彩駱駝載樂俑攝影茹遂初/人民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