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王甯彤
韓蘇（右）和本文作者
哈瑤村的孩子們學者認為，苗族自部落族群形成至清代，共經曆了四次大遷徙，其中一部分清末逐漸從中國雲南遷移到越南、老撾、泰國等。在1961年至1975年越南戰争期間，東南亞大量苗族被卷入。這期間，美國中情局雇傭了幾萬名苗族和其他雇傭兵一起對抗老撾政府革命軍，其領導是王寶。與越南戰争不同的是，美國沒有直接派兵在老撾作戰，而是出錢出武器。對抗失敗後，這些人都成了難民。從1975年至1985年，共有36萬難民通過湄公河逃亡到泰國，其中有10萬是苗族。他們輾轉泰國被安置到了法國、圭亞那、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中國等國家。這次遍及世界幾大洲的當代遷徙，被一些學者稱為“苗族曆史上的第五次大遷徙”。美籍苗族人熊玉平拍攝的紀錄片《漫漫遷徙路》，記錄了苗族這次大規模的遷徙離散。
苗語分為湘西（東部）方言、黔東（中部）方言和川滇黔（西部）方言。東南亞以及美國、法國的海外苗族大都是從中國西部方言區的雲南遷徙出去的，雖然有本地化語言的變異和語境的區别，但他們彼此基本都能溝通。可以說，從中國到東南亞再到世界各國，在這樣大範圍的跨境跨文化遷徙中，苗族形成了一個既富有地方特色又有總體認同的“想象的共同體”，苗族的記憶和文化邊界,因此與時間和空間的流動密切相關。
哈瑤村：離散的記憶
有30多個民族居住的磨丁國際口岸,位于老撾西北部的琅南塔省（LouangNamtha），與中國雲南省磨憨口岸相鄰。自古以來，就有中國境内的漢族和少數民族跨境居住或經常往返遷徙于此。琅南塔省的省會南塔(Namthadistrict)則位于南塔盆地中央，是老撾北部地區通往中國的主要貿易口岸。昆曼公路穿越琅南塔境後，經會曬跨過湄公河進入泰國。
哈瑤村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建立的，原來的苗族住在山上過着刀耕火種的生活。但是下山的苗族人不适應農耕定居，1973年到1980年間病死了160多人，很多人又回到了山裡。1994年，韓冉雄帶着14戶104人從中國來到哈瑤村的時候，這裡隻有經老撾政府動員從山上搬遷下來的十幾戶人家。
韓冉雄和他的9個兒女生活在這裡，9個兒女都會中文，有兩個是在中國出生的，其他幾個都去中國學過中文。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崛起，為他們提供了與當地苗族不同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利益。老大韓古的身份比較複雜，不僅種植橡膠，還在老撾與中國交界的磨丁口岸賣保險，同時兼做導遊帶中國旅行團。青年時代一場持續幾年的大病後，韓古又成了巫師；老二出生于中國，在老撾一家中國的礦石公司工作，收入頗豐；老三韓富曾經去中國學習中文，如今在村裡的橡膠合作社任職，負責與中國橡膠公司的接洽；老四韓利波在旅遊公司給中國團做導遊；老六韓蘇在西雙版納學習中文，今年27歲。
韓冉雄：我1955年6月10日出生，1976年加入美國組建的軍隊，離開生我養我的寨子，在王寶的帶領下去到隆津。我在隆津讀了6年書學了醫，4年後正式進入王寶的隊伍。從軍生涯中，由于我學習成績優秀，被派往泰國學習15個月。戰争結束後，1979年我帶着全家逃離老撾，在泰國的難民所呆到1981年，然後到了中國，在西雙版納的農場一幹就是13年。在那裡，我掌握了橡膠的栽培、收割技術。哈瑤村瘴氣重，安下家的第一年，我父親就在這個寨子去世了，第二年我又陪上一個娃。後來，我回到中國找到治療瘴氣的藥，回來醫治好了全村人，從此我們就紮下根。我們現在不但解決了溫飽，還有積餘，與老一輩比起來，我已經很知足。我不貪圖什麼功名，隻要有一個安身的地方，我就滿足了。
