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的科菲·阿塔·安南再也不會發出聲音了。過去半個多世紀裡，他曾與無數個談判對手唇槍舌劍，口若懸河地發表過數不清的演講，直言不諱地抨擊最有權勢的國家，将和平推銷到地球最動蕩的地方。
8月18日，他躺在瑞士伯爾尼的一家醫院裡，陷入了永恒的甯靜。圍繞着他的喧嚣卻還未散去。
他1996年當選聯合國秘書長，是第一位從聯合國内部工作人員中選出的秘書長。他在任期内曆經“9·11”事件、伊拉克戰争、阿富汗戰争等一系列危機，在最動蕩和艱難的時期重新樹立了聯合國權威。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安南是第一位領導聯合國的黑人，也是現代曆史上影響最深遠、最受認可的外交官之一。世界各國領導人在他去世後紛紛發來悼詞，稱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和平締造者之一”。甚至有人在推特上說，“要不是你，我們的國家就會化為灰燼。”
今年4月8日，過80歲大壽的安南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采訪，這是他最後一次面對媒體發聲。
鏡頭中的他神采奕奕，身材勻稱，舉止優雅，一襲來自意大利品牌布裡奧尼的西裝剪裁得無可挑剔。他有着灰白的頭發、胡須，一臉安詳莊重的神态。無論任何場合，他永遠以微笑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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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他聲音的人，對他低沉沙啞的嗓音印象深刻。那像是放大了的耳語，帶一種柔和的節奏感，聽起來毫不沉悶。
這就是安南最強大的武器。
他被人稱為“世界的總統”，但他不斷強調，自己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沒有可管轄的領土和可調遣的軍隊，不能制定或執行法律，在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上也沒有投票權。很多時候，他隻能依靠自己出色的口才和坦率的發言風格。
“不可否認，我們處在一個野蠻的世界，周圍有些非常邪惡的人。但我所做的工作要求我，有時候為了挽救生命，我也必須和這些人握手，和他們對話。”
與被視為“瘋子”的薩達姆成功對話，是安南最引以為豪的成就之一。
2002年，美伊戰争一觸即發。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飛行16個小時來到巴格達，坐上了薩達姆派來的汽車。出發前，他讓工作人員準備了兩份新聞通告，一份宣告成功，一份宣布失敗。但若無功而返，他和聯合國都将名聲掃地。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目的地在底格裡斯河畔的一處宮殿裡，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守衛，身着軍裝的士兵用長矛搭起一座“拱門”，讓安南從下面穿過。穿深藍色雙排扣西裝、打同色領帶的伊拉克獨裁者準備好了橙汁，在對面等候。
對話陷入僵局時，安南從衣袋裡拿出一盒雪茄，這是古巴前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送給他的哈瓦那雪茄。他拿出兩根，朝薩達姆遞過去，“你抽煙嗎？”
薩達姆看了好一會兒，“我隻同我信任的人一塊抽。”安南一笑，“我也是，你信任我嗎？”
安南後來在自述中回憶，薩達姆當時不知道是否該對他表示信任。他想了一會兒，伸手接了過去：“我從來不與聯合國的人一起抽煙，你是個例外。”
即使對于多年輾轉颠沛于戰亂區的安南，這也稱得上是一段驚心動魄的經曆。“那是我的噩夢。”他在回來後告訴英國《每日電訊報》，這場危險而艱難的博弈幾乎令他精疲力盡。
3個小時的秘密會談後，安南以勝利者的姿态走出宮殿，手裡拿着一份簽好的協議，還帶出了薩達姆一句令他終身難忘的評價：“我知道你是個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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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時候，安南并不出聲，隻是深思熟慮地傾聽，扮演沉着冷靜的調解人。“哦，天哪”幾乎是他口中最尖刻的言辭。他手下的工作人員說，即便面對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提出的過分要求，安南隻是下巴上的肌肉有一絲顫動。
秘書處執行助理伊麗莎白·林登邁耶是唯一一個見過安南徹底失去冷靜的聯合國員工。他“整個身體和眼睛都充滿了憤怒，像獅子一樣低吼”，将林登邁耶吓得僵坐在椅子上不敢動彈。還有一兩次，有人曾目睹他的眼睛因為惱怒而眯了起來。
