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李甯和李甯公司共同的高光時刻。随後，卻是一路跌宕。李甯不得不強迫自己成為一個代理CEO，落入繁雜的事物之中。
時代巨變，追求自由的冠軍歸去來。他也沒有豁免權。
2018年7月28日，55歲的李甯先生起了個大早趕到鳥巢。他需要在台上做3分鐘的講話，台下是一群5歲的小足球運動員。這是他周末繁忙行程中的一個。時間匆匆，他來不及多做停留。
一晃十年已過。眼前巨大的場館空空蕩蕩。比起白天，他更熟悉鳥巢的夜。十年前，他曾每天在這裡訓練到天明。直到2008年8月8日夜裡，萬人矚目之時，他升入高空，環場一周，點燃火炬。
那是李甯和李甯公司共同的高光時刻。随後，卻是一路跌宕，李甯不得不強迫自己成為一個代理CEO，落入繁雜的事務之中。
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奧運“點火”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隐喻。隐喻李甯被國家賦予的高光時刻，也隐喻落下之後，才是他和他的企業，把腳放到真實大地上的日子。
财經作家吳曉波這樣總結奧運後的這十年：希臘神話般的“諸神誕生”不再出現，遍地英雄皆凡人，商業回歸到世俗的本意，體制突破的戲劇性下降，模式創新、資本驅動和法治規範成為商業運營的主軸。在某種意義上，感性突變的“藝術時代”結束了，諸神黃昏，理性的“科學時代”降臨。
時代巨變，追求自由的冠軍歸去來。他也沒有豁免權。
救火
2014年11月中旬，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朗豪坊大樓45層，視野開闊，窗外是平靜的維多利亞港，但無人有心情遠眺。
會議室内，正緊急召開董事會。這一天，51歲的李甯公司董事長李甯，在離開具體管理職位16年後，再次被推到前台——眼下正是公司的危急時刻。
李甯公司已連虧3年，虧掉了31個億。李甯面容平靜，但股東們的心情不太好。公司元老們早就坐不住了，紛紛跑到李甯家裡，勸他出山做CEO。
這些年來，創始人李甯對這家公司來說是一個怎樣的存在？一位離職員工對《人物》舉了個例子：2011年他曾為李甯安排過一次采訪，地點就在北京通州李甯公司總部的董事長辦公室，結果李甯進去了想開燈，卻弄不清楚哪個開關控制哪個燈。“可見他非常不喜歡在辦公室裡待着，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面對勸說，李甯巋然不動。他閑散慣了，還是想找職業經理人，挑了兩三個，最終相中一個西班牙裔的候選人，要價一年一個億。雙方已經達成意向，馬上準備簽約。李甯覺得錢是一回事，此人也确實有能力。
公司股東、董事、上下員工，都不同意。元老張向都苦苦相勸：“老闆，你不是光對你一個家庭負責，你現在要對幾十萬人負責。這位西班牙人，首先有語言溝通成本，你說一句，給他翻一句，而且翻得不一定準，這是最大障礙啊。”
十幾年來，李甯和自己創立的這家公司刻意保持距離，他不相信個人的力量，卻笃信職業經理人制度，從1998年開始放手，他先後聘用了三任CEO。
2012年，他引入私募企業TPG的合夥人金珍君，這位哈佛畢業的美籍韓裔經理人，通曉三國語言，當時剛帶領達芙妮走出泥潭。李甯把危機中的公司托付給他和他的團隊。兩年，金珍君沒有上演奇迹。
伏筆早已埋下。金珍君入主不久，就被元老直接在會上炮轟：“什麼你都懂，你都明白，你把這些人都開了得了呗，就你一個人做決策呗。你請那麼多O（指CMO、CFO等高管）幹什麼，就你一個人說話啊？”
另一位元老對這個外籍團隊的總結是：“他們的态度就偏離，他們的方法更是錯誤，所以兩年内沒有遏制住李甯公司的下滑，反而加速了下滑，坡行變成了陡行。他對公司不了解，請來的全都是英國人、台灣人、美籍華人、美籍韓人，這對公司的文化形成一種嚴重的扭曲。”