上世紀90年代，當聯合國難民署和老撾政府協定回遷韓冉雄他們的時候，有很多人懼怕回去，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擔心回去會遭到清算，有的被送回老撾後又偷偷跑回中國。幾十年過去，老撾政治分裂的局勢逐漸被統一民族國家建設的大氣候所取代，但是這批從中國回來的難民，在安身之後是否能重新找到認同感仍是個疑問。在幾次的訪談中我察覺到，這批在韓冉雄帶領下希望回老撾發展的苗族，在當地的經濟上融合似乎相對容易，但在社會地位和身份上他們還沒有被完全接納。
筆者：從中國回來的苗族人，在老撾找工作會不會受到影響？
韓古：怎麼說呢，我們從中國過來的，如果你去學醫啊當教師啊，這是可以，但是你要去當兵啊當警察啊，難！從中國回來的這批人，就是做生意啊讀書啊當翻譯啊，要當官員、考公務員就很難。今年隻有我一個表弟考上公務員。他讀書回來後，因為有親戚在首都萬象邦，他考上了警校。我們家族隻有他一個是在政府工作的，其他的都是在公司裡上班或做生意。
漂泊感和遷徙感是苗族人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質，可以說已經深深地刻印在他們的記憶、神話、傳說、歌謠和儀式中。有意味的是，苗族的這種漂泊感背後卻隐藏着深深的地方意識和歸屬意識。比如在中國文山的苗族花山節上，祭祀苗族先祖蚩尤所唱的《花山起源之歌》，老人去世後要唱的《指路經》，還有一些苗族服飾上對故地江河的刺繡記憶等等，都有着對戰争和起源地相似的追溯。如《指路經》是要指引死者的靈魂回歸起源地，不讓死者的靈魂在歸途中迷失方向，阻隔于山間野外，成為無家可歸的亡魂。但是與中國苗族不同的是，老撾的苗族對祖先在中國的征戰和遷徙曆史有着不堪回首的沉痛記憶，再加上年代久隔，記憶模糊，他們更多的隻是在形式上做了保留。“起源地”對老撾的苗族來說，最終隻是一段帶有悲情色彩的記憶和一個地點模糊的“故鄉”。
韓古：到老撾後，除祭祀我們的三四代祖先外，就隻祭祀當地的土地爺山神爺。隻有死後，指路師才會讓亡靈回到中國。但是具體回到哪個最老的故鄉我們也都不會唱了，隻說回到中國就行了。
韓冉雄的弟弟韓橋也是從中國回來的難民。一天，我問他“故鄉”在他感覺中是什麼樣的？韓橋坐在小闆凳上，眼神越過院子看着遠處的山巒，沉吟了許久才說：
“故鄉……很久我沒有這個想法……我1963年生，國家在打仗。記事後，老人帶着我們跑去跑來,一個寨子呆不到3年就得換地方。1979年跑去泰國做難民，中國政府到泰國去把我們接到中國，從1980年起在中國呆了14年。在中國我們有的吃有的穿，農場工作還有工分，是我記憶中很平靜的一段時間。1994年來的這裡，在這個村21年。這裡是我住過最長時間的地方，我們種橡膠，有自己的土地和膠林……可能這裡會是我老死的地方，算不算是我的故鄉？”
新的生計新的身份新的問題
作為全球化發展的結果之一，中國成為世界制造加工業的基地，需要消耗大量資源和開拓市場。近年來，中國的企業無論國營或私營，都大規模地進入東南亞投資，更是加速了中國和東南亞一體化的發展。而中老邊境的哈瑤村，正處在這個核心地帶。因為難民的回歸和橡膠種植技術的帶入，讓這個村成為老撾第一個成功種植橡膠并取得巨大經濟收益的示範村。過去，這裡的村民過着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有時夾帶種些罂粟。後來政府開始禁止鴉片種植，如今發展為單一從事經濟植物（橡膠）種植。
