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品已超期4個月。他經常成宿睡不着覺，從晚上坐到淩晨4點半，頭發就一塊一塊地掉。黑色毛線帽已經遮不住解勇後腦上的斑秃了，半圈半圈的脫發痕迹在帽檐下擴散開來。
在彌漫着化學氣味的工作室裡，五組兩米高的人形鐵架，3名學生正在對其中一組進行焊接。每組至少3000個焊點，焊完後，解勇要給這些鐵制骨骼貼上絹，做成燈籠。這是一組名為《我們在乎》的公益作品。他在媒體上搜集了5個具有代表性和傳播效應的“善事”，以影射當下“扶老人先錄像式”的尴尬與背後的時代性冷漠。蘇州女孩暴雨中為殘疾乞丐撐傘、日照老師為護學生擋惡狗……解勇想“把這些一念凝固下來”。他将事發場景以燈籠形式還原，準備完成後運回事發地。他設想，當人走過時，裝置的感應燈逐一點亮，暖光透過絹映射到行人臉上，被點亮的善行給人以指引，這是他想傳達的。
43歲的解勇現任沈陽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喜歡用裝置藝術來反映當下社會問題，它們大多直白而有力。讓受衆産生痛感是他作品的一貫風格，這一次，他想把“好的東西立在那兒”。但他糾結的是，溫暖的作品好像沒那麼多力量，不如那些“直接把疼痛或者把那種負面展現的時候，讓人看起來那麼暢快，那麼直接”。
“太甜的東西往往都記不住。”解勇說。近百平方米的工作室中，一隻用鋼針紮制而成的兔子立在靠牆的桌子上。這是他2013年的作品，《一件皮草千針萬痛》。那年春節，解勇用8萬根縫衣針一根一根紮進矽膠制成的兔子身體，為它打造了一身“針”皮毛。強光打下來，鋼針毛發格外閃耀，再靠近些，針尖刺入後形成的紅點像是皮膚滲出的血一樣。
為防止皮毛掉針，裘皮商人會在動物活着的時候剝下它們的皮，“它一旦死了，血涼了，那個毛就掉，叫掉針。”去遼陽佟二堡皮草市場那一趟對解勇的刺激很大，他忘不了沒有皮還在地上扭動着的那些動物。因此，解勇選了縫衣針紮進動物的身體來還原那種痛。别人質疑他“就是給兔子長個毛，這太小兒科了”，倔脾氣的解勇就悶頭自己做，“展覽的時候所有人就閉嘴了。”
兔子、貂、狐狸、水獺……12件作品，55萬根針，解勇帶着36名學生耗時100多天完成。他将這形容為“一個布道的過程”，就像藏傳佛教中的“磕長頭”。解勇将動物生理上的痛直接訴諸于視覺，讓受衆去感受，因為他明白，疼痛會讓人“知道做事的分寸”。
解勇這種凝固痛感的創作手法，源于SARS爆發的2003年。當年一位朋友的母親因老年癡呆走失，拿着傳單出去尋人，“别人戴着口罩都離你很遠”，解勇第一次經曆那種恐慌。因隔離，他看到大學生情侶隔着校園欄杆沉默地相互拉着手，覺得這一幕很荒誕。“你說他冷漠吧，他也不冷漠，他們還來，也不說話，就在那兒瞅着。你說他要有激情的年輕人，翻牆出去就完了嘛，還沒那個勇氣。”解勇想起小時候在牆頭看到的鐵絲網，帶着隔閡和刺痛的雙重感覺，他便用這個壓在寫滿“SARS”的口罩上，完成了作品“記錄-SARS”。《一件皮草千針萬痛》
裝置《拒絕語言暴力—刀》創作直接作用于視覺。他總是将自己的展覽放在人流量大的商場内。激發受衆的自身感受，恰是作品完成的最後一步。在理論界，這種由物體本身啟發的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反應，被稱為物體本身的“evocativequalities”—“啟發性”，喚起記憶的功能。