日積月累生長出來的不信任感，往往會在公司文化深處裂出縫隙。這時候需要的是一個有強大黏合力量的人。
在危急時刻，如果公司的創始人都不出來，還有誰能救公司？
李甯隻好硬着頭皮，接了。
吉祥物
即使已經回歸公司3年半了，李甯臉上仍有一種疏離感。
7月18日，是李甯公司與代言人、美國NBA球星德懷恩·韋德續約的日子。《人物》記者在發布會現場看到，照相機停止拍攝的時刻，站在台上的李甯收斂笑容，兩隻手局促地晃來晃去。他穿了一款公司今年最熱的、找黃牛加價才能買到的“悟道”球鞋，卻搭了一條過長的卡其色長褲，鞋子被遮得嚴嚴實實。
副總裁洪玉儒對他這種穿衣風格早已習慣。2014年李甯回歸後的第一次公開露面，是洪玉儒幫忙挑的衣服。“我要他穿什麼衣服，穿什麼褲子。他那褲子，哎喲喂，我說你得這麼穿大哥，‘咔咔咔’把他褲腿給挽上了，再把那個鞋繩拽下來。”
多年來，李甯都被公司上下視作一個吉祥物式的存在。對于員工來說，他更像遙遠而模糊的精神象征。他出現的形式包括園區内“李甯交叉”的雕塑、年會舞台上那個遙遠的身影，和每個新年一封加油鼓勁的員工内部信。李甯出現的次數之少，有一個細節可以佐證：一位設計師面試實習生，兩個人出門時遇見李甯，設計師認為是大喜之事：“你運氣非常好，你看前面是誰？可能注定你要在這家公司工作了。”
20年前，李甯就開始與公司的日常管理脫離。1998年，李甯到北大上學，把公司交給CEO，自己隻做董事長。2004年公司在港股上市，他更是把家搬到香港，陪伴一對子女在那裡上學。
他的放手是相當徹底的：隻參加一年四次的董事會，每兩個月和CEO見一次面，但極少在管理會議上出現。他任命了公司第一任CEO陳義紅，但陳離開時，繼任者張志勇是陳自己選的。CEO以下的管理層，李甯更不幹涉。
在公司遇有重大決策時，李甯會出現，但他不一定拿主意。最著名的故事是，2010年夏天，公司決策層決定換标。他們要放棄那個打上李甯深深烙印的L型logo，換一個更鋒利、時尚的——這是後來飽受诟病的決定。但出席了提案會的李甯并不顯露喜惡，隻推說腰痛複發，問他們：“我能不能不選？”
2008年汶川地震後，李甯帶隊到四川赈災。當地許多經銷商找到他，抱怨當時公司管理層的決策。李甯和他們是當年創業打天下時積累下來的交情，曾經互相成就，但即便如此，這些抱怨他也隻是聽聽，幾乎不會去和公司高層反饋或建議。
他曾這麼解釋自己作為董事長的作用：“結不結婚不是我決定，而是我參與拍闆決定；而後具體跟誰結婚，怎麼結婚，那就是志勇（CEO）他們的事情了。”
他不是那種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創始人。7月23日，他再次向《人物》重申了他的觀點：“我并不想做一個CEO，我是想做一個企業的投資人，或者創業者。”他打了一個比喻，2014年回歸之前，公司對他來說可能有兩米高，但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有一米九。
比如讀書對他很重要，他對知識有近似收集的渴求。1998年他跑到北大法學院讀本科，在學校裡包了一間房，踏踏實實住下來。法學教授何兵對他印象好：“十幾年前，李甯在北大法學院讀書，聽我講民事訴訟法。他是個認真的學生，每課必到，遠遠地坐在後面的角落，是個低調的人。”讀着法律，他還選修了經濟學雙學位，又去光華管理學院讀EMBA，還讀了曆史系的研究生。當時的北大學生曾在期末考試前，在熬夜複習的牛肉面館裡遇到他，聽到他跟同學說：“這道題肯定考。”
他對體育比賽始終很有興趣。作為曾經的體操國家隊隊長，他從1990年便開始贊助體操、跳水、乒乓等幾支國家隊，每逢這些隊伍有重大國際比賽時，他常常親臨現場，與隊員教練們在一起。李甯回歸公司後，他的一位前員工去丹麥出差，正趕上李甯公司贊助的運動隊在當地比賽。大使館的人說，李甯會來看比賽，這位前員工馬上給他發短信，李甯回複他，公司太忙了，這次沒法來了。
