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的最高境界就是遊戲。而玩出大東西的都是‘傻子’，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國的‘傻子’太稀罕了，‘聰明人’太多了！
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不從經濟角度、技術角度講“工匠精神”，主要從文化角度來解讀一下“工匠精神”。
李克強總理把“工匠精神”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段話他是這樣說的：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産，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
最近對“工匠精神”有一些讨論，但是“工匠精神”不能僅僅簡單地把它理解為隻與技術有關、和經濟有關。實際上既然談到了“精神”，它就不是一個技術的問題，實際上它是一種文化，精神一定是文化。
所以我今天重點要從文化的角度談一談何為“工匠精神”，怎麼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意味着什麼。
中國在全世界已經崛起，在GDP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而且成為當仁不讓的世界工廠，就像19世紀的英國一樣。但是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既是世界工廠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評，說中國是“山寨大國”。中國人學習能力很強，模仿能力也很強，但是現在中國現在有多少自身的創新？有多少工藝？這個恐怕現在還是一個問号。因為中國的産品“中國制造”在世界的形象，就像幾十年前的台灣貨一樣，價廉未必物美，用了幾年東西就壞了。
我們怎麼能像德國和日本一樣成為一個工藝的大國，像美國一樣成為一個創新的大國？這是一個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大的轉型。在這個大的轉型裡面，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工匠精神”，恰恰是要實現轉型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元素。
首先要從這樣一個高度來意識到“工匠精神”，這不是一個解決技術的低層次問題，這是一個有很高層次的重要問題。
講到“工匠精神”，在中國曆史上過去有四大階級“士、農、工、商”，“士”是士大夫特權階級，“農、工、商”階級裡面“工”竟然在古代中國排在商人前面，僅次于“農”。那個時候的“工”是手工業者，古代中國的這些手工業者是有他們的精神的，這就是“工匠精神”。
中華五千年文明非常燦爛，因為我們為世界提供了非常燦爛的物質文明，而這個物質文明裡面有很多都是世界瑰寶。例如我們去台灣一定會去台灣故宮，去故宮大陸遊客就排隊去看玉雕的大白菜、紅燒肉，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瑰寶，這都是當時古代中國的匠人、這些手工業的藝人他們創造的。
雕琢出這樣的精品是今天人做不到的，那是需要一種精神的，這種精神是一種精益求精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古代中國可以說是非常普遍的。當然一定有市場需求，這個需求和當時的貴族有關。
當時的士大夫、貴族大商人他們有這個需求，所以他們需要養一批工匠，來能夠打磨出來今天成為文物的這樣一些瑰寶，這是一個需求。第二個需求就是宮廷，宮廷也要養一些手工業者，然後能夠生産出一些頂尖的玉器、陶器、金器等，以顯示皇家的氣派。
所以在傳統中國你們可以看到，工匠精神是存在的，一個手工業者、一個匠人，他自身最大的尊嚴是他的産品是獨一無二的，最後被宮廷或者是哪個貴族所收藏，這是他一個很高的成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工匠要有一種工匠的精神，不僅僅是為市場生産。
“工匠精神”追求的是自身的藝術價值，而不是市場的價值。到了今天這種追求已經失傳了。特别到了20世紀以後，這追求受到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首先1911年推翻了清朝，沒有宮廷了。然後又殺了貴族，各種各樣的貴族像割韭菜一樣割掉了，高端工藝品的需求減少了。