“他為什麼不生氣，隻有上帝知道。”曾在聯合國秘書處任職的布萊恩·厄克特如是說。另一位與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透露，“我從未聽說過他與任何人關系密切。”
在大多數人眼中，這位“善良，溫暖，不知疲倦”的“世俗教皇”，跟“勇敢”二字毫不沾邊。在質疑者看來，他甚至有些“柔弱”，過于息事甯人，無法勝任聯合國秘書長的重擔。這種平靜柔軟的姿态，很容易讓人忽略他内心的強大和堅忍。
“我說話比較輕柔，所以很多人會忽視我其實是一個堅強、堅定的人。”他不相信，一個人靠拍桌子或大喊大叫就能表現出堅強。
1938年4月8日，安南出生在加納庫馬西一個富裕顯赫的家族，父親是省長，也是世襲的部落領袖。他在加納最古老、最負盛名的精英寄宿中學和世界一流的大學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法語、英語和好幾種非洲語言。
在他看來，寬容和耐心是非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傳統，人們面對問題的方式就是走到一棵樹下日複一日地閑聊，直到找到解決方案。
多年後，安南唯一能回憶起來的少年時期叛逆行為，是在寄宿學校為抗議食物質量而絕食。有一次理發店公開拒絕為“黑鬼”服務，他也隻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不是黑鬼，我是非洲人。”退休後去意大利度假，他被一群将他錯認成摩根·弗裡曼的粉絲團團圍住。為了不讓他們失望，安南簽了弗裡曼的名字後“落荒而逃”。
他“在部落社會中養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個極端動蕩的時代成長為政治上的中庸主義者，在一個選邊站的年代成長為妥協調停派”。
1962年，24歲的安南進入聯合國工作。冷戰時期，這個政府間組織在大國的夾縫中幾乎沒什麼存在感，低調、傲慢而神秘的國際官員則是令人羨慕的清閑職位——工作自由舒适，可以拿份體面的薪水和外交護照，位高權重者時常将其作為政治交易的籌碼。
然而，長期的短視和懈怠釀出了苦果。1994年4月，慘絕人寰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令世界震驚，聯合國的不作為備受譴責，而安南當時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與維和行動負責人。他當時向幾十個國家施壓，要求派遣軍隊，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這成了他數十年職業生涯中為數不多的污點之一。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地寫道，“SG（Secretary-General）代表的不是秘書長，而是替罪羊（ScapeGoat）。”
這段痛苦的記憶，深刻地改變了安南的世界觀。他不止一次地為自己辯解過，最終還是在大屠殺紀念館的無數個頭骨面前承認，“在那個邪惡的時刻，世界辜負了盧旺達”，“全世界都必須為這次失敗深深忏悔”。
當地時間2018年8月22日，美國紐約，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儀式，悼念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3
1996年12月，聯合國秘書長競選陷入僵局，安南在美國支持下被扶上“寶座”。但當選僅幾分鐘後，他就明确表态，發誓絕不會成為美國的傀儡。正式上任後第一個月，他親自訪問華盛頓向克林頓讨債，敦促美國盡早補交拖欠的13億美元會費，借此向世人證明自己不是美國手中的一顆棋子，任其随意擺布。
他治下的聯合國，緻力于通過外交幹預減輕人類痛苦，消除貧困，抵抗艾滋病，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孕産婦健康，減少全球不平等，“前所未有地關注改善每個人的生活條件”。
2001年，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給聯合國帶來“新生命”，為建設一個更有秩序、更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他在獲獎感言中說，“大國的責任是為世界人民服務，而不是主宰世界人民”。
安南擔任秘書長的10年，也是聯合國角色發生根本轉變、聲譽空前提升的10年。正如聯合國現任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所說，在某種程度上，“科菲·安南就是聯合國”。
2003年3月，美國不顧聯合國反對，發動伊拉克戰争，安南沒能阻止這場戰争，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我身體裡的每條纖維都認為這是錯的”。
戰火燃起的同時，那個曾在美伊兩國間極力斡旋的聲音突然消失了。醫生為他檢查身體沒有找到任何問題，宣布“這完全是心理問題導緻的疾病”。此後兩年裡，他在會議中隻能低聲說話，保镖随時準備着止咳藥水。
