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學的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獲得了重大的發展，其中全面把握中國多民族關系格局的重要理論當首推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它以國内的西北走廊、藏彜走廊、南嶺走廊等三條民族走廊作為重要架構，整合吸收中國民族研究各個時段不同理論的思想精髓，從總體上對中華民族的結構、對中國多民族的曆史和現實做出了宏觀和科學的概括。不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内民族格局的理論。當前，以“一帶一路”為契機，中國民族學理應以國内民族走廊研究為基礎，放眼于更加廣闊的國際民族通道，特别是全面開放的“一帶一路”建設，從海外民族志研究做起，為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個互利共赢的“五通”，提供曆史依據與政策參考。
多元一體：中國民族走廊學說的提出
“民族走廊”概念是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針對由于民族識别和民族政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針對中國民族學研究中強烈的“族體”意識所産生的研究範式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提出的。所謂“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長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環境如河流或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這條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該民族或族群衆多的曆史與文化的沉澱”。根據費先生的理解，中國曆史上主要形成有三大民族走廊，即藏彜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嶺走廊。它們對于曆史上中國境内各民族之間乃至中國與國外民族之間的交往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産生過重要的影響。“走廊”是一個動态的曆史—民族區域概念，表示多元文化是不斷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
三條民族走廊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意義逐漸為人們所重視，是曆代學者對中國自然地理和民族曆史的整體認識不斷深入的結果。正是在曆史上各學說的基礎上，費孝通更進一步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和以此為重要架構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我們需要一個宏觀的、全面的、整體的觀念，看中國民族大家庭裡的各個成分在曆史上是怎樣運動的。”他提出的“六區三走廊、民族關系動态格局一盤棋”的思想，是兼顧文化闆塊空間多元分布與區域之間動态互動交融二者而提出的整體理論。其中，區、闆塊和類型之間的連接即是通過三條民族走廊而完成的，走廊既是周邊少數民族曆史流動的場所，同時也是漢民族與非漢民族互動融合的通道，其最主要的意義在于連接和融合。正是在此基礎上，多元起源的中國各民族才實現了以漢族為凝聚核心的整合，形成一個最高位的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多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多語言、多文化複合體。
流動與延伸：民族走廊與絲綢之路
費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之後，便很快進入了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構思中，并沒有對三條民族走廊進行進一步深入細緻的讨論，甚至沒有為“民族走廊”下一個完整的定義。李紹明先生按照費先生的思路，結合自己西南民族研究的經驗，在其《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一文中首先總結了“民族走廊”的定義，并為推動中國民族走廊學說的建構作出了許多努力。民族走廊學說提出之前，其區域範圍内分别展開的研究多是在曆史地理和民族史領域中進行的。民族走廊學說提出之後，對三條走廊的研究有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不過，三條民族走廊是在理論和概念形成之前就實際存在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流動形成的客觀體，其在不同的讨論範疇中被賦予了不同的名字，通常在曆史地理學的研究中稱之為“古道”，在民族研究中稱之為“民族走廊”，而在涉及中西交通史和更為廣闊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傳播問題時，則被納入“絲綢之路”的研究範疇之中。