特别是1949年以後，由于我們閉關鎖國，限于長期物質的匮乏，普遍的生活貧困，重要的問題變成一個叫“急劇增長的人民需求和生産力不足的矛盾”，所以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說要生産出那些在技術上、專業上精益求精的産品，而是為人民大衆他們的一般生活需求的産品。在這種背景裡面可以看到，“工匠精神”已經開始慢慢地喪失了。
當時還有一點依稀保留，你們要知道毛澤東時代最高的稱呼除了“同志”之外還有“師傅”，現在叫“先生”、“老師”、“老闆”，那個時候叫“師傅”。“師傅”當然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除了先進思想之外更重要是他的技術要好。技術分八級，八級的鉗工不得了，很牛。
那個時代裡“工匠精神”算“又紅又專”，“專”那部分依稀保留，因為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知識沒有用，卑賤者最寶貴。所以那個時候技術依稀有那麼一個東西，再一個“又紅又專”的大背景下它有所保留。
到了90年代以後中國發生了劇變，市場經濟以後，整個氛圍追求GDP量的增長。地方政府追求GDP，企業家追求賺快錢，他們注重的不是産品的價值本身，而是它的市場價值。怎麼多快好省地生産更多的産品，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産品的市場價值遠遠壓過了産品本身的價值，這就刺激了許多假貨、僞劣産品，形成了今天中國的“山寨大國”觀感。
從宏觀經濟來說，當投資出口這兩駕馬車還在增長的時候這個問題顯示不出來，這兩年由于投資出口增長都遭遇瓶頸的時候，内需又不足，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就突出了，怎麼提高産品的質量，提高産品的工藝，而不是僅僅量的擴張。于是工匠精神的回歸就呼之欲出。
“工匠精神”的提出是有這樣一個背景的，我把他稱為“回歸”。意思是說，不是中國文明裡面沒有這種精神，而是這種精神被壓抑了，今天怎麼把他重新召喚回來。
究竟什麼是“工匠精神”呢？怎麼理解呢？當然從技術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的解釋，我今天主要想從文化角度來談一談“工匠精神“何為。
“工匠精神”是種專業精神
什麼叫專業精神？德國有一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韋伯貢獻很多，他最早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秘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到今天世界影響都非常大的名著，講資本主義怎麼産生的。
不要以為資本主義和商業有關，商業文明古已有之，幾個有影響的大的民族，商業都是很古老的一個現象，中國也是這樣。在西歐最早商業最發達的是地中海國家，威尼斯是當時的地中海乃至整個商業的中心。
但是現在所熟悉的這套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竟然沒有最早發生在商業最發達的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是威尼斯，而是發生在荷蘭，然後是英國，那是什麼原因？沒有人把這個秘密破譯出來。
韋伯做了一個宗教和文化的分析，他發現這和宗教有關，意大利是天主教國家，天主教的宗教倫理當中，人是有罪的，在現實世界是一個黑暗之城，上帝之城才是光明之城。所以人活在現實生活是沒有意義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贖罪，最後進入天堂。所以你在現實生活當中成就越高，你們越說明你是罪人。“富人要進天堂，要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在這種背景裡面誰願意去賺錢？
但是17世紀新教出現以後把這些都改了，因為在新教看來一個人誰能進天堂這是命定的，命定以後你怎麼來顯示你是上帝最好的選民呢？就看你在現實生活當中的成就，成就越高越能證明是上帝最好的選民，你有可能進天堂。所以新教國家的人開始改變了，為了進天堂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賺錢。
