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題材的紀錄片源流甚久，最遠可追溯至20世紀初葉法國駐昆明總領事方蘇雅（AugustFranso）拍攝的電影素材，其中便有雲南若幹民族的影像資料；1926年，英國登山攝影家約翰·諾爾（JohnNoel）拍攝的紀錄片《珠峰史詩》第一次用電影畫面展現了藏族民俗與信仰；1929—1931年，英國女人類學家艾瑟爾·林格倫（EthelJLindgren）在呼倫貝爾草原考察期間拍攝了十多條有關蒙古族、鄂溫克族生活場景的電影片段；中國紀錄片導演孫明經于1939年拍攝《西康》系列片中，有展現藏族康巴人生活與寺院活動的篇章；著名導演鄭君裡于同一時期創作的紀錄片《民族萬歲》，講述蒙古、藏、回、苗、彜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動人事迹和不同民族的風俗人情，一時觀者如潮，盛況空前。
1949年至1980年代初期，在中國公映的紀錄片大緻可分為新聞電影與科教電影兩類，主要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與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承擔拍攝任務，在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創作領域，前者主要宣傳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與形勢，如《光明照耀着西藏》《中國民族大團結》《歡樂的新疆》《百萬農奴站起來》等，具有鮮明的時政色彩；後者重要的貢獻是配合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拍攝了《獨龍族》《西雙版納傣族農奴社會》《永甯納西族的阿注婚姻》等多部列入“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科學紀錄電影”中的紀錄影片，用影像存續了中國多個民族的曆史文化傳統。在此30年間，紀錄片工作者大都是以貫徹國家意志的方式從事創作，無論形式上抑或是内容上，更多的是用圖解政策的方式，呈現教科書式的各民族翻身解放、團結進步的圖景。
風情畫與民族志：1980年代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
改革開放，既帶來了春風浩蕩的思想解放大潮，也為中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複興拉開了序幕。在電影、電視創作領域，一批具有全國乃至國際影響力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陸續誕生，原本一成不變的影片樣式與創作方法，也開始有了變革求新的趨勢。盡管大多數紀錄片依然沿用“畫面+解說詞”的“格裡爾遜模式”，但多姿多彩的民族情境逐漸取代了正統刻闆的話語，如中央新影廠1981年出品的《摩梭風情》，即是以泸沽湖畔高明村爾其瑪一家為拍攝對象，講述了摩梭人傳統的“阿注婚姻”與當代婚俗。此後，新影團隊又陸續拍攝了《傈僳歡歌》《塞外牧歌》《綠色的墨脫》《彜族的婚禮》等民族風情畫一般的紀實作品，賞心悅目之餘，也傳達了新時期黨的民族政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之後，由中國民族學界自主創作，産生了一批民族志紀錄片作品。這些影片關注現實生活，捕捉文化細節，特别是将民族學知識融入影片叙事，雖未廣泛傳播，但至今仍有較高的學術與文化價值。最早開此學術影像風氣之先的，是開創“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科學紀錄電影”時代的代表人物楊光海先生。他從北京科學電影制片廠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之後，很快啟動了自主拍片的進程。1978年楊光海率領攝制組前往貴州省黔東南州，拍攝了《方排寨苗族》《施洞苗族的龍舟節》《丹溪苗族的蘆笙節》《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藝美術》《苗族的舞蹈》6部“貴州苗族系列影志”。這批影片一方面承襲了“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曆史科學紀錄電影”的創作範式，另一方面，影片凸顯學術性與文獻性，放棄了前者一以貫之的社會進化論意識形态宣教，更具民族志價值。此後，盡管面臨非常困難的處境，楊光海等民族志電影作者依然拍攝了《今日赫哲族的漁獵生活》《黎族民俗考察》等影片，延續少數民族學術紀錄片的香火。
