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棉村的山頭，樊建川曾撿走一塊門牌。那是一個依山而建的村莊，地震時暴發泥石流，整個村莊被埋了。
生者撿了門牌匾，用粉筆在上面寫“安息吧親人”，點上香燭後離開了。還沒等蠟燭燒完，樊建川帶着工作人員趕到了。他一眼望見這個牌子，“馬上就撿走了。”震後幾天陰雨不斷，他怕雨水沖掉上面的粉筆字。現在，這塊牌子用相框裱起，挂在博物館内的牆上。
博物館裡還有許多看起來類似的物品：連接道路、疏散災民的木頭橋，武警喝壯行酒後砸破的酒碗碎片，用于空投物資的降落傘……
物品旁的解說文字通常不會超過60字，但如果對地震了解得更多——以汶川為例，道路沒有在第一時間疏通，阻礙了後續的救援——也許會從這些物品本身思考出更多蘊含的意義。
遇難者的小提琴、煤礦裡挖出的算盤，以及綿竹年畫村（全村被埋）的年畫牆碎塊，都被帶回了博物館。因為收集廢棄物品，館長樊建川曾一度被大衆戲谑為“撿破爛的”。在一次采訪中，他這樣解釋自己收集的标準，“什麼東西能夠證明這件事的存在和發展，就值得被收藏。”
館中最令人駐足的物品，可能要數一件新娘婚紗。地震時，一個攝影師帶着六個新人在鴛鴦池拍攝婚紗照，一對新人當場遇難。一個月後，樊建川帶領工作人員回到現場尋找新人的遺物。因為水源堵死，且有屍體在其中腐化，本來清澈的湖水已經成為一潭死水，人們不得不在湖面鋪撒許多層石灰消毒。
最終，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紗。這件婚紗連同新娘曾穿戴的花環和高跟鞋一起，被放進了展廳。展品的上方，寫有這對新人的愛情故事。
2000多件展品中，一封書信尤為重要。地震發生後，成都市民李培芳給時任市長葛紅林寫信，呼籲“抗震防災，以防為主”。她在信中寫下幾點：1.督促各基層設立抗震防震機構；2.對已建房屋及建築物，重要的設備設施進行普查，對未設防及未達标的建築進行加固；3.加強設防管理，把好設計關。
在信紙第一頁的頂端，留有市長親自批複的字迹。
2
“5·12”地震發生後，樊建川很快就決定成立震撼日記館。工作人員白天去災區收集文物，夜晚消毒，次日，前一天收集來的文物就被擺上展台。僅一個月，博物館就向公衆開放了。
這裡不同于國内任何一間博物館的明亮、精緻。日記館的白色水泥牆看起來塗抹不勻，像是一座毛坯樓。地闆是鋼筋材質的。每隔10米左右牆上就有破洞，洞裡是不同震區現場的還原：破碎的瓦礫、廢墟、裸磚，和暴露在外的鋼筋。參觀時，一股夾雜着粉塵、鐵鏽的氣味，偶爾鑽進鼻腔，隐隐約約，是廢墟的味道。
鳥巢的中方設計者李興鋼也參與了館内的設計。展品按照自身所代表的時間順序，密集地陳設了兩層樓。每一道門檻上貼着一張日曆，從5月12日到6月12日，一間間房的天花闆上印着黑色的統計數據：遇難者、傷者和捐贈金額。
設計者們力求還原震後初期的觀感，參觀者們行走數千米參觀路線的同時，走的也是震後30天一個城市的重建，以及6萬多人最後的生命曆程。
日記館的門前豎着一塊牌子：館内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請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陪同下觀看。正如它的名字一樣——“震撼日記”，細細地全程走一遍，确實有不少震撼。
一幅幅影像記錄着一張張真實的臉：三位困在大山裡三天的災民，艱難跋涉30多公裡終于走出大山，情不自禁地相擁痛哭；穿着粗布、土鞋，将年邁母親放進竹筐裡背離災區的中年男人正在擦汗；一位母親哭着呼救，請人盡快救出還埋在廢墟内的兒子……
因為工作關系，我去過國内一些知名的紀念館和紀念碑。2016年，唐山大地震40周年時，我與同事蹲守在地震遺址紀念公園。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長達數百米的黑色花崗岩石闆牆上，正反兩面刻滿了24萬個逝者的名字。有兩面牆是空白的，留給那些沒有被找到、統計到的名字。人名被燙了鎏金。除此之外，無論在這座公園還是唐山的地震紀念館裡，并沒有關于一個逝去生命的具體故事。
