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産期是2017年8月4号，但女兒在7月20号就迫不及待地降臨了。那天下午，劉旻昊坐在電腦前整理材料，按照計劃，幾個小時後她将主持一項重要的會議。突然—“啵”的一聲，羊水破了。
在去往醫院的車上，她接連打了幾個電話給同事，其中包括她的老闆—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先生。此前一年，還在施一公實驗室工作的劉旻昊主動向施一公請纓主持西湖教育基金會的工作，後者主要服務于西湖大學的籌措計劃—由施一公聯合多位學者牽頭，将落實在中國創辦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由此，劉旻昊成為了西湖教育基金會的執行秘書長。當時她32歲，完全沒有商科背景，轉型的難度并不亞于此前一路攻讀生物學博士後。
“施老師，我應該是破水了。”“什麼意思，你這就要生了嗎？”
“是的，我要生了。工作方面不用擔心，我已經安排好了。今天的會議将由小平主持……”在去醫院的出租車上，劉旻昊接連又打給幾個同事叮囑工作，直到施一公發來一條短信：旻昊，你不用擔心，你要好好地生小孩。丈夫在一旁，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着她，“You’reinsane（你瘋了）”。
“蠻好玩的一件事情。”她回憶的時候笑了起來。大女人，劉旻昊這樣形容自己。無論孕期還是産後，她從不認為自己需要被“特殊對待”—直到生産前，她沒有減少過絲毫的工作量。“我并不覺得需要（為此）排空一切。”早年間，即使在結婚注冊當天，與丈夫登記完成後，她還趕回了實驗室，因為“細胞需要培養”。
最初接手西湖教育基金會的日子，“每天睜眼就是200億的壓力”。西湖大學籌辦委員會算了一筆賬：當西湖大學全容量聘請300位教授時，一年所需要的行政運營資金大約是10到12個億，這需要依靠捐贈基金的收營來支撐，那麼在大學穩定期，基金會需要有至少200億的永續資金。
為此，劉旻昊需要不斷會見各類潛在的捐贈人，基金會正加速運轉的時候，新生命到來了—劉旻昊也迎來了迄今人生中“最challenging的一個階段”。
當母親的新身份與事業相疊時，她還是感受過壓力。産後的日子，在經曆過最初迎來新生命的喜悅和新鮮感之後，更多的是突然離開高強度生活節奏的不适應。2月的一個下午，在清華大學鄭裕彤醫學樓的辦公室内，《人物》記者見到了産後8個月的劉旻昊，她氣色很好，口氣輕松地回憶那段産後最艱難的時光，“從念研究生到後來做科研，一直都是每天很大的信息量。雖然很enjoy有孩子的moment，可是personally還是喜歡工作。”
丈夫Rex察覺到了她急切回歸工作的心情，他是香港人，兩人都少年出國，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攻讀博士期間成為師兄妹。對于Rex來說，最初他并不贊成妻子過早回歸工作—“我真心說，一開始我挺不同意的，不是說女兒有沒有人帶，我考慮的可能是她的狀态，身體還是心理上……（但）我能看出來她也是挺想盡快投入工作裡邊，可能荷爾蒙方面的作用，也可能那段時間她有點想要有其他東西恢複她的心情，我就尊重她的想法。”
産後一個多月，劉旻昊即已重回工作，哺乳期自然是将工作難度提升了等級。出差，她不得不将三四天的行程壓縮至一兩天，馬不停蹄地趕多個城市見投資人、捐贈人。旅程中，她需要背着泵奶器，每隔幾個小時的漲奶必須及時處理。一次，她誤入一間男廁，直到聽到隔壁男士的聲響才意識到，最後落荒而逃。那是她記憶深刻的“不那麼graceful”的經曆，“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淪落至此）”。而事實上，更令人尴尬的瞬間時有發生，哺乳期的她不能再像平常一樣通過咖啡提神，隻能靠意志硬扛，常常在深夜回到家，她坐在沙發上泵奶，一會兒就睡着了，醒來時，泵奶器還連接着自己的身體，偶爾她還會把奶弄灑，“那感覺真的很尴尬。”