射擊隊商業化程度不高，不掙錢，但早年許海峰找到他要贊助，他二話沒說答應了，讓許提要求。隊友李春陽、師弟李小鵬、師妹畢文靜，都先後在李甯公司任職。一直到現在，他的朋友還多是體育圈裡的人。
高光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李甯一生始終和體育深度纏繞，他的性格和人生關鍵時刻都與此相關。
2008年，是他離開賽場之後的人生高光時刻。8月8日，奧運會開幕式之夜，在苦練一月、瘦了10斤之後，45歲的李甯作為最後一棒火炬手，被威亞吊起，在鳥巢上空繞場一周，引燃主火炬。
提起當年那一刻，他更願意把萬衆矚目的榮耀，降到自己為了克服恐高而進行的嚴苛訓練，“我眼睛始終盯着我的手，把我的世界壓縮得很小，我就隻做我的動作。”
這個榮耀把18歲的李甯公司推向了最高點。對手的反應，最能說明此事的強烈程度—李甯剛點完火，北京奧運最大的贊助商阿迪達斯就去國際奧組委、中國奧組委投訴了，當時安踏一位高管還給阿迪達斯的市場總監發去短信：“你是不是得跳樓了？”
更直接的回饋是市場的反應。2009年，李甯公司實現淨利潤39.7億元，同比上漲23.3%，它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首次超越了阿迪達斯。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李甯參加聯合國糧食計劃署活動
鮮花着錦、烈火烹油之時，世界将變得更加開闊自由。這段時間裡人們做的選擇，往往就是他們的價值取向所在。
透過李甯這時候的選擇，能勾勒出一個自由心性的李甯。也許是2008年的點火者形象讓他更堅定了自己在商業之外的選擇—國家和責任感又一次擊中了他。
奧運後，來找李甯的事情無疑更多了。一位曾在2008到2011年間為李甯打理公共事務的前員工告訴《人物》，李甯不像其他企業創始人，他并不願意參加商業性很強的活動。把什麼活動推給他合适，把握分寸是非常難的，但有一點，“他确實更願意做一些和國家相關的事情，這時候他會願意聽你安排。”
2008年後，他作為親善大使，跟着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工作人員出國訪問，到過萊索托、孟加拉、柬埔寨，有些地方環境惡劣，出發前要打許多針疫苗。但李甯非常樂意做，他那是代表中國，所到之處都會有中國大使出面會見，而他向駐在國民衆發放的每袋糧食上都有國徽，這些是他在意的。
數次與李甯同行的原聯合國糧食計劃署（WFP）新聞官許楠印象很深，李甯出行時格外專注，他對糧食援助的工作内容感興趣，言談間會很想知道聯合國其他機構是怎麼運作的。同時他在外面也很“閑”，沒有什麼公司的電話要打，關于生意，一句不談。
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會健康大使，開幕之前排主題歌，他也願意去上兩三次。
公司品牌項目管理中心總經理張向都記得，當時國家體育總局想成立一個運動員基金，用于退役運動員的安排，他們約李甯在國家體育總局邊上的天壇飯店見面。一位局長提出，希望李甯能投200萬，李甯想了想說，他投2000萬。局長沒聽清，問了兩遍，沒錯，就是2000萬。
那位曾經為李甯安排公共事務的前員工，是這麼理解李甯的：“他當運動員時，每一場比賽都代表國家，這是一以貫之的教育，在賽場上聽到的國歌，眼睛裡看到的國旗，身上穿的國徽，經典的紅黃配色，全部都是跟國家有關系。後來雖然在公司，他也覺得隻要涉及國家，就應該把它當成責任來看待。”
也因為這一點，體制内官員對李甯認可度頗高。前任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主任馬繼龍告訴《人物》：“李甯對體育的感情，福建那些企業是沒有的。而且體育為國的這種榮耀，不是僅從電視上看到的，他是體會最多的。”