1985年，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郝躍駿、鄧啟耀等學者，前往紅河縣哈尼族支系奕車人所在的村寨，拍攝了一部民族志紀錄片《生的狂歡》。這部影片以奕車人的幾個節日為線索，描述了其節日期間的民俗活動和文化現象，如生殖崇拜舞蹈、原始狂歡活動、節日之夜的集體社交和傳統的婚俗習慣，以及具有原始血祭特征、祈求豐收的“哈魯哲”活動等。影片運用紀實拍攝的方法，捕捉民族文化的原初樣貌，是一部裡程碑式的民族志電影。稍後一年，由中央民族學院出品，傅靖生導演和攝影的紀錄片《白褲瑤》也在廣西南丹縣展開拍攝工作。該片呈現了瑤族的支系——白褲瑤的服飾、生計、趕圩、婚戀，特别是以敲奏銅鼓、砍牛送葬著稱的喪葬儀式。與《生的狂歡》相近，《白褲瑤》的拍攝也以現場抓拍為主，摒棄了早期民族志電影按照既定腳本創作的擺拍模式，記錄了這一族群的真實情境。1987年，《白褲瑤》在荷蘭紀錄片大師尤裡·伊文思的推薦下，參加了第九屆法國真實電影節，并榮獲最佳短片獎。這也是最早在國際高水平電影節獲獎的中國紀錄片之一。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在故事片領域，“第五代”電影導演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相形之下，尚未掙脫“格裡爾遜模式”的紀錄片者創作仍在摸索着前進的方向，而《苗族》《生的狂歡》《白褲瑤》等記錄和表達中國民族傳統文化與生存境遇的民族志影片，成為這一時期少數民族紀錄片的扛鼎之作。
真實影像與邊疆叙事：1990年代的少數民族紀錄片
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國紀錄片進入了一個全面變革和發展的時代，無論是以各級電視台為創作主體的體制内力量，還是新近嶄露頭角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抑或是具有民族學、人類學背景的民族志電影作者，都在這一時期奉獻出他們各美其美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作品。
可以說，這是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第一個全盛時代，很多在當代紀錄片業界聲名卓著的導演都是在那一時期開始進入成熟期，他們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更是通過攝制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達到了職業生涯的巅峰水準。1991年，四川電視台導演王海兵在西藏那曲地區拍攝紀錄片《藏北人家》，通過講述納木錯岸邊藏族牧民措達一家從早到晚的生産、生活場景，展現高原牧人與自然既抗争求生又和諧共處的傳統遊牧方式，成為電視紀錄片追求紀實質感、記錄現實生活的轉型代表作。1994年，中央電視台導演陳曉卿赴廣西龍勝縣拍攝紀錄片《龍脊》，表現瑤族支系——紅瑤的生活圖景，以及瑤族青少年艱苦求學，試圖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龍脊》較為自覺地運用長鏡頭建構完整的時空關系，更通過大量同期聲展現當地人的立場和觀點。1992年和1997年，同為央視紀錄片導演的孫曾田兩赴大興安嶺，先後拍攝了講述鄂倫春族薩滿孟金福晚年生活的紀錄片《最後的山神》以及表現使鹿鄂溫克人生活方式變遷的紀錄片《神鹿呀，我們的神鹿》：“讓人看到一種獨特的生活與文化，同時啟發人們對現代化進程的思考。若幹年後，這兩部紀錄片的思想會過時，但它們記錄的色彩獨特的生活與文化習俗肯定會具有民族學、人類學的價值。”
在1990年代，民族文化資源豐厚的雲南省成為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創作重鎮。雲南電視台導演範志平與時任雲南社科院影視人類學研究員的郝躍駿合作，先後完成展現哈尼族奕車人傳統婚戀習俗的紀錄片《甫吉和他的情人們》、講述西盟佤族拉木鼓傳統信仰與儀式的紀錄片《拉木鼓的故事》、追蹤摩梭人生活變遷曆程的紀錄片《甲次卓瑪和她的母系大家庭》等，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郝躍駿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進入電視台創作系統，拍攝了反映雲南漢族穴居生活的影片《山洞裡的村莊》，以及講述國營馬幫最後一次為獨龍族村落輸送生活物資的紀錄片《最後的馬幫》等。兼具人類學背景與影視創作能力的郝躍駿，逐漸成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民族志電影作者之一。此外，曾長期在雲南省電視台工作的譚樂水（代表作《巴卡老寨》）、周嶽軍（代表作《湖邊》）等，都具有較為強烈的民族文化保護、反思與批判精神。從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細緻呈現與深層發掘的角度而言，雲南紀錄片導演的學術素養與人文關懷無疑是居于全國前列的。