民族走廊概念的應用和實踐首先是從藏彜走廊開始的，其地理範圍大體包括西南橫斷山脈、六江流域這一片南北狹長、呈走廊形态的區域。西南絲綢之路，即是由此區域中的衆多道路連接和延伸而形成的。漢代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達大夏（今阿富汗）時（約在公元前129年），見“蜀布、邛竹杖”，得知從蜀地（今四川）經身毒（今印度）到大夏存在一條民間的通道，并認為在西域未通的情況下“從蜀宜徑，又無寇”，此後開始漢朝對西南的經略。
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的線路及走向,大緻如下：
蜀身毒道。從成都出發，東路以秦代官道為基礎，漢代稱為“五尺道”，沿岷江南下，經宜賓—昭通—畢節—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相當于今川滇公路東線；西路為“牦牛道”，亦稱“靈關道”，經雅安—西昌—攀枝花，過麗江東南而折入大理，相當于今川滇公路西線和成昆鐵路。兩路在大理會合後西行，從保山的騰沖或德宏的瑞麗進入緬甸克欽邦，古稱“永昌道”。然後經印度阿薩姆邦進入恒河流域，經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與北方絲綢之路會合。
茶馬古道。從成都經雅安、康定到西藏昌都，相當于今川藏公路；從普洱、大理經麗江、香格裡拉進入西藏昌都，相當于今滇藏公路。兩路會合之後，從定日出境，達尼泊爾、印度。
中越通道，即唐朝的安南道。東路為進桑道，從雲南文山、馬關沿盤龍江而下進入越南河江到河内；西路為步頭道，從雲南大理沿禮社江—元江—紅河至越南河内，出北部灣入海。
此外，漢代五尺道宜賓一帶稱“僰道”，由此向東至夜郎（中心在今貴州）被稱為夜郎道或牂牁江道，向東沿北盤江與南嶺走廊貫通，最後到達廣州，與後來的海上絲綢之路會合。
這個區域内主要分布着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族、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三大族群的衆多民族。藏緬語族各民族的先民從中國西北河湟一帶沿着藏彜走廊自北而南層層遷徙，廣泛分布于中國西南部以及中印半島的緬甸、老撾、越南及南亞的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壯侗語族公元前幾世紀已分布在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他們自東向西大量進入藏彜走廊，并有部分北上或南下向中南半島遷徙。苗瑤語族是在秦漢以後循南嶺走廊逐漸進入西南的，人數較少。其中京族、景頗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等都是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跨國民族，存在着跨越國境線的民族認同。
藏彜走廊東西狹窄、南北開闊，向北跨白龍江進入漢中，連接到北方絲綢之路，向南經水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會合，由此形成的西南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地區民間的商貿和宗教交流通道。
西北走廊的範圍在學術界并未達成共識。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西北走廊的主體是以河西走廊為中心的古絲綢之路，同時也“應該包括與該走廊呈丁字形、從祁連山脈向南直至橫斷山區的呈南北向的隴西走廊”。這個範圍，大緻相當于北方絲綢之路的國内部分。北方絲綢之路包括以下線路：
西域絲綢之路。這是張骞鑿通西域以來形成的北絲路主要幹道，起自西漢首都長安（西安）或東漢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向西到金城（蘭州），依次通過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由此分為南北兩道。北道向西沿塔裡木河經焉耆（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沿昆侖山北緣經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與北道會合。越過蔥嶺（今帕米爾）後再分兩道，北道至大宛（今烏茲别克斯坦費爾幹納）—粟特（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南道至大夏（今阿富汗）與西南絲綢之路會合，南北兩道會于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的犁靬（埃及亞曆山大城）。或翻過蔥嶺後從今巴基斯坦沿印度河南下轉海路到達波斯、羅馬。