李甯和體制的這種互相認可也給了公司信心，進而讓他們做出了更激進的判斷。負責政府事務的張向都認為，政府也對李甯公司非常支持，能給到李甯的，在合法合情的局面下，都會首先給到李甯。
那時的李甯公司，上下情緒一片高漲，他們認為擴張是必要的，也想要一個更國際化、更年輕化、更有活力的公司形象。2010年公司換了商标，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把新的研發中心開到大洋彼岸的美國波特蘭。那是球鞋産業的世界“聖地”，耐克和阿迪達斯都在那裡有設計中心。這足可見得當時李甯進軍國際的野心。盡管這野心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商業模型之上。
但是很快，命運的饋贈就結束了。過分的樂觀最終需要一個償還。2008年後是一個更現實的年代，它結結實實地撞了上來。
對手
一位體育從業者對2008年後的體育産業繁榮有一個比喻：李甯、安踏、耐克都進了電梯，一個在裡邊跑步，一個在裡邊做俯卧撐，一個在裡邊拿大頂。别人問他們是怎麼上來的，他們說，跑步、做俯卧撐、拿大頂上來的，其實都錯了—是電梯把他們拉上來的。這電梯，指的就是2008奧運刺激下的整個中國體育産業的勃興。
也正是因為這種蓬勃，體育用品企業都帶有一種盲目的熱情投入生産。2010年初，整體供大于求，行業頹勢已十分明顯。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經曆過幾次經濟危機，對市場更敏感，很快開始打折，但李甯還在大量生産。
2010年，李甯業績發生斷崖式下跌，淨利潤暴跌至11.08億，股價在短短5個月時間内被腰斬。僅2011年，李甯就關店1821家。
時至今日，李甯公司的高管們已經能客觀看待當年的“試錯”。7月19日，張向都告訴《人物》，他認為這都是公司戰略的問題，盲目擴張、投入，最後形成負債，“都是自己的事”。
尤其是2008年之後，公司因為戰略重心從“體育”轉到“時尚”，因此選擇性放棄對中國奧委會戰略合作夥伴的争奪。這後來被許多人認為，是第二任CEO張志勇任内錯誤的決策之一。它不僅意味着李甯失去了一個趁勝追擊的機會，還意外地養大了對手—當時營業額還不到李甯一半的晉江企業安踏，拿到了戰略合作夥伴資格，迅速進入發展快車道。
世界總是充滿吊詭。最看重國家責任的李甯，在2008年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最終導緻的卻是李甯公司因為這認可放棄了自己本來寬闊的道路。
在親曆者的叙事裡，安踏為得到這個機會，用心頗深。當時負責競标的安踏副總裁張濤告訴《人物》，為了和體育總局建立關系，他從2008年春天起，就開始天天去總局“上班”。他知道要從處級以上領導裡邊誕生評委，就去敲了幾十個處級以上領導的門，給人遞一個簡曆，挨個介紹，“我來自于安踏，我們是晉江企業，我們生産這個玩意兒。”
下圖這件在巴黎時裝周展出的藍色夾克，複刻了1990年北京亞運會紅色領獎服（上圖）
他們做标書的團隊分為兩支，一支明線，一支暗線，“你不能對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表示信任。”他們最終用了暗線制作的那份标書，臨出發前，張濤接到了安踏創始人丁世忠從總部打來的電話，告訴他投标的數字。他填好，封好，出了門。在總局門口，張濤還遇見剛交了标書的張志勇，兩個人揮了揮手，沒說話。
開标時，李甯的價格在6家企業中居于中遊，而安踏則遠高出所有對手。時任中國奧委會市場開發部主任的馬繼龍吓一跳，馬上給張濤打電話：“你們還有機會，後悔還來得及。别像當年的秦池酒在央視砸錢做廣告，廣告做完了，企業也垮了。”他甚至提出可以寫個内部條款，“萬一企業不行了，咱把錢退給人家。”