而在汶川、北川的地震博物館與各式紀念廣場（公園），建築恢宏壯闊，但數字之外，依然沒能見到關于普通生命的故事。
震撼日記館作為一個私人博物館，提供了新的叙事邏輯。日記館以日期為線索，将震後一月内的每一天還原，展品絕大多數來源于遇難者和幸存者，其中更不乏普通人的故事。館中随處豎立着牌子：别說話，讓文物說話。
在地震現場搜尋文物并沒有想象中容易。
2008年5月31日下午，原成都軍區某陸航團一架米-171直升機在執行運送受傷群衆任務中，在汶川映秀鎮附近失事。包括機長邱光華在内的5名機組成員和13名群衆全部遇難。
為了搜尋失事的米-171直升機殘骸，館方花費了10天時間。整個搜救區域高山密林，人迹罕至，很多地方幾乎是絕壁，餘震不斷，塌方、泥石流随時發生，搜救與搜尋工作隻能一米一米地推進。最終，殘骸在計劃飛行的反方向被找到。樊建川把機身殘骸、機長的飛行日志和部分遇難者遺物帶回了博物館。
在那個邊緣有燒黑痕迹、比火柴盒稍大一些的綠色長方形小盒子裡，記載着機長邱光華當天已經執行了7次飛行。“很可能是疲勞駕駛，飛了反方向而觸崖。塔台最後留存的信息是指揮其向右飛行，但最終我們在左側的山谷中找到了殘骸。”博物館文宣負責人黃毅告訴我。
一周前，我在位于映秀的“5·12”集體公墓中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失事機組，他們在公墓中擁有一座專門的紀念碑。公墓在一座小山體上，頂端的花壇很美，白色蝴蝶在其間飛舞。
我從當地女孩那裡買了一朵花，把它獻給了這個失事的機組。我清楚地記得，在紀念碑旁邊的金屬牌上寫着：突遇低雲大霧和強氣流，不幸失事。
一周前，我在位于映秀的“5·12”集體公墓中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失事機組，他們在公墓中擁有一座專門的紀念碑。公墓在一座小山體上，頂端的花壇很美，白色蝴蝶在其間飛舞。
我從當地女孩那裡買了一朵花，把它獻給了這個失事的機組。我清楚地記得，在紀念碑旁邊的金屬牌上寫着：突遇低雲大霧和強氣流，不幸失事。
3
很多年過去，我仍然記得地震發生後一篇流傳很廣的報道《災後北川殘酷一面》中寫到的北川現場：孩子們的屍體是“青色和白色的，隻有漂亮的頭顱和柔軟的身體仍舊是優雅的”。
我一直不知道，那些從廢墟裡伸出來的小手，其實是青灰色的。
在日記館的二層，有一條向下的樓梯，通往一個獨立的地下空間：學生與校園專題。沒走幾步就能看見一張放大的照片：從廢墟中伸出的一隻還緊握着鉛筆的小手。
這裡有一整面書包牆。從廢墟裡挖出的書包沾滿粉塵，顔色是灰蒙蒙的鮮豔：紅的藍的黃的粉的。這裡羅列了受災最重的學校：北川中學、映秀小學、聚源中學、漢旺外國語學校……
出于新聞倫理和一些其他原因，當年主流媒體登出的照片并沒能展現出現場殘酷的一面。在這座博物館陳設的攝影圖片裡，許多沒有出處與作者，但更驚心動魄。
一個父親守在兒子的遺體旁邊，用衣服蓋住了他的上半身——但從輪廓可以看出，脖子以上的部分空了；那些哭倒在孩子身邊的父母，身旁是正在燃燒的祭品與香燭；在聚源中學，屍體轉運前，父母在孩子的襪子上寫下了名字與電話。
我參觀的那幾天，幾個年輕的女性都在這裡落淚了。有男人用很輕的口哨聲吹起了《天空之城》。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樊建川在聚源中學收集文物時曾被攔住，要求放下所有手上的物品，“好遺憾，本來可以找到很多（文物）。”根據官方數字，聚源中學最終有278名師生遇難。
遇難者中，第一個被找到的學生叫胡慧珊。設計師劉家琨為她設計了一座“胡慧珊紀念館”，内部被刷成她最愛的粉色，曾收藏了她的乳牙、臍帶等物品。這是汶川地震中唯一一個紀念個人的紀念館，設計師的初衷是“紀念、尊重所有的普通生命”。
不過，這座外形像救災帳篷的小建築隐藏在日記館左側不足百米的草坪中，被茂密的竹林遮蔽，沒有任何指示牌。因為一些原因，胡慧珊紀念館不再對公衆開放。
十幾天前，我在映秀參觀了漩口中學遺址。地震時，整座學校下陷。政府保留了壯觀的倒塌建築，一面嶄新的國旗挂在旗杆上，是整片遺址的最高點。最醒目的是入口處是碩大的汶川特大地震紀念表盤，以及那座由文字和浮雕組成的特大地震記事牆，是震後專門修建的，看起來價值不菲。紀念牆上的百字内容，介紹了地震的震源、震中、發生時間，以及傷亡人數和财産損失情況。