現在的人賺錢是為了享受，為了積累财富，甚至非理性地積累财富。剛剛揭示出來原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貪污了2.5億，這個2.5億他子子孫孫像愚公移山一樣吃不完用不完，貪腐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了。
但是最早在這些清教徒看來，賺錢僅僅是為了進天堂，所以韋伯用了一句話“入世禁欲”，他們積極地工作，但是竟然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在生活上非常節儉，對于自己的欲望極其克制的人。
美國最早的福特汽車公司的老闆老福特，那個時候已經是億萬富翁，還是穿了一雙破皮鞋，一身舊西裝，每天早上喝清咖啡、吃黑面包，這是他清教徒一生的生活，他賺錢主要是為了證明“我是上帝最好的選民”。
要知道今天的中國有點像19世紀的英國，就是工業革命經濟高速增長，用今天的話叫做“野蠻生長”。但是與“野蠻生長”還是有區别的，比如今天的中國和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很像，雖然都有一點野蠻生長，那個資本原始積累，羊吃人也是很可怕的，當時馬克思極力批評了當時資本主義早期的黑暗和野蠻生長。
但是當時維多利亞時代是很保守的，他還有一套宗教觀念，可以稱為《有信仰的資本》，這是英國的一本書，介紹了19世紀英國十幾個著名的企業，比如說今天很熟悉的聯合利華。這些企業拼命地賺錢，賺了這麼多錢又不消費，就做公益慈善。因為公益慈善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要求做。所以這是“有信仰的資本”。我們今天說的這套現代企業制度，那種拼命地賺錢，但是早期有一個宗教倫理在制約着他，這和後面不一樣，後面當然今天西方也和中國差不多，“入世縱欲”了，宗教已經退潮了，更多的人進入消費主義，特别是1929年資本主義之後消費主義成為主流，如果消費疲乏，經濟就要出問題。
但是早期有一個東西留下來了，就是我說的“志業精神”，我前面說“工匠精神”就是一種專業精神，也叫“志業精神”，這種精神是什麼呢？我們講一個“天職”calling，就是最早一代的資本家、企業家，他們是為了上帝而投身于工作的，所以他們賺錢是内心有一種呼喚，上帝聲音的呼喚就是calling，叫天職。
到了後面慢慢的整個社會開始世俗化了，很多人不信教，不可能都是為上帝工作，很多人不再有宗教信仰了。支撐你拼命地工作這種精神哪裡來呢？
很多人認為“這就是一個飯碗，這是一個職業”，這是大部分人對自己工作的态度，但是工匠精神的背後不是一種職業，而是另外的東西叫做Vacation，“志業”。與你内心的志向有關，志業可以說是天職的世俗版本，你不是為了混口飯，為稻糧謀從事自己的工作，你是為了自己内心的一種聲音、一種召喚在從事自己的職業，這個職業就叫做志業，工匠精神就和志業有關。
什麼叫志業？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太爾，他有本名著《追尋美德》，麥金太爾在這本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精彩觀點，他說雖然人都追求利益，但是有兩種不同的利益，一種叫外在利益。外在利益是對權力、财富、知識的追求，我們現在的話叫做“身外之物”，這些追求叫做外在利益。
外在利益的特點是可以替換的，比如最初追求知識，做學問，後來發現做了半天的學問沒什麼回報，工資很低，社會也看不起我們。算了，下海經商吧，轉而追求财富了。追求了半天财富，覺得商人的地位也不高，還是做官吧，又去追求權力了。這都是可以轉換的，這都是外在利益的追求。
我們今天很多年輕人不斷地跳槽，從這個行業跳到那個行業，這背後驅使他的都是一個外在利益的追求。哪個利益能夠有更大的回報感，我去從事哪一個，這就叫外在利益。
但是麥金太爾講，他說還有一種利益叫做内在利益。内在利益就是“金不換”，就是你所追求的那個利益其實也是不可替代的，“非此不可”，是你内心渴望的，他不是為了換取一些很具體的身外之物，是為了滿足内心他覺得一種好的生活，我覺得隻有從事這個，我覺得才是我内心的渴望，這就叫作内在利益。
志業，Vacation是什麼，Vacation就是一個能夠滿足你内在利益的那個職業。聰明人通常能夠從事好多工作、好多行業，幹什麼都靈，但是往往有一些人覺得他有自己内心獨特的追求，覺得隻有幹這個他才過瘾，這就是他的志業。
“工匠精神”恰恰他的動力來自于這樣一種志業，這種志業用今天的話說就叫做專業精神。
今天我們有各個行業，每個行業裡面都有自己獨特的專業品味和專業價值，你不從事這個行業你是體會不到的。所以最重要的什麼叫“專業精神”，你進入其中，你能夠對你從事的這個專業的内在品味有深刻地理解，而且願意去鑽研它、體會它、追求它，把它作為自己的夢想。