但這是安踏總裁丁世忠最珍視的機會，他砸鍋賣鐵也不可能放棄。2008年李甯在鳥巢上空點火時，他就感情複雜地坐在台下。當時丁的多數家族成員都強烈反對花這麼多錢，在會上丁世忠就罵了一句晉江糙話，問他們，有沒有比這個資源更好的？要有，他們提供，如果沒有比這個更好的，那擺在眼前的就是機會。
“他像獵犬一樣，一直在尋找這個味兒。”張濤說。
挫折沒有就此結束，對李甯公司來說，觸動更大的是2013年，安踏以高出他們一倍的價格，拿下了國家體操隊的贊助權。體操隊是李甯的“娘家”，當時的輿論認為，安踏已經攻破了李甯的禁地，它不僅是為了商業價值，更是為了打壓李甯的士氣。
2013年開标當天，李甯、張向都、時任CEO張志勇都在李甯辦公室等着。中午11點，電話打來，告知安踏中标，李甯隻說了四個字：恭喜他們。
提到這件事，張向都至今忿忿。“李甯是一個故事的傳承，他是美好的傳說。我去了體操隊參加的所有世錦賽和重大賽事，每當李甯到的時候，跟教練們、運動員在一起，能說出很多術語。而安踏跟體操有什麼關系？”
當時張向都找到體操中心問：“李甯公司贊助23年，這些情感和幫助你們都不算了嗎？李甯個人對體操的支持，你們也都不考量了嗎？”時任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主任的馬繼龍知曉事情的經過，他告訴《人物》，當年體操中心主任向他解釋，為什麼後來放棄李甯—不是為了錢，也是為了錢。
“不是為了錢，就是不是因為安踏的錢給高了我們就給它。也是為了錢，就是說李甯這麼多年來在這方面的支持，安踏确實沒法比。安踏有一種狼勁，就是我一旦進來，會想盡一切辦法讓你滿意，讓你覺得我比李甯好、比耐克好、比阿迪達斯好。”
沒人知道這次對李甯的沖擊有多大。李甯是個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沒有大開大阖的情緒。他的表達謹慎、克制，說什麼話都給對方留有餘地。采訪時，他對此事最嚴重的表達，也不過是，“有一點難受”，他說他現在不能常去體操隊了，為了避嫌。
但李甯的一位同學曾在某個場合聽見過他的感慨：“現在做企業不能再靠經驗、感覺和關系了，企業要發展，必将會碰到訓練有素的職業選手，所以我們也必須很職業。”
個中況味，裡面蘊含的人情，商業，潮起潮落，殘酷，也許隻有李甯才知道這感受有多複雜。
善良就夠了嗎
體操隊未中标的挫折不過是嚴峻商業現實的一種。當時雖未回歸CEO崗位，但李甯已經看到了風雨欲來的危機。
不是不着急，但似乎又沒那麼急。做選擇做決定，對李甯來說需要更長的一個時間。
許多員工認為，李甯的氣質深深影響了這家公司。一位離職員工給了老東家很高的評價：李甯有中國民企少有的令人愉悅的氛圍，因為李甯本人的善良，公司的氣質也是不斤斤計較，是相對寬松與自由的。
這種氣質真實可感。李甯公司在通州的辦公中心，園子寬闊，裡面種着櫻桃樹、柿子樹、海棠樹，四季都有自家的果子端到員工桌前。園區裡還開了職工幼兒園，收費比外面低，員工們可以放心地帶着孩子上下班，有上世紀老國企的脈脈溫情。在李甯公司的籃球館上空，高高地、一絲不苟地挂着國旗。
前任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主任馬繼龍對李甯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寬厚。即使是在公司最低谷時，李甯和他談話，反思前幾年的工作，也不會批評前人。他會承認以前是個爛攤子，但從不說某個人的壞話。“你想陳義紅，李甯看到他的問題了，沒有單刀直入和他談，而是送他走，把卡帕（李甯公司原有品牌）送給他。後來張志勇折騰，修改logo，一會兒走時尚，一會兒要走國際，左右搖擺，李甯對他這個事兒都不再提，隻是往前看。”