相比之下，日記館中的學校專題館更像一個細胞顯微鏡。這裡沒有任何宏闊的建築和物品，隻有一面高約5米的黑白照片牆。照片裡，幾十個家長将遇難學生的遺照捧在胸前，整齊地跪在一起。為了做出高達五米的效果，館方将同一張照片進行了複制拼接，最終達成了震撼的視覺效果。
4
黃毅告訴我，日記館建成的那一年，幾乎人人走進去必會“哭着出來”。
後來，看的人少了。每年5月，人流開始多起來，通常都會在5月12日那天到達頂峰。這一天接待的人群通常以單位黨建和學校春遊為主。
一名講解員曾略帶失落地告訴我，孩子們參觀時“很鬧”，即使是大人，絕大多數“更像是湊個熱鬧”，沒有耐心深究展品背後的故事。
隻有少數特意趕來的，會顯現出不同尋常的安靜與投入。我湊巧碰上一對，在範美忠的展區。
範美忠那副眼鏡靜靜地躺在玻璃罩子裡，10年來接受了不少參觀者的嘲笑。我站在邊上時，身邊就有不少人看到它後大喊——“這就是那個範跑跑”，“簡直是無恥”。
10年前，得悉震撼日記館開放後，範美忠主動聯系了館長樊建川，“想來看看”。因為地震中先于學生逃生，之後他又在網絡發表了言論：“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隻有為了女兒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教師範美忠從此被網友譏諷為“範跑跑”。
“我們希望你能捐獻你的眼鏡，讓我們展出。”聽到樊建川的提議時，範美忠沒有任何猶豫，當即摘下了眼鏡。當天，他在博物館所在的安仁古鎮老街上，配了一副新眼鏡，并将發票拿給樊建川報銷。于是，發票也成為了展品之一。一口氣捐出的，還有地震時，他正在講課用的《紅樓夢》，書的封面上寫有：“正在講課。範美忠5.12”。
這些物品上方的牆壁上，是樊建川的特别批注：“之所以展示範美忠老師，是因為我們尊重範老師的言論自由……針對範美忠老師的言行，社會公衆評價褒貶不一，而這也正是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表現。”
一對中年夫婦，叔叔手裡拿單反，阿姨戴着副金絲邊眼鏡，看起來很有修養。仔細閱讀了牆上的館長與範美忠留言，女士沉默了一會兒後說，“他們一個代表的是個人利益，一個代表的是集體利益。”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博物館的人氣始終不如館外的“豬堅強”展區。今年11歲的豬堅強大部分時間都淡定地卧在幹淨的稻草上，任由遊客在玻璃牆外呼喊，它也隻是微微地睜個眼。
地震後，樊建川感動于豬堅強在廢墟下被埋36天依舊生還的奇迹，将它帶回博物館，并用它作為日記館路線的結尾——是一種“大難不死”的寓意，也是積極、頑強的象征，為一路參觀的沉重稍作一些緩釋。
豬堅強火了，建川博物館也跟着沾光了。但樊建川對此并不高興，他認為人們将過多的注意力聚集在了豬身上，“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被看到和記住。”
為了讓人們記住，博物館在出口右側的圓拱門後，設立了三面紀念牆。它們合成了一塊約30平米的長方形空間，看起來像是墓園裡的壁葬區，不同的是，這裡沒有骨灰，隻有用3D打印的遇難者像，金屬牌上标有遇難者的名字、出生日期與遇難地。牆上還有許多空白的地方，留給那些未能找到照片的逝者。
一條白色的通道從圓形拱門伸向紀念牆，上面刻着大寫的遇難者數字：陸萬玖仟貳佰貳拾柒。通道的盡頭是三棵不及人高的雪松，像是三支未點燃的香。
一座鋼鐵蒲公英陳放在圓拱門外，正對着紀念牆——這是美國藝術家史蒂夫·麥格魯捐獻的作品——一顆被風吹盡的蒲公英，根莖連着一顆光秃秃的花芯，隐喻逝去的生命，也寓意生生不息的希望。
一旁白牆上印着的紅字，是摘自毛澤東語錄的話：“四川很有希望。”
來源：人物（微信公衆号：renwumag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