草原絲綢之路，大體分南北兩道。南道即東漢收複伊吾（今哈密）之後開通的由敦煌到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昌吉—伊犁，沿天山北麓分布的“北新道”。北道是伴随着北匈奴為首的各北方草原民族西遷而逐步形成的東起西伯利亞高原，經蒙古高原向西，過鹹海、裡海、黑海直達東歐的橫貫歐亞草原的通道，這條通道在遼金和蒙元時期最為興盛。
往來于北方絲綢之路上的民族主要有漢藏語系的漢、藏、回族，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滿—通古斯語族，以及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的俄羅斯族和伊朗語族的塔吉克族等。其中的大多數以遊牧為主要生計方式，因此，流動和遷徙比較頻繁。另一方面，這一區域常常存在幾大勢力并存的情況。
相對于西南絲綢之路的民間性質來說，北方絲綢之路可算是以國家的力量将民間古道貫通起來而形成的，是在政治軍事力量主導之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所謂狹義的南嶺走廊，指地理上的南嶺山區，即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這五嶺所在的區域；廣義的南嶺走廊，則是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分界線，向西延伸至湘南—桂北—黔南—滇東，向東連接粵北—贛南—閩南。這片區域實際上是由一系列不連續的山地和貫穿其間的衆多水系溝通起來的一條通道，但因為地形破碎散亂，水道錯綜複雜，民族雜居分布，所以線索不是很明顯。漢代經略西南時開通了牂牁江（今北盤江）道，把滇川與貴州連通起來。實際上這條水道更向東延伸，與南盤江合為紅河水，合都柳江為黔江，合郁江為浔江，合桂江為西江，然後彙入珠江，到珠三角後合北江、東江，最後流入南海。流域中的衆多水系向北、向南深入群山崇嶺之中，其間分布着苗瑤語族和壯侗語族的衆多少數民族以及南遷漢人中的客家等。他們在曆史長河中流動交往，将西南和東南乃至中原的大片内陸地區連起來了。南嶺走廊的一些族群更進一步通過海南島及其周邊島嶼進入南中國海，延伸到東南亞等地區，早期海路的開通必然與這些廣泛流動的族群對周邊地理的認識和了解有重大關聯。
漢代的海上航線已橫穿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東南，至斯裡蘭卡折返。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重心即開始南移，海上絲路愈加重要，東線從登州、揚州可至今韓國、日本，西線從泉州、廣州出發遠達波斯灣。不過，直到宋代以前，這條重要的海上大動脈的主導者都并非中國，而是橫跨亞非歐三大陸的阿拉伯帝國。此時，已經有唐人從東南地區移民海外，開啟日後愈演愈烈的海外華人移民曆史。宋以後，國家和商業兩股力量結合，中國海商廣泛參與到海洋貿易當中，在“小全球化”的海上絲路貿易網絡中居主導地位。元朝，陸海絲路全線暢通，亞歐之間的商貿往來更加緊密。因此，元帝國崩潰以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對亞歐商道的壟斷，就直接導緻了鄭和七下西洋與西方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到來。明代完成了中國經濟重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絲路也全面代替北方絲路和西南絲路。鄭和七下西洋時組織了古代中西海上最大的遠航船隊，遠至非洲東海岸，當時是海上絲綢之路最為繁盛的時期。不過明代除鼓勵朝貢貿易之外，海禁森嚴，大多是走私性質的私商貿易。葡萄牙于16、17世紀開辟了繞道好望角東來的海上航線，使得澳門成為海路的中轉站，并迅速擴展了澳門—印度果阿—葡萄牙裡斯本以及澳門—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的航線，中國迅速與世界聯系起來的同時也很快喪失海上絲路的主導權，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開始逐漸成型。
南嶺走廊是所有民族走廊中唯一與海洋相連的一條，并随着海上絲綢之路的逐漸擴展，很早就參與到環球貿易當中。以往我們大多注意到中國東南僑鄉的漢族華人通過海上絲路遷移到東南亞和美洲，經過苦力、華人公司和會社等不同階段而對世界經濟造成影響，卻往往忽視占海外華人總數8.4%的約七百萬其他民族海外華人。近年來對貴州清水江流域曆史人類學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黔東南地區的苗族從明代開始砍挖山中木材，通過水路成排彙入清水江，在下遊的木材市場完成交易，再由各地木材商人轉運進入消費環節。與此同時，美洲白銀大量進入，使明代形成銀本位的經濟體系。這些來自美洲的白銀，跨過重洋反向流入黔東南苗寨，成為衆多的苗族銀飾品。如今苗族和瑤族之所以成為廣泛分布于東南亞、澳大利亞和美洲的跨國民族，就意味着我們不應當将流域、海洋和環球貿易割離開來看待。清末民初後，西方強國展開對海上勢力範圍的争奪，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此被淹沒到全球化的海洋網絡中了。