有時候，他的大度甚至讓人生氣。2009年是國慶60周年，天安門有花車大遊行，奧運冠軍們也在車上。這年已經進入了安踏的贊助周期，他們得穿安踏的衣服，但冠軍中也有李甯本人，“很尴尬”。馬繼龍記得，當時李甯公司上下一片反對聲，說李甯可以不參加也不能穿安踏。李甯說，“沒關系啊，穿安踏就穿安踏，我得去啊，我不去怎麼跟體育界交代呢？”後來馬繼龍怕他太為難，給了他一個國徽，蓋住了安踏的logo，才算把事情解決。
在李甯公司初創時期，沒有遇到過太大的波折或競争。他那時有民族英雄的光環加身，他的多年好友張健記得，在閉塞的80年代，李甯從洛杉矶奧運會拿回來三金兩銀一銅，那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績。“在柳州一個小城市有這麼一個奧運冠軍回來，轟動得不得了。他坐吉普車從火車站出來，沿途全是老百姓在路面上夾道歡迎，搶着就要摸他的獎牌。”
1990年李甯公司創業，向公衆征集logo，6000份投稿如雪花般寄來。創業3個月，他便拿下了第十一屆亞運會的贊助權。那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國際綜合運動會。李甯當時跟組委會說：“您應該使用國産的、國家的、國内的企業，因為這對國人還是很重要的，對建立我們的自信、融合還是非常重要的。”組委會也非常樂意接受他的建議，最後國外的競争者就沒有考慮。
亞運會一役，李甯一炮打響，此後連續四屆奧運會，他都拿到了中國代表團的贊助權。90年代的中國體育市場，是一片亟待開墾的荒原，國外的勁敵還沒進來，晉江系尚處萌芽之中，整個中國都是李甯的天下。公司鞋研開發生産中心總經理徐劍光的回憶是，那時李甯的鞋供不應求，工廠的車子拉到倉庫都不用卸貨，經銷商的車直接就搬走了，根本不落地。
但到了北京奧運會前後，行業處境已大不相同。且不說國際對手耐克、阿迪達斯，就說晉江這些品牌，他們是從上百家同類的企業裡殺出來的，性格強勢。比如安踏總裁丁世忠，對細節锱铢必較。張濤記得，贊助CBA時，丁世忠會盯着電視看安踏廣告是怎麼露出的。每隔1分半，廣告牌有一次三連翻，“咔”翻過來，丁世忠就拿着秒表掐，掐這個執行是否到位，執行不到位，他就給他助理打電話了。
贊助中國奧委會也是，丁世忠會拿照相機對着屏幕拍下來，“這個，你看，他為什麼沒穿（安踏）？”張濤每回到廈門總部開會，董事會一大幫股東就會飙當地髒話，用普通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自己花了錢，還要被别人搞。”
為了增強競争力，晉江商人都抱團。安踏丁世忠與九牧王林聰穎、鴻星爾克吳榮光，私交甚笃，生意上也合作。“比如說采購的時候，哥幾個一塊采購，采購完回來咱們自己掐。先把别人幹倒，咱再窩裡鬥，這是閩南企業的特征。”這是張濤的觀察。
但李甯的朋友圈幾乎沒有商人，也很少有官員，都是體操隊的故人，或是早年在健力寶工作時的朋友。一位與李甯熟悉的離職員工記得，每回他去參加公益活動，喜歡叫上一幫朋友，爬爬山，出出國，這種活動他最喜歡。“他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一緻的。他這些年一直在延續這種生活方式，受外界改變的東西很少。”
曾給李甯授課的北大教授王亞非覺得，可能他本身也并不适合做CEO：“李甯個性比較樸實，其實某種意義上并不适合經商，你能想象他去追債的樣子嗎？”
歸來
李甯的寬厚和疏離似乎需要一個更決然的時刻—真正的死胡同以及别無他法。
2012年倫敦奧運會前後，天兒還熱，馬繼龍接到張向都電話，約他到公司和李甯聊聊。馬繼龍已經許多年沒見過李甯了。走進辦公室，他的第一感覺是，李甯年紀不大，已經白發蒼蒼了。第二感覺是，他是回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來了。