作為哈瑤村的老村長，在當年難民尋求落戶哈瑤村以及帶動村子向橡膠種植轉型的過程中，李諾滿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李諾滿：1973年，老撾政府去高山上接苗族下山來種田，想辦法讓我們有吃有穿呢！到中國後我們知道了種橡膠可以賺錢，了解到橡膠樹無論在高山平地都可以種活，而且不用澆水和施肥我們才鐵了心去種的。那時韓冉雄和其他一些人在中國種橡膠已經13年了。後來中國政府送他們回老撾，本來要送到南部地區，但是他們想留在這裡，說離中國近。我的叔叔當時是這裡的副縣長，就和政府還有聯合國難民署簽了一份擔保書，讓他們留在了這裡。
筆者：當年這些難民回來的時候，本地的老村民願意接納嗎？
李諾滿：我們打仗已經打怕啦！這個主義那個政府，最後不還是要好好生活下去！當時我就對村裡的人說，以前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我們都是苗族，終究還是一家人。
我們來到哈瑤村的時候，正趕上一年最後一次賣膠時節，整個村子熱火朝天，村口的小廣場上堆滿了每家每戶等着稱重的膠。2010年以來，哈瑤村的橡膠主要賣給中國雲南的橡膠公司，由公司統一來村裡收購。最早賣膠的時候，價格是1公斤兩元人民币。當時村民各自拉到中國邊境去賣給口岸那邊的中國公司。之後膠價逐年上漲，到2010年橡膠價格漲到了15塊，很多家庭一個月就會有一兩萬元人民币的收入。為統一管理，哈瑤村成立了橡膠合作社，把以前政府分給每家每戶的土地集中起來連成一片，再集中管理種植橡膠。整個村子統一談價，統一出售。不久，鄰寨184戶苗族也加入合作社，加上哈瑤村的190戶，以前一個月賣100-150噸，現在一個月能賣400-500噸。可以說，橡膠種植在哈瑤村形成了一個聯合産業。
全球化經濟的另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将村民的生計與國際市場需求（尤其是中國市場）捆綁在一起。哈瑤村種植橡膠20年，産量約7000多噸，大部分賣給中國，收入約79億老撾币，比種罂粟的收入翻了10倍以上，村民年均收入約1000美金。相對很多老撾村莊70美金的年收入來說，哈瑤村可以說是老撾最富庶的村莊之一。
不過這種發展态勢也有另一面，橡膠收割的周期是每年的4—12月，中間有4個月因為溫度低不産膠，村民沒有收入。最近幾年膠價回落，2015年跌到了3元一公斤，前景不容樂觀。但與其他村民相比，有中國背景、會說中文的村民就擁有更多的選擇和機會。比如哈瑤村從中國回來的難民及其後代，因為語言的優勢直接在雲橡公司謀職的就不少。在不能割膠的時候，他們就尋找機會當導遊做翻譯，幫中國在老撾的香蕉園做管理等等。韓冉雄家的老大韓古和老四韓利波在膠價低迷的這幾年幹脆放棄割膠，專門給中國旅遊公司帶團。2014年他倆分别都買了車，成了村裡最早有私人轎車的人。
收入增加，給哈瑤村帶來很大的變化。在韓冉雄家，最直接的改變就是教育。韓家兄弟之間互相接濟，籌錢去中國學習。而學得的技能日後又對他們在老撾的經濟收入有着直接的影響。老六韓蘇在中國讀書已經快兩年了，27歲還沒有結婚（苗族村裡的女孩很多都在15—20歲之間結婚，哈瑤村也如此）。很顯然，她在村子裡已經不可能找到合适的結婚對象了，但她似乎并不着急，在中國的經曆讓她的生活态度更為達觀。
韓蘇：我不想刻意去結婚，也不會拒絕喜歡我的人。我希望未來的先生有文化有修養，能做公務員之類的工作。哪怕錢不多，但是心地一定要善良，能疼愛我就夠了。嗯……要是嫁給中國人也是不錯的。我的家人對我的期望不高。他們認為，隻要我有出息，能自食其力，過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報。畢業後我可能會在城裡找個工作，先要獨立。
