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大學影視人類學家陳學禮說：“看紀錄片睡着，是一種很獨特的體驗”。但《卡瓦格博》很難讓人打瞌睡，相反，放映現場的觀衆不時會爆發出笑聲。影片雖然沒有呈現一個完整的故事，卻讓人感到趣妙橫生，因為它是如此的生活化。
《卡瓦格博》由學者郭淨和當地村民此裡卓瑪合作拍攝，全片分為《嘛呢》《狼來了》《風》《歌手》《野花谷》五個部分。影片用“碎片”的方式，展現了近20年前卡瓦格博峰下藏民的宗教、生态、醫療、娛樂等情景：在麥田土牆根旁走路、在校園裡唱民歌、在村頭玩遊戲的孩子；用木棍救青蛙、用糌粑喂螞蟻的轉經老人……影片将鏡頭對準藏民的生活細節，形成了叙事的推力。
影片開頭，朝聖的藏民站在一輛卡車的後箱上，黑白鏡頭晃動着，質感粗砺。風很大，他們對着鏡頭笑。突然，其中一個人拿出一部相機，要求拍攝者郭淨給他照相。于是，郭淨和他交換各自的設備。藏民擡起相機，對着拍他的人拍下了一張照片。相機發出刺眼的閃光燈光芒——就像是一個隐喻，在創作者拍下藏民的同時，藏民也反過來拍他，他們之間自然地完成了互為觀察者和拍攝者的角色轉換。
第一部分《嘛呢》中，在寺廟外休息的老人哈哈大笑，對着拍攝者的鏡頭打招呼，調皮得像孩童。郭淨則将攝相機夾在胳肢窩裡和她們說話，然後拍下雙方對話的場景。
在《野花谷》部分，轉山的老人好奇地走到相機後面，看着鏡頭裡的山林呐呐自語：“奶奶不見了”。被拍攝對象在被拍攝時，也在影像裡觀察、确認着自我的存在。影片保留此類片段的意義是：創作者在呈現影像的同時，引發拍攝倫理的思索。“這是紀錄片的‘互動式實踐’。”郭淨說。
郭淨調研卡瓦格博後寫的專著《雪山之書》，在學界頗具影響力。媒體評價郭淨：“他以優美、流暢的文筆，為卡瓦格博峰寫了一部《憂郁的熱帶》（結構人類學宗師列維-斯特勞斯的思想自傳，人類學經典著作）。”紀錄片《卡瓦格博》則證明了郭淨在影像方面獨特的探索路徑，以及駕馭影像的能力與實驗精神。
郭淨是中國“獨立DV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1995年，他參加了在昆明成立的“複眼紀錄片”小組，受到吳文光、蔣樾、段錦川等獨立紀錄片導演的影響。1996年，DV剛剛進入中國時，他找朋友借錢買了一部索尼VX1000開始實踐。1998年到2003年期間，為完成博士論文，郭淨來到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的榮中、西當、明永等村調研，用DV記錄下了當地藏民的生活。十幾年後，他将自己深厚的人類學學養和實驗性精神通過《卡瓦格博》表達了出來。
《卡瓦格博》系列包括10餘部短片，曆時14年仍未剪完。如果你喜歡小津安二郎和賈樟柯的電影，你一定會被《卡瓦格博》打動。
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鏡頭：
在村委會，村醫用鉗子為村長拔牙。拔牙過程中，村長的緊張、痛苦、尴尬的表情，鉗子拔牙的荒誕，都被捕捉得真實自然、絲絲入扣。牙還沒好利索，村長馬上就拉起弦子唱起了歌。20年前雲南鄉村原始的醫療條件、人們樂觀的生活态度盡顯其中。
又如，本是六一兒童節的晚會，卻成了村民在簡易舞台上獻歌的大好機會。三個橘黃色的燈泡發出昏暗的光，村民高亢地唱起“呀—啦—嗦—”。簡陋的音響一直發出絲絲拉拉的雜音，力不從心地承受着歌者的高音和奔放的情懷，使晚會具有一種黑色的幽默……
這樣有趣的生活片段在《卡瓦格博》中還有很多。“紀錄片不一定要講故事。生活細節本身，就是豐富而有意味的。”郭淨說。“在拍攝時，别人展示給你的，其實都是生活的碎片。”
在《狼來了》部分，村民說：“狼是日本登山隊帶來的。”因為卡瓦格博是藏民的神山，至今仍未被登頂。藏民認為，日本人登卡瓦格博峰，是對神山的不敬。狼來了，是神山對衆生的“報複”。