談話間，李甯表達了對公司2009年錯失中國奧委會合作夥伴的遺憾，那時李甯已經明确，公司的定位要重新回到體育上，他希望能與中國奧委會謀求合作—但已經不可能了，奧委會所有權利都歸屬唯一的贊助商安踏。那是馬繼龍第一次打包做授權，他不能壞了規矩。
與這場會見幾乎是同一時間，李甯引入私募集團TPG，其合夥人金珍君出任公司CEO，并攜帶團隊進駐。2014年底，金珍君辭任。兩年時間，嘗試失敗。
時隔16年，李甯重新出任公司CEO。
那時公司深陷泥潭，資金鍊幾近斷裂，他隻能全力以赴。調整公司架構、清理庫存、改良渠道……丁世忠曾在安踏艱難時留下一年走遍400地級市巡店的佳話，如今李甯也不得不事必躬親。即使腸胃不好時，他也得和經銷商一起喝酒。
他把侄子李麒麟帶回了公司。2014年底，一天的下班路上，李麒麟勸他為了公司開個微博，“咱們既然回來了，就要全力以赴去做。”他當時沒說話，第二天一早，李麒麟發現他已經開始發微博了。2018年2月紐約時裝周後台花絮
原來李甯是個大家長，李麒麟12歲去英國讀書，李甯告誡他，别老給家裡打電話。18歲成年時，李甯一臉嚴肅地叮囑：别吸毒，别犯法。然而現在，李甯也要向年輕人學習了。他開始注重産品，願意聽十幾歲孩子關于籃球鞋的感受，喬布斯也被他挂在了嘴邊。
他關于公司治理的理念也在變化。十幾年來，他笃信職業經理人治理公司，把家族成員全部請了出去。但這次，他不僅對學金融的侄子委以重任，還喚回了一些離職的公司元老回到重要崗位，提拔了老将洪玉儒為副總裁。
時至今日，他不得不否認當年自己堅持的東西，“我也在總結自己過去20多年的發展。好的一面是我們還是給了職業經理團隊很大的空間。不好的一面，在中國這種巨變的市場中，我們本身技能也不是很強，這個（職業經理人）模式也不是非常成熟。”
一個人在打翻身仗的時候很難享受。采訪期間，《人物》記者也試圖找到這3年半來李甯情緒起伏的一些關鍵時刻，但近20位外圍采訪對象的答案出奇一緻—他們幾乎沒見過李甯有強烈的悲喜、焦慮，及其他濃烈的情感表達。
公司元老、副總裁洪玉儒覺得，李甯是個特傳統、特含蓄的人。他回憶起2014年底，李甯決定把産品全權交給他負責的那個瞬間—他倆站在李甯辦公室門口聊天兒，洪玉儒問，“你想好了嗎？”李甯說，“我想好了。”洪說，“想好了就幹吧。”就三句話，是他們這代人的情感交流模式。
在所有受訪者中，隻有李甯的隊友、現在的同事李春陽，見過李甯大哭的樣子。那是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中國體操男隊在團體比賽中以0.1分的差距輸給日本隊，位列第四，李甯本人也沒有拿到獎牌。比賽結束後，他們6個人在休息室裡抱頭痛哭，聲音之大，走廊裡都聽得清清楚楚。
時隔20年，李春陽已經變成了穿着職業裝的企業高管。當時他年紀小，不覺得傷心，隻覺得這樣的失利簡直不可置信。他還記得李甯當時帶着哭腔的自責：“真對不起你們，我伴随中國體操隊從1981年開始站上領獎台，從來沒離開過。直到今天，因為我的失敗，把你們從領獎台上給拽下來。”
那個時代，舉國上下神經緊繃，民族情緒随着競賽結果大起大落。回國後，李甯收到過刀片、上吊繩，還被人稱作“體操亡子”。但他們在李甯臉上看不到失落，他很快退役，創辦李甯公司，爬了起來。
這樣穩定的内心秩序，馬繼龍認為跟李甯少年時經曆競技體育的摔打有關系，“他有達到最高峰的時候，也有掉到地毯上的時候，他（對成敗）的認識是最最深刻的。”
打火的人
2018年，10年輪回，走過幽暗低谷，李甯再次回到公衆視野。
今年2月、6月，李甯公司在紐約和巴黎各做了一場秀。面目清冷的外國模特穿着的紅黃配色的體操服、田徑服、T恤衫上寫着大大的“中國李甯”字樣，印着李甯當年在吊環、鞍馬比賽時的照片。那時他還是國之青年，豐逸俊朗，替國出征。
當他再次與國家一起出現，似乎一切都對了。這是60、70、80幾代人的奧運回憶，同樣符合90一代的符号表達。紐約時裝周一月後，李甯公司升值近30億港元。