東西向的西北走廊、南嶺走廊與南北向的藏彜走廊三者互相聯絡，走廊的空間特點決定了它們在某一方向上的封閉性和在另一方向上的開放性。這一方面在古代中國形成了圍繞中原地區的半月形“華夷分界”；另一方面從走廊延伸出去的三條絲綢之路又成為中國與域外和海外開展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國際通道。這些走廊和通道在擴展到一定時空點的時候，遭遇到近代民族國家的“邊界”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逐一衰落下去。不過，在全球化進一步發展了的今天，流動與網絡将成為更加重要的概念，跨越邊界的衆多共同體的存在決定着當前中國民族走廊的研究勢必進一步擴展開去，以更加廣闊的視域去了解走廊向其開放的一端如何持續延伸。這既是對國内民族走廊曆史研究的繼續，也是對其未來發展演變和對世界格局影響的關照。
地域與知域：國際民族通道研究的必要性
實際上，道路和空間隻有在與人們對它們的認知相結合的時候才具有實質性的内涵，并産生足以影響當下和未來的真實效用。
走廊形态的地理區域，勢必在某一方向上封閉而在另一方向上開放延伸。從藏彜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嶺走廊相繼延伸出去的道路分别成為西南絲綢之路、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些道路構成連接中國與整個亞歐大陸的網絡。雖然三條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中國，但絲路的延伸有賴沿途衆多民族國家的加入。如果說絲路的兩端連接的是中西兩大文明，那麼對于西方來說，中國并非起點，而是大發現時期航路的終點。近代以來，西歐循着亞洲經濟圈區域内外的貿易渠道進入亞洲，面對一個已經運行多年并仍然有效的“亞洲朝貢貿易體系”，它們“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原有朝貢貿易形成的網絡，另一方面則通過介入朝貢關系，并試圖使其改變的做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效地通過對亞洲市場生絲、茶葉出口和區域内白銀流入和銀本位的結算體系的控制，迫使朝貢體系向條約體系轉換，從而将整個亞洲拉入新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當中。不過，與此同時産生了另一個矛盾，近代民族國家的意識随着歐洲人的到來而傳入亞洲各地，邊界的劃定形成了一個個泾渭分明的近代獨立國家，但是世界體系和全球化本身又沖擊着這些獨立國家的邊界，于是又出現了衆多政治、經濟的地域性組織。包括中國在内的亞洲國家的近代化進程，過去在“沖擊—回應”的模式中被認為是由西方所主導的，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應當從亞洲曆史自身的脈絡中去尋找動因，并且認為亞洲曆史雖然在近代經曆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存在某種程度的連續性，特别在貿易和經濟發展進程中應注意到其深層次傳統影響的重要性。因此，近代亞洲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與其過去曆史所留存下來的實際貿易網絡的運作模式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觀念這兩者間的摩擦和調适不無關系。
從曆史經驗來看，實際空間中的“地域”與觀念空間中的“知域”之間能否調适或如何調适是決定區域整體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也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要對國内民族走廊和國際民族通道進行細緻的曆史地理與文化觀念研究的原因之一。
随着絲路沿途現代化交通運輸網絡的逐步建設，一個發端于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的世界經濟大走廊正在逐漸成型。“絲”作為象征可以被當作是“網絡”的含義；絲路是溝通中國與域外交流的一個交通網絡，它包括商業、文化與民族遷徙交融這三大功能。
目前，中國的對外關系以及中國在新的國際秩序中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與中國曆史上和當下存在的向外延伸出去的國際民族走廊密切相關。這些國際民族走廊在實際地理空間中的溝通與連接，其範圍内的人們在觀念中對其的理解和建構，以及地域和知域這兩者之間如何調适以發揮效用，都需要我們以更廣闊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視野進行進一步深入細緻的研究。
（責編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