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冬自稱是個不逛夜店、也不喜歡喝酒的中年單身老男人，盡管他才35歲，離老去尚有一定距離。他最大的愛好是逛博物館，盡管他就在北京一座陳列古老農具和陶器的博物館工作，似乎早該對類似場所司空見慣。
迄今為止，他打卡過38個國家、442座城市，逛了2090座博物館，每年保持着150至200座博物館的增量，人生目标是逛夠10000座博物館，為此常有“人生苦短”的擔憂。
他鐘愛曆史留下的死物件，穿得也像一件曆史的遺留物：黑色貝雷帽，灰色毛呢大衣，還有一隻略顯巨大的公文包。說話帶着知識分子咬文嚼字的嚴謹，舉手投足像一個活在現代的古人。
他說自己的打扮模仿了契诃夫小說《套中人》的主角别裡科夫。那是一個在現實生活裡總是心懷不安的小人物，老想給自己包上一層殼，用豎領的衣服、雨傘、鞋套給自己制造了一個安全的套子。
陶東冬似乎也在制造這樣一個“套子”，“（穿成這樣）是一種儀式，表示我與我的日常生活告别了。從現在開始，我進入到一個向曆史緻敬的環境中去。”
陶東冬去到一個陌生的城市，通常會做三件事情：看當地的博物館，找一趟最長的橫穿市區的公交車從頭坐到尾，然後再去當地最大的百貨商店，但并不購物。
他的電腦裡有一長串以地名命名的文件。出發前，他把當地的博物館在word裡做一個列表，仔細地标上地址、開放時間和聯系電話，打印出來，逛完一個就在後面打勾。
他逛過很多城市犄角旮旯裡的博物館，平時訪客寥寥，連管理人員都會詫異他的到來。接受《人物》采訪時，他帶了一摞博物館的門票和城市地圖，對着地圖尋找博物館的位置，聊起背後的故事時滔滔不絕，激動處還會手舞足蹈。
博物館界有一句口号，為未來收藏過去，但是收藏什麼樣的過去，不同博物館做出了不同選擇。2009年，他和父親在俄羅斯旅行了50天，參觀了200多家博物館。在這場被他稱之為“空前絕後的大旅行”中，他看到了這種選擇的結果。
“從蘇聯到俄羅斯，整個社會徹底地發生變化了，它的博物館該怎麼辦呢？怎麼描述？我們在俄羅斯不同的博物館中，看到了這些變化。”
不同的叙事背後代表着什麼？曆史的真相是什麼？博物館呈現的應該是真相的部分還是部分的真相呢？他不确知這些問題的答案。
逛過了很多很多博物館後，他做出了總結，“博物館就是你需要用一天的時間做功課、在裡面度過一個小時、學到一輩子再也用不到的無用之學、一個月後再把它忘個精光的地方。”
他總是能從曆史的切片和現實的對照中找到樂趣。在英國伯明翰科技博物館裡參觀完吞雲吐霧的蒸汽機械，出門拐角就遇到了紀念品商店裡的“中國制造”。博物館外，伯明翰已經從工業革命的起源地變成廢棄的工業區，中國流水線上的商品卻在源源不斷地出現在全世界的貨架上，曆史的巨大變遷和微小細節在一個博物館裡相遇了。
“無論你是一個千萬富翁、一個縣委書記，又或者是一個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在博物館面對數十個世紀的恢弘曆史，在這宏大的叙事面前，我們現實的個體差異在這一瞬間全部消失了，被抹平了，這就是我所說的博物館的平等化與民主化。”他說。
然而，這種抹平有時候無法實現，更像個一廂情願的願景。在某地參觀博物館時，他遇到了清場，原因是當地的行政長官前來視察，他沮喪地離開了。
在想要告别的日常裡，他是一名博物館工作人員，穿梭在擺滿瓶瓶罐罐的庫房和展館，對着沉默的器皿和陶俑進行記錄研究，鑽研着一門需要“慢慢熏出來的手藝”。
“與其說是博物館塑造了我的性格，不如說是我的性格決定了我更适合于博物館。”他有輕微的強迫症和整理癖，着迷于收集一些瑣碎的事物，圖書、郵票、博物館門票等，博物館本身就是收藏與整理癖好的一種極緻。
這是一份他不讨厭但也無所謂熱愛的工作，但在博物館工作和逛博物館是兩碼事，對逛博物館的熱情可以很高，在工作中強烈的浪漫主義激情卻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你滿懷激情，過于激動，你可能啪的一下，把藏品摔碎了。”他說，“你需要按照恰到好處的力度，從恰到好處的角度來完成一件藏品的測量，這需要的是你長期的體力、精力和耐心。”
頻繁的旅行總讓别人以為他是一個“身家在2000萬左右、至少擁有兩套房子、說不定還有一套别墅、至少會有一輛很不錯的車的小資産階級”，但事實上他一直處于“能夠糊口，但養家比較困難”的狀态。
他的同學們很多在拍賣行工作，拿着更加體面的薪水，“以一般的世俗标準，我算不上是一個社會上的成功者。”他說。
為了打卡10000個博物館，他過得像個苦行僧，把自己的恩格爾系數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一個月的飲食、應酬、通訊以及必要的娛樂加起來，總支出不超過1000塊錢。剩餘的收入除了儲蓄，都用于旅行，以此保證了一年兩到三趟的境外旅遊，和每月一次的國内旅遊。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巴黎倫敦落魄記》裡寫過，社會底層的流浪漢每天隻吃得起面包加黃油，“資本主義所設想的最底層的社會生活狀态，就是我出國旅行的狀态。”他說。他甚至刻意模仿更貧困階層的消費，并把這種行為解釋為對消費主義“微不足道的小小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