時機讓人慨歎，當年李甯公司想要争取90後，卻失去城池。如今，似乎可以說水到渠成。
隻有在這種時候，才能窺見李甯些許柔軟的樣子。今年6月，他和老友張健回了趟佛山三水。那是28年前他事業起步的地方。他在街邊大排檔吃飯喝酒，同桌的老友是當年健力寶公司的司機。當年下了班，他們一塊兒聽鄧麗君、譚詠麟和許冠傑的歌，看周星馳的片子。
2014年他回歸時，頭銜是代理執行CEO，至今“代理”二字還沒有去掉。他的員工曾多次試圖删掉這兩個字，被他拒絕。“我随時想溜啊。不是我想逃跑，我就是要逃跑，我沒想做這個CEO啊。”7月23日拍攝《人物》雜志封面時，攝影師問李甯平常最喜歡做什麼，他疲憊地嘟囔了一聲：“喜歡睡覺。”
原來他也是個愛宴客的人。如今在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任職的許楠常被他叫去家裡吃飯。認識不認識的都有，一堆人。他家在郊外，地下一層寬闊，原本是他的書房，後來改成了大家聚餐的地方。有專門做鐵闆燒的設備，每回李甯備好食材，請廚師到家裡來做，付一些人工費。他來往的人多，但無外乎是國家體操隊的朋友、廣西省體操隊的朋友，以及和公司、生意毫不沾邊兒的人。廣西的隊友每次都住他家，賓主盡歡，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現在這樣的日子是一種奢侈了，公司的挑戰一件接着一件。刀刃上行走，容不得半點疏忽。他具備了更多的警醒之心。
去年夏天，鄒凱要從國家隊退役，猶豫要不要離開體制，投身體育産業。在李甯的家裡，李甯告訴鄒凱，現在已經不是他創業時的那個年代了，資本的力量在更多進入這個行業，再靠自己單打獨鬥，出頭太難。
資本時代，體育早已不是體育用品行業的遊戲。
7月，正是公司競标CUBA（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商務運營權的決勝時期。過去5年，李甯是CUBA的運營商，籃球是他們最看重的業務。
7月19日上午，《人物》在李甯公司見到負責競标的張向都，他前一天剛從現場回來，一坐下就開始感歎：“現在大家對體育資源這種掠奪的感覺，真是孤注一擲。一個學生聯賽，我們去年最後一個賽季，兩個比賽加一起才4700萬，這次光CUBA一個賽季就有出到7000萬的。我真沒想到。”
當天下午，副總裁洪玉儒也提到此事，“太狠了那幫人，他們根本不是按照市場規模來運營。”
7月30日，另一家公司以10億的價格，拿下了CUBA接下來7年的運營權，這一金額創下了CUBA商務運營權售賣的新紀錄。
對李甯和李甯公司來說，這次競标失敗似乎又是一道坎。
要觀察李甯對現行規則的适應程度，最直接的辦法是翻開公司的營收成績單。今年3月在香港的業績說明會上，李甯宣布了2017年的年度營收：全年毛利41.76億人民币，2014年這個數字是-7.8億。
站在台上作報告的李甯，無論是否願意，現在都是那個創業近30年、中國本土最知名的體育用品公司的實際管理者。
在2008年的高光時刻，媒體曾這樣評價他：李甯的身上有着獨特的烙印，從他進入健力寶開始，就一步一步離開體制，體驗各種人生，最終回歸到自由之路。
10年之後，并非如此。田園将蕪，英雄也隻能歸來。他知道公司需要一個領路人，“中國的員工都願意像盲人一樣，他們需要人帶路。同時他們像一個蠟燭，需要能把他們點亮。所以你得有一個人去打火，得有一個人帶領他們沖鋒陷陣。”
李甯曾經告訴許楠，當年他在國家隊，每逢大賽前夜，他都會獨自去爬長城。黑暗中沿着這個國家最古老的城牆攀登，能增強他的使命感。現在這對他來說已經太奢侈了。
侄子李麒麟注意到一個細節，李甯常常在會議與會議的間隙，站在寫字台邊練字。時間隻有10分鐘，他就隻想偷走10分鐘的甯靜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