2013年末，時任沈陽市心理研究所所長的姜俊和去少管所做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調研，發現很多青少年是由于家庭中的語言暴力導緻的犯罪，聊起這件事時，解勇與姜俊和一拍即合。他跟着姜俊和去監獄聽了幾名少年犯的講述，他們在年幼時經常被父母罵“廢物”、“豬腦子”、“丢人”……怒氣像是藏在心中的一桶炸藥，當别人無意間用這些詞語來辱罵他們時，就像點着了引信，炸藥爆炸了。瞬間失控的情緒，讓他們拿起刀、槍、弩或斧子去不顧一切傷害對方。
解勇理解那種一瞬間的情緒失控。多年前的一段感情糾纏使解勇性情大變，狂躁，“到最後一看那号碼瞬間你整個人就血壓也上來了，人就瘋了。”他曾一腳刹車踩在路中間，用力踹兩邊的車身，不得不在修理廠花了2000多塊錢進行修複。對他來說，前女友的那串号碼是他體内炸藥的引信。
“這個語言就是一把刀。”解勇提煉出來，“廢物”、“怎麼不去死”、“丢人”、“豬腦子”……将它們的字體解構，重新排列組合後成了弩、匕首、斧子和槍。在商場的展覽中，解勇現場輔導孩子和家長動手拼裝。“當插完之後，小孩是很無意識的，這個槍端起來或者是個弩、刀，他可能會跟家長會炫耀，但你作為旁觀者看，他拿的是一把冷兵器的時候，肯定會有一種危機感。”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林樂成認為，解勇和他的作品在當下藝術圈裡是獨一無二的，“解勇的藝術，它的功能和價值并不是取悅于人。”林樂成覺得圈内大部分作品都是取悅于人，讓很多人認同和追捧。林樂成和解勇都成長在沈陽這座重工業城市中的工人村，他覺得社會底層的生活經曆使解勇對平民或弱勢群體的關注成為一種很自然的習慣。
《一件皮草千針萬痛》和《拒絕語言暴力》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兩獲倫敦國際獎金獎和戛納國際創藝節銀獎。評職稱時，學校的評審部門曾問解勇“戛納是算省級算市級？”
“在圈兒裡自己覺得很牛，其實跳出這個圈兒，不就是一個擺件兒嘛。”解勇不想像其他人一樣，做些純雕塑放在展覽館裡，找些圈裡人來看，他更想讓作品與這個時代發生化學反應。
2015年解勇用金屬百家姓打造了一款概念車亮相上海車展，裡面坐着一個裝有呼吸燈的水晶娃娃，這個名為《守護天使》的作品是為了呼籲兒童安全座椅立法，連續兩次展覽後，解勇看到關于兒童安全座椅強制使用的草案已經被提交至立法委員會的消息。
引發大衆共鳴，會讓他有一種被認可的感覺。上學前解勇和哥哥分别被寄養在爺爺奶奶和姥姥姥爺家，父母住在城裡的工廠宿舍，那時候的解勇很少得到肯定，家長們的教育方式簡單粗暴，做錯事就是打一頓。解勇小學時是班長，冬天最早到校給班級生爐子，他信奉父輩的那套道德理論：你如何對待别人，别人就會用相同的方式來對待你。
解勇是一個對社會生活觀察很敏銳的人。他說起此前帶學生到外地考察，在一輛成都開往攀枝花的綠皮火車上，車廂就像是個流動的菜市場，到處都是賣菜的，七八十歲的少數民族老太太很熱情地讓學生坐在她的一堆土豆上，但是卻很羞澀，解勇笑着伸出雙手擋在面前，“她通過這個手縫去看你。”
他說不清為什麼，近期發生的事情總也記不住，兒時的生活片段卻總清晰地跳出來：跟奶奶學着用剪子鉸出的第一個翅膀上花瓣很細膩的蝴蝶、自己拿摳下的泥土牆皮在窗台上磨出的小汽車、爺爺從生産隊帶回的透着酸味的面包……解勇很懷念那個可以讓自己安靜思考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