這次失聲，似乎預示了安南即将踏入漫長的人生低谷。同年3月，22名聯合國官員在巴格達遭遇人肉炸彈襲擊喪生。次年11月，安南的獨子科喬被曝從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中謀取私利。聯合國駐剛果維和部隊被控性侵未成年人，瑞士也開始調查是否有人為翻新聯合國日内瓦總部大樓而行賄。整個聯合國“醜聞纏身，支離破碎”，士氣大受影響，美國方面強烈要求安南辭職。
身為秘書長和父親的雙重痛苦，終于将安南堅冰般的平靜外殼撬開了一絲縫隙。
那段時間，他一直郁郁寡歡，無法掩飾自己的痛苦，“極度沮喪和憂郁”。一位著名外交官和安南的支持者告訴《紐約雜志》，他看起來滿心煩惱，心不在焉，變得越來越孤僻。員工則抱怨說，他總是花很長時間才能作出決定。有一次在倫敦會見托尼·布萊爾和康多莉紮·賴斯，人們注意到他以往挺直的肩膀垂了下來，雙手緊張得發抖。
他不再頻繁出入紐約上流社會的晚宴，“沒有心情社交”。他周末的時間大多在薩頓廣場的官邸度過，偶爾去教堂做禮拜，或是去中央公園散步。妻子娜内·拉格爾格倫提起，他甚至悄悄談起了退休計劃，打算去加納買農場或在歐洲買房子。
“我想過了，辭職是一條捷徑。我和娜内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旅旅遊，生活在我夢想的農場裡，”他坐在聯合國大廈38層辦公室漂亮的大落地窗前，臉上露出疲憊的微笑，“沒有人必不可少。”
但他最終沒有選擇這條輕松的道路。在安理會重要成員的支持下，安南開始努力挽救自己的名譽。他公布了雄心勃勃、醞釀已久的聯合國改革計劃，擴大安理會規模、以人權理事會取代名譽掃地的人權委員會，用更嚴厲的措辭正式定義恐怖主義，并周遊列國争取支持。頗具影響力的時任以色列大使丹·吉勒曼說，“他經受住了風暴的考驗，也許傷痕累累，但他的正直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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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南看來，告别權力很容易，但要堅持下去，直面問題并推動改革困難得多。他自稱生來就是個“頑固的樂觀主義者”，堅信即使最具毀滅性的風暴也會過去。
即使卸任後，年近古稀的安南也從未完全脫離過聯合國的軌道。他繼續忙碌地穿梭在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留下自己的聲音。
2008年，安南應加納總統之邀調解肯尼亞大選後的政治僵局，結束了至少導緻上千人死亡的暴力騷亂。2012年，他以聯合國-阿盟駐叙利亞特使的身份重返叙利亞，試圖為這個破碎的國家找出被戰火遮蔽的道路。2016年，他在昂山素季要求下成立了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調查緬甸羅興亞危機。
2007年，非營利組織科菲·安南基金會成立，旨在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和平和安全。他先後擔任曼德拉組建的世界退休領袖“長老會”主席、加納大學校長、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和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他曾七次到訪中國，與中國緣分頗深。在浙江大學發表演講時，這位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的老人激勵中國年輕人為推動全球化、減少貧困和抗擊艾滋病作出努力。
這個呐喊了半個多世紀的聲音已漸漸老去，但它“從未停止對更美好世界的追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說，哪怕再忙，安南總能抽出時間激勵下一代領導人。
“世界真是一團糟。”他抱怨道。每天早上醒來，他都在擔心下一場重大危機會在哪裡爆發，世界哪一個角落又會陷入水深火熱，而聯合國安理會隻會“相互指責和謾罵”。
去世前一個月，他還在津巴布韋參加論壇，呼籲民衆用手中的選票為國家投出一個更好的未來。
他仍然不知疲倦地發出聲音，呼籲世界需要更強大、更負責任的領導人，他們要有“冷靜的頭腦，清醒的判斷”，而不是“在電視或推特上威脅要發起戰争”。他仍然懷着積極的期望，試圖向“最好的結果”努力。
在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看來，安南既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也是強有力的領導人，“他的熱情不應該被誤認為軟弱”。他的離開，讓“聯合國和世界失去了一個巨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紮伊德·侯賽因則稱贊安南是“人類最好的榜樣，人類尊嚴和優雅的縮影”。每當他因為批評大國“在政治上被孤立和感到孤獨”時，都會在日内瓦與安南對坐長談。
“有一次我告訴他，每個人都在抱怨我。”侯賽因回憶，“他看着我，就像父親看着兒子一樣，嚴厲地說，‘你是對的，讓他們抱怨吧’。”
說完，安南笑了，像以往一樣平靜而溫和。
原文刊載于《中國青年報》2018年8月22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