郭淨的《雪山之書》，用了53萬字來深入探讨了當地藏民如何與神山和大自然相處，揭示了“狼來了”背後的深刻意義，描述了卡瓦格博的生态現狀和神山文化的變遷。《卡瓦格博》則将這一文化變遷作了一種“天女散花”式的呈現。
當地村民的參與，使《卡瓦格博》與其他紀錄片相比，有了一個新的觀察維度。2003年，在拍攝過程中，郭淨巧遇轉山的德欽藏族女孩此裡卓瑪，便将攝相機交給她拍攝。雲南藝術學院畢業的此裡卓瑪在學校隻是上過一些電影欣賞的課程，從沒摸過攝像機，對紀錄片更是一點兒也不熟悉。當時她在家鄉當一名導遊，這是她第一次拿起攝像機。剛開始拍攝，她就拍到了村民們拯救掉到深坑裡的青蛙的畫面。這段不加雕琢的記錄，是《野花谷》部分中最精彩的片段，清晰地展現了藏民衆生平等的文化信條。
“此裡卓瑪拍攝的感覺非常好，救出來的青蛙還吓了她自己一跳，往後跌倒時鏡頭的晃動體現了鏡頭真實的質感。”郭淨說。
這一次拍攝，完全改變了此裡卓瑪的命運。她從一位導遊成為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成員，積極參與村民影像行動，後來又創辦了格桑花手工藝品合作社。
“我們都叫卡瓦格博爺爺，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轉山，但從來沒有想過，掩藏在雲霧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敬仰保護卡瓦格博爺爺，也需要他來保護我們。我們之間是一種相依為命的關系。”此裡卓瑪說。拿起攝像機，讓她開始自覺地反觀與審視本民族的文化。
影片中，轉山的藏族老人在樹根上看見螞蟻，就用糌粑去喂它們，像呼喚自己的親人一樣輕輕叫道：“螞蟻爺爺來喝茶，螞蟻爺爺來喝茶。”一位在北京學習的青海藏族觀衆看到這個鏡頭時，不禁淚流滿面，激動地說：“這就是藏族人，這部片子拍出了我遙遠家鄉人們的樣子，讓我想起了我的家人。”
“這是村民影像的一種實踐，此裡卓瑪以局内人的角度觀察田野，為影片帶來了不一樣的角度。”郭淨說。《卡瓦格博》至今還在繼續“實驗”，14年裡，郭淨一直沒有停止過剪輯。
《湖岸》：被打包的“民族風情”
《湖岸》記錄了川滇交界處泸沽湖畔的摩梭村落小洛水的社會變遷，鏡頭聚焦于摩梭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精神的迷惘和糾結，是一部有溫度但又充滿焦灼感的紀錄片。
旅遊業作為泸沽湖畔摩梭人的經濟支柱産業，在逐漸瓦解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重塑了一種旅遊與民族文化嫁接的“新型文化”——“民族風情遊”。而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總是有許多為難。在表述這種“為難”的狀态時，攝影師王佳音使用了一種緩慢、潤物細無聲的節奏，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記錄來折射摩梭人面對現代化文明時的擁抱、猶豫和尴尬，影片充滿了淡淡的憂傷。
影片裡有不少經典的、意味深長的片段：
泸沽湖遊客多，民族餐極其火爆，摩梭人為遊客做飯、唱歌、跳舞助興；喝得酒酣耳熱、穿着攝影馬甲的遊客，走出木屋，拿起攝影機，對摩梭人說：“來，穿上你最原始的民族服裝，我來拍一張。”
夜晚，五光十色的舞台，主持人用喜慶、亢奮的聲音向遊客們介紹摩梭風情：“請大家看看我們摩梭人的老祖母——”手指處，各色燈光亮起，身着民族服裝的老人表情複雜地坐在一起，被遊客們好奇地觀看拍照。