然後我不是為了換錢，錢不是主要的，所以我願意不計功利地投入把它做到完美，因為這是我的内在利益，這就叫做專業精神。
各行各業都有專業精神，在中國很多行業裡面大部分人是很難體會專業精神的，甚至很難從這個專業裡面得到一種内在的享受和快樂，這就是問題所在。
工匠精神是什麼，首先我們要把他理解為是一種專業精神。今天中國的問題在哪裡？中國今天到處崇拜的是财富，而不是有特殊技藝的工匠。我們今天有各種各樣的排行榜，都是财富的排行榜，好像誰擁有最多的财富誰就是這個時代的英雄。
但是我們缺的是什麼？如果我們需要有一種普遍的工匠精神，我們今天缺的是專業技術的排行榜。比如現在的手機，現在說華為壓倒小米了，為什麼壓倒？說他現在的銷量壓倒了，還是個财富的标準。很少說從專業技術角度，從行業聲望角度，來排排行榜。說銷售量蘋果不是第一，但是專業技術行業聲望目前為止沒有一家可以和蘋果叫闆。
但是我們中國太重财富了，隻認錢，從政府到民間、媒體、商業，各種各樣的排行榜都以财富作為标準，我稱為“外在價值”，但是缺乏的是一種“工匠精神”所體現出來的這些“内在标準”：專業技術排行榜、行業聲望的排行榜沒有。
假如我們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搞一個這個這樣的排行出來，肯定影響很大，特别是在深圳這個地方，深圳在行業技術、專業聲望很多地方都是領先了，這種排行榜的推出才會有一個可觀的指标。
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叫“會笑的人是最後笑的人”，各行各業的競争背後誰能笑到最後？真正能夠脫穎而出的是具有這種工匠精神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财富、金錢，而是最後能夠看重在自己行業裡面能夠領先的人。華為不上市我覺得是對的，一上市就要受到股東的壓力，各種各樣的利潤報表，就受到了各種各樣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不上市，壓力會小得多，會專心緻志地來追求自己的行業和專業技術那個内在的價值。
“工匠精神”是一種信仰
工匠精神不僅是一種精神，而且在我看來工匠精神還是一種信仰。我前面講現在的企業這套制度竟然是從新教倫理裡面脫胎而出的，他就和宗教有關，宗教是一種信仰。
這裡我要引用20世紀大作家沈從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文學之于我，不僅是興趣，而且是信仰。”這句話我看到以後，有一種觸電一樣的感覺，要支撐你從事一個專業，樂此不疲地受到各種挫折還願意鑽研下去，與它終身為伴。
有時候僅僅靠興趣你是撐不住的，興趣是可以發生轉移的，但是一旦興趣成為你的信仰了，那就是真正金不換了。“工匠精神”對于工匠們來說，實際上是一種信仰。
我們都非常喜歡蘋果手機，喬布斯把蘋果的産品無論是電腦還是手機，做到了極緻。這個産品不僅在技術上是極緻，而且還是一個藝術品，從技術和藝術來說都是完美的。有一個詞叫做“技藝”，這個詞我非常喜歡，既是技術又是藝術。他在技藝的層面上做到了完美和極緻。
一個産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很高的階段之後，每提高1%，他的投入可能就不是1%，而是10%，甚至更多，是以幾何基數增長。
一般人如果隻追求市場的價值，會覺得得不償失，但是喬布斯的邏輯不是商業邏輯，他就是一種工匠的邏輯，他的動力就是對内在利益的追求，我要把我的産品從技術和藝術都做到完美和極緻，所以今天才有一個無人可挑戰的蘋果，那個永遠都讓人懷念的喬布斯。
中國媒體有一句神評論，說“中國人老是想着job，所以永遠出不了Jobs！”因為喬布斯有一種工匠精神，我們沒有。
大家都說年輕人要有理想，世俗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是什麼？我們不必提得太高，一講到理想主義好像一定要是道德上的聖人、有家國天下情懷，理想主義在我看來就是從你腳下這塊地方做起，就是把你所從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極緻，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個養家糊口的飯碗。理想主義的精神恰恰是你有一種專業精神、志業精神。