她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靠牆是整櫃的生物學者專著，自從入職基金會，她便空置了這間辦公室，隻在輔導研究生時她才回到這裡，“既然我決定（繼續）工作，我既需要對我的boss負責，也需要對我的孩子負責。那麼我要很快地把自己的狀态調整好。”
劉旻昊告訴記者，在英國，科研領域對生育女性有一些特别的照顧：在帝國理工大學念博士期間，她也見過許多女性科學家，在各自的領域有所成就—大學内有專門的護理室，配備了專業的護理人員，女性科研工作者們将孩子托放在那裡，便可以專心工作；另外，女性科學家在評職稱的階段，時間上也會給予一定的寬限。
劉旻昊認為，由生育帶來的一系列挑戰需要努力自行解決。被香港馬會派駐到北京的Rex承擔了更多照顧女兒的瑣碎事務—比如，夜裡喂奶與換尿不濕。“我們倆都是比較小的時候出國，受的教育上就是男女平等，誰比較有能力或者比較有時間去做就分配一點，我不覺得女性要多做一些或者哪些是媽媽應該做的。”Rex還特意在電話采訪時講到，妻子的付出是另一層面的，自己是比較安靜的人，相比之下劉旻昊更擅長與女兒交流。
但Rex的工作也并不輕松，孩子在白天交由誰來照料曾經是個難題。劉旻昊從不認為父母有責任來幫助自己帶小孩，“小孩這個事情是我自己的決定，我必須自己得想好怎麼辦。”那時她甚至做過打算，即便必須放棄工作，“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選擇。”
幸運的是，她最終找到了一位保姆作為幫手。“我選擇了繼續工作，但我并不覺得高知女性辭去工作照顧家庭會很可惜。”她說起自己的一位女朋友，畢業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放棄了原本在投行的高收入工作，做起了全職主婦。生完二胎後，這位朋友試着辦一所瑜伽中心，很快辦起了連鎖店。“從外貌到事業，都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女性，如果你看到她，一定不會覺得她放棄了投行工作是多麼可惜。”
“Trustme，她們（高知女性）過去所有的學習經驗，都會運用到生活中。即使她們選擇呆在家裡，也會是一位了不起的媽媽。”劉旻昊說。“人們通常低估了家庭婦女的價值，takecare一個家庭不是那麼容易的。”她幾次在采訪中講出了“大女人”這個詞，對于已經成為母親的劉旻昊來說，絕不僅是事業女性才與這詞相匹配，“出生的背景或者是機會讓每個人的生命有很大的分别，我尊重每一個認真生活的人，不管他/她做的事情在社會普通意義上的眼光看來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我認為這樣的人，都是大寫的人，如果是女性，她們就是‘大女人’。”
家庭中同樣需要“大女人”的智慧，像每個家庭都曾經曆過的那樣，長輩與年輕人之間，兩代人免不了産生分歧。母親是個十分有主見的女人，而丈夫在孩子方面很有主張與堅持。劉旻昊通常并不參與表态—“一些時候我就會私底下和我媽媽溝通：父親的投入和參與是至關重要的，作為姥姥，某些地方該鼓勵參與的還是要鼓勵。如果姥姥總是否定，容易導緻爸爸在整個過程中沒有太多參與感，就會變得沒有那麼上心。”
今年1月，在見完一波捐贈人後，劉旻昊坐上高鐵回京。因南方大雪，列車延誤6個小時，一路漆黑，淩晨3點，幾天沒有好好休息的她在北京南站下車，站台上的燈光恍如白晝。劉旻昊感到一種“莫名的力量”。她突然想起2014年的那個秋天，在北大博雅酒店，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王堅等7位學者和企業家同桌商讨西湖大學的藍圖，“在一起談願景”。在一旁做會議記錄的劉旻昊被震撼了，那天她意識到，“中國非常頂尖的一批人，他們的思想、眼界和高度（讓我欽佩），他們在做一件為國家、為他人的，偉大的事。”
這樣的振奮讓她滿懷希望。有一天，丈夫在嬰兒床前逗女兒玩耍。劉旻昊看見6個月大的女兒“很辛苦地把手夠起來，努力地貼到爸爸的臉上”。
她突然被那一幕感動了。“你看，生而為人，其實從沒有什麼事情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