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第一代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出現在曆史舞台上。他們不滿足于電視台等體制内制作機構在影片樣式、創作方法和思想導向等方面長期沿襲的固有體系，希望通過新的攝制方式——如不介入、不擺拍等，以同期聲傳遞聲音信息的“直接電影”方法，賦予紀錄片更真實的文化價值。這些體制外的紀錄片作者大多有在民族地區生活和創作的經曆，如藝術家溫普林曾漫遊藏區，于1992年之後制作了《青樸——苦修者的聖地》《巴伽活佛》等涉藏紀錄片。段錦川導演曾于上世紀80年代在西藏電視台工作，他在回到内地之後，陸續拍攝了表現拉薩八廓街居委會日常工作圖景的紀錄片《八廓南街16号》——該片曾獲得1997年法國“真實電影節”大獎。講述西藏鹽井地區的村民用鹽巴交換糧食、物資的影片《加達村的男人和女人》，以及表現日喀則草原藏族牧人傳統與現代交織并行的紀錄片《天邊》等，都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純粹的“直接電影”氣質，摒棄獵奇與刻意的民族風情展示，讓影片中的人物自主表達他們的思想，自我建構生活的内在邏輯。女導演季丹于1995年孤身前往西藏，在一個名為拉孜的村莊生活了一年有餘，最終不但學會了藏語，也完成了兩部内容豐厚的紀錄片：以普通農民貢布一家日常生活為主題的《貢布的幸福生活》和講述藏族老人晚年生活的《老人們》。由于季丹将自己的拍攝、生活與當地村民融為一體，這兩部作品更具有時間的密度與生命的溫度。
如果将海外紀錄片導演的作品納入本文視野，英國獨立制片人菲爾·阿格蘭德（PhilAgland）于1990-1994年拍攝的大型紀錄片《雲之南》（China:BeyondtheClouds）值得記述。這部影片全長7小時，講述了尚在深山人不識的麗江以及世代生息于此的納西族。阿格蘭德用細緻的鏡頭語言，耐心地講述一個又一個故事，将生活在這座古城及周邊村落的芸芸衆生相呈現給全世界的觀衆。《雲之南》在海外影響巨大，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紀錄片作者的創作标杆。
多元共生與自主表達：2000年後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
進入“千禧年”，中國電影産業化進程逐漸迎來紅利期，市場成為主導電影創作的核心動力，原本隻在小熒幕流通的紀錄片逐漸有了登上大銀幕的機會，這其中包括少數民族題材的紀錄電影。
由著名導演田壯壯拍攝的《德拉姆》（2004），是較早進入影院的此類紀錄電影之一。該片以馬幫在滇藏之間茶馬古道的行進為線索，展現了沿途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信仰者的生命曆程。影片厚重有力，透過多樣的民族身份，看到的卻是共通的人性與不容俯視的文化尊嚴。2006年，由北京青年電影制片廠出品，女導演楊蕊執導的紀錄片《畢摩紀》是其在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作品。這部表現四川大涼山彜族傳統信仰的影片，揭示了“畢摩”作為彜族人與神的溝通中介在當代所遭遇的種種困境，雖未大規模公映，卻在多個國際電影節獲得好評。2015年，另一部在院線上映并引發反響的民族題材類紀錄片，是由蕭寒、梁君健聯合導演的《喜馬拉雅天梯》。這部影片講述了拉薩某登山學校培養的高山向導協助登山團隊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故事，除了壯美的雪山風光和艱苦的登頂過程之外，年輕的藏族向導們也展現出對傳統信仰的虔誠與對當代科技文化的包容和接納。2017年首映的《最後的沙漠守望者》将觀衆帶到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深處的達裡雅布依村，講述世居此地的克裡雅人的生活圖景——他們深愛自己的家鄉，卻在生态日趨惡化的時代背景下，不得不思考未來的生存路徑。盡管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在中國院線電影當中隻占有極少的份額，但它們的文化存續價值卻超過大多數的娛樂電影。