韓蘇從來沒有割過膠，可以斷定未來的生活也不會和村裡傳統的生計有太多的關系。最重要的是，韓蘇所說的“獨立”，在老撾傳統的苗族女性中是一個很難得有的觀念。長期以來，老撾的苗族女性都以勤勞隐忍、吃苦耐勞而著稱，家庭和社會地位比男子低很多。即便今天，在很多老撾的苗族家庭裡，女人還是不能上桌和男子一起吃飯。不過，哈瑤村橡膠的種植把女性也拉入家庭主要的生計體系，把她們變成了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勞動力之一。
韓家老三韓富2004年結婚，妻子伊麗是2002年從外地遷入哈瑤村來種植橡膠的第三批村民。除了看管家裡大片的膠林，伊麗還要洗衣做飯，照顧上老下小的生活。此外，她還義務為丈夫所在的橡膠合作社以及村子做很多組織協調工作。無論是在家族還是在村子裡，她都是公認的賢惠能幹的女人。
年末一個月賣膠的錢
村口收膠伊麗：我認為，自己是這個寨子裡最能幹的女人。我常常淩晨一點就獨自出發了（注：割膠要在太陽上山之前），從來沒有人陪伴。其實，我不想要強，但我沒有辦法停下來，必須往前走。我原先的想法是，能同甘共苦、相互提攜是夫妻最好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對生活太認真，也做得太好，就讓他感覺到我是很有本事的人，沒有他幫忙我一樣能行。雖然我很需要他回來幫我，但我又不能說。我認為這是我的命，隻有自己承受，不管是心靈的創傷，還是繁重的體力勞動，我都在苦苦地支撐……我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受尊重的人，特别是受男人尊重的人。這不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感覺，而是所有苗族婦女都有的同感。我希望以後所有男人對自己的媳婦好點……因為家裡窮，父母沒有能力供我上學，我才這樣辛苦，這是我一生的傷痛。我今天努力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就是想多賺點錢，等孩子長大了，送他們到好點的學校讀書，完成學業，找份理想的工作，不要像我一樣辛苦。這就是我對一雙兒女的希望。我不希望我女兒在有條件讀書的時候早早就結婚，重走我的老路。
伊麗在講述的時候，好幾次眼淚都在眼眶裡湧動，與她平日的幹練好強反差很大，讓人格外心疼。但是很快她就用略顯粗糙的手把淚從眼角拭去，回到正常的語調……經濟的發展引發了女性的自我意識以及對下一代改變命運的期待，而教育被村裡的女性認為是改變地位和生活的一大出路。但當自身的抉擇與村寨傳統沖突的時候，她們中的大多數依然顯得力不從心，最後不得不歸于“這都是命”來默默承受。對韓蘇而言，她渴望的正是一條用知識來改變命運的路。
近年來，哈瑤村苗族家庭也出現了離婚現象，而離婚率升高的問題與男性有關，當然也與苗族女性的自我意識相關。苗族在近現代曆史中的很長時間有一夫多妻制傳統，女性一直在家庭中處于被動地位。丈夫要娶二房三房，妻子隻能忍受，能夠提出和接受離婚對于苗族女性來說是需要巨大的勇氣和獨立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哈瑤村的經濟發展讓成為主要勞動力的女性有了更強的自主性。
今天看來，回到老撾、曾經不被信任的苗族人，通過他們近20多年的努力，終于逐漸以一個對國家發展做出貢獻的山地民族的新身份被認同。老撾的苗族在古代經曆了第一次大遷徙，在近現代又經曆了殖民時代、共和時代、社會主義以及全球化時代的變化，即便如此，作為一個世界性廣泛分布的族群，他們依然具有鮮明的族群特點。去年末賣完最後一次膠之後，哈瑤村迎來了一年一度最熱鬧的苗曆新年。在這個節日中，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苗族文化、傳統和記憶的延續……（未完待續）（責編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