篝火晚會上，盛裝的年輕摩梭男女圍成一圈，和遊客圍着火塘跳舞；火光照着摩梭女孩年輕的神情恍惚的臉；火塘旁，鏡頭對着天空開始旋轉，泸沽湖畔被彩旗分割的天空顯出暧昧不清的顔色——這組鏡頭帶着些許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
《湖岸》在緩緩的鏡頭中呈現着摩梭人生活的巨大變化：傳統日漸消失，旅館、舞台在湖畔代替了古老的祖母屋。旅遊給摩梭人帶來金錢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多困惑。
與别的紀錄片相比，《湖岸》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它準确地捕捉到了摩梭人在社會轉型期的那種複雜情緒。王佳音說，這樣的創作思想和他的經曆有關。2004年，喜歡電影的王佳音辭去了在電視台的高薪工作，到法國裡昂第二大學學習電影理論，畢業後又考入馬賽大學學習紀錄片制作。在法國，隻要有關于中國紀錄片放映的場所都有他的身影。2009年，王佳音回到中國。“跳出中國，看中國，又返回中國”的觀察方法，使他的感知變得更加敏銳。
王佳音第一次來到泸沽湖畔小洛水村開旅館的賓瑪家時，隻帶了一台dv，但很長時間裡他都沒有開機。住在賓瑪家的兩個多月裡，他和他們聊天、喝酒、幹活，甚至一起接待“民族餐”。賓瑪的祖母把王佳音看作自己的孩子，賓瑪把他當成自己的哥哥。所以，在《湖岸》的訪談部分，觀衆看到影片裡的主人公沒有正襟危坐地在鏡頭前接受采訪，而是随意放松地聊天，仿佛他們面對不是鏡頭，而是一個老朋友。
賓瑪好酒，長得眉黑鼻直、氣質野性粗犷。賓瑪的女朋友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在法國讀博士，全世界遊曆，參與聯合國教科文拍攝項目時來到泸沽湖，與賓瑪相識、相戀。但他們的知識結構、閱曆都是那麼的不同。《湖岸》記錄了這兩個背景迥異的年輕人相戀的狀态：短暫的相聚後，更多時間兩人都是天各一方，隻能通過電腦視頻“見面”。電腦這端，賓瑪看着電腦裡的女朋友，伸出手，想要擁抱她。女友在另一端，緩緩地說：“你能抱得到我嗎？”
後來，他們還是分手了。賓瑪與女友的交往也成為影片中的一個隐喻。雖然賓瑪作為導遊，是當地接觸外部世界最多的一撥人，但無法掩蓋他在與外界深入接觸後暴露出來的匮乏。賓瑪與外界，始終就像隔着電腦，有一層看不見的隔膜，盡管他嘗試努力，最終還是失敗。在物質上，賓瑪一家已算小康，但在精神上，賓瑪仍感到莫名的怅惘。
“一切都變了。以前，摩梭人沒錢，但是一家人在一起，過得很幸福。現在……每個人都忙。”賓瑪說。他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哥哥紮西是村主任，熱心發展旅遊業，弟弟則在寺院當喇嘛。賓瑪對發展旅遊其實并不熱心，但也算不上消極。“哥哥想發展旅遊，我就跟着幹，但他是我哥哥，我不能太強勢。大家族已經不存在了，我不能再讓這個小家庭散了。”
“聽到賓瑪說這些話，我心裡特别受觸動。他表面玩世不恭，其實心裡十分細膩敏感。家鄉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一切他都看在眼裡。實際上，賓瑪才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湖岸》拍了3年，但我覺得自己才揭開了一半的内容。”王佳音說。
旅遊與商業為少數民族帶來了發展，也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它批量地生産繁華與夢想，也制造同等規模的失落與惆怅。今天的泸沽湖已走過了那段曆史，讓王佳音欣慰的是，《湖岸》終究為這段曆史留下了一個珍貴的影像文本。
（責編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