近10餘年來，隸屬于電視台體系的紀錄片導演們日益被裹挾入流水線式的制片體制當中，上世紀90年代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傑作疊出、個性鮮明的創作盛況日漸淡薄，多以分集形式制作和播映的系列片也較難留下深刻的文化印痕。值得一提的作品，有雲南昆明電視台導演歐陽斌于2008年拍攝的影片《六搬村》。該片以1959年楊光海等人拍攝的《苦聰人》為曆史藍本，重訪雲南省金平縣的苦聰人居住區，發現并跟蹤拍攝兩位曾在影片中出現的苦聰人，見證他們在半個世紀曆史變遷中的身世沉浮與生活願景。青海省果洛州電視台的藏族導演鬥拉加，在2013—2016年期間拍攝了紀錄片《冬蟲夏草》，以還俗僧人宗智前往果洛州瑪沁縣采挖蟲草為線索，使用自下而上的日常視角，揭示了蟲草經濟對當地社會各個群體的影響。該片曾獲得第二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金獎，體現出少數民族題材優秀紀錄片的學術品格。
相比之下，獨立紀錄片導演與民族學人類學者創作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卻漸入佳境。在獨立影像創作領域，從2004年開始從事紀錄片創作的顧桃導演在此後的10年間，陸續拍攝了《敖魯古雅·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犴達罕》3部紀錄片，講述了生活在大興安嶺的鄂溫克人因遊牧馴鹿與山林狩獵等傳統生計喪失造成的失調與困惑。此外，馮雷創作的哈薩克紀錄片《雪落伊犁》、高屯子拍攝的《夕格羌人的第五次遷徙》、李偉表現蒙古族牧人生活的影片《克什克騰蒼穹下》等紀錄片作品，都有值得觀摩與思考的文化價值。
新世紀以來，影視人類學逐漸得到學術界與影視界的重視，由影視人類學者攝制的民族志紀錄片成為中國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倡導者、著名人類學家莊孔韶教授在2002年拍攝紀錄片《虎日》，記錄了雲南省甯蒗縣彜族家支的禁毒儀式，并通過在多個彜族社區放映該影片，探索以文化的力量戰勝人類生物成瘾性的可能性，體現了民族志影片的應用價值。新疆師範大學劉湘晨教授近20年來，紮根廣闊的新疆大地，相繼拍攝了講述塔吉克族曆史與現實的《太陽部族》、表現克裡雅人生活狀态的《大河沿》以及展示新疆各民族傳統節日的《獻牲》《祖魯》等，是當之無愧的民族影像大師級創作者。從2006年至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吳喬博士同樣以長期的參與觀察為基礎，在雲南省新平縣的花腰傣村寨完成了被稱為“花腰傣”三部曲的《月亮姑娘》《難産的社頭》《滅靈》，為這個風俗和信仰十分獨特的傣族支系存續了較為完整的族群信仰影像志。此外，自1950年代以來始終堅持民族志紀錄片創作的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學者群，自2000年至今，陸續拍攝了《隆務河畔的鼓聲》《仲巴昂仁》《祖先留下的規矩》《神聖的治療者》等一批學術價值顯著的民族志電影，覆蓋了多個民族的習俗、信仰與儀式。
除了上述由專業紀錄片作者或人類學者主導的創作模式之外，新千年後最具突破性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創作形态，是由各民族成員自主創作的社區影像作品。2000年，雲南省社科院郭淨研究員主持的“社區影像教育”計劃，第一次将攝影機交到藏族村民手中，由這些村民、工匠拍攝他們的生活與技藝，完成了《黑陶》《冰川》《茨中聖誕夜》等多部作品。2007年，一項名為“鄉村之眼”的村民影像培訓與拍攝計劃正式啟動，在雲南、青海、四川、廣西等地，數以百計的各民族男女老少經過簡單的訓練之後，就自身關切的問題，展開了影像記錄與表達。其中，雲南摩梭人爾青的影片《離開故土的祖母房》追蹤拍攝了一位摩梭青年将古老的祖母房賣給國外藝術家的過程，反思本民族的文化根源；青海藏族牧民蘭則拍攝的影片《牛糞》展現了牦牛糞在高原牧人的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警示“沒有牛糞的日子将是我們自我遺失的日子，是給我們生活帶來災難的日子，也是我們與大自然為敵的日子。到那時，我們的慈悲心與因果觀，善良的品性都将離我們遠去。”廣西南丹縣的白褲瑤村民影像小組甚至承擔了中國史詩百部工程“白褲瑤引路歌”的拍攝任務，成為國家級影音文獻的自主創制者。這些由少數民族成員主導創作的影片，遠不止藝術作品，而是被賦予了鄉村建設、社區發展以及民族文化傳承、影像賦權等多種社會職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題材紀錄電影”。
（作者為北京電影學院中國民族文化影像傳承研究中心研究員責編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