要有這樣一種東西，當然你要對自己的領域、對工藝的敬畏感，當然要有競争，但是僅僅有競争是不行的，我們以前很相信市場，覺得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通過自然的隻要是市場的自由競争，自然而會産生優質的産品。
但是如果缺乏一種工匠精神的話，在野蠻生長的市場早期階段，勝出的可能往往不是那些工藝最好的，而往往是那些粗制濫造的，“劣币淘汰良币”。
市場經濟時代，有一種倫理叫做“工作倫理”，或者叫“職業倫理”這就是對自己專業是有責任感，你是把自己的專業看成一種信仰，就可以培養出一種倫理的精神。
馬克斯·韋伯有另外一個著名的看法，他說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有兩種，第一種理性叫價值理性，第二種理性叫做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就是一個人在從事自己行動的時候，隻為自己的動機負責，為自己的目的負責。對于一個宗教徒來說，“做到盡可能的完美，把結果交給上帝。”這就是一種價值理性，隻問耕耘不問收獲，這就是價值理性，當然這是一種信仰。
但是現代社會是一個世俗社會，大部分的人是不按照這種價值理性來行動的。大部分的人不問這個選擇、這個行動終極目的是否合理，是否有意義沒意義，他隻設定很具體的目标，隻問要達到這個目标我該如何行動，采取一個什麼樣的方案，又通過什麼樣的一種工具我來實現這個目标，這就叫做工具理性。
韋伯就講，現代資本主義、現代的企業制度，實際上就是工具理性所支配的。隻生産，不問最後生産出來，比如原子技術，最後對人類有利還是有害，現代人普遍的行動方式都是工具理性，當然這也沒什麼好指責的，如果沒有工具理性，今天的财富、今天的技術不可能有這樣一種爆發性地增長。
但是在今天我們這個社會裡，我們會發現由于資本主義産生以後，包括18世紀啟蒙運動以後，人的理性方式隻用了一種工具理性的話，最後我們的生産、我們的追求财富的最終目的被忘記了。
似乎追求财富、追求所謂欲望的滿足成為我們唯一的生活目的，随着人類财富的增長，我們擁有物質的增加，人類的幸福感并沒有因此而增加，反而在減少。這是價值理性會問的問題，而工具理性不會問這個終極的目的為何。
涉及到各個行業的生産開發，當我們僅僅是為了盈利、為了賺快錢，為了市場的需求，這僅僅是一個工具理性。但是，究竟怎麼樣，為了什麼，我們為了實現一個什麼樣的價值，這個終極性的目标今天卻被淡化了。一旦每一個行業他自身的行業内在的價值被淡化以後，這種工匠精神因此就衰落了。前不久放映的是吳天明最後的作品《百鳥朝鳳》，我看了以後很震撼，一個唢呐匠的故事，這個“匠”特别好，他追求的就是那種唢呐自身的精神。老唢呐匠說：吹唢呐不是吹給别人聽的，那是吹給自己聽的。
《百鳥朝鳳》在我看來是一曲挽歌，是一曲中國古代匠人精神的挽歌。吳天明觸及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問題，即工匠精神的匮乏。
現在各地都在提倡創業，你僅僅有工具理性可以創業，但是創不了大業。創不了像華為、騰訊，阿裡巴巴這種真正的大業。為什麼？創大業的人是要有夢想的，馬雲有一句名言：“夢想總是要有的，萬一它實現了呢？”這句話是對年輕人講的。
但是我們對夢想的理解不要狹窄，在我看來夢想和目标是不一樣的，目标每個人都有，現在凡是自我理性能力很強的人都有一套人生規劃，但是這個東西叫“目标”，目标是具體的，但是夢想是抽象的。
馬雲的夢想是什麼？一開始搞黃頁，他的夢想是要為中小企業服務，這是他的夢想。他不是僅僅為了賺錢，他有他的夢想所在。以這樣一個夢想作為一個價值理性，然後一步一步往自己，最後做大、做強。
前不久發生了一個大事，阿爾發狗打敗了人類，在人與機器的圍棋大戰裡面，這個事情轟動了全世界。這家公司後來被谷歌收購了，谷歌是一家什麼公司？谷歌竟然是一家“10%的人負責賺錢，90%的人負責胡思亂想和科技創新”的公司。
谷歌是這樣一家公司，他不是賺快錢，他不是把所有的主要精力都是用于賺錢，他造就的夢想，這就是人類的夢想，開發出以前人類都難以想象的，連科幻作品隻是依稀猜想到的那些夢想，他要努力地實現它。
所以從這一點而言，創業需要什麼樣的禀賦呢？韋伯曾經讨論過政治家，他說一個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三方面的禀賦：
第一，價值理性。對自己認定的價值目标的生命關切和獻身熱忱。就是一個大政治家必須要有信仰、有夢想，這種夢想是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的。像奧巴馬就是一個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在位期間他要推行全民醫療改革，這個差點讓他下台了，後來竟然讓他成功了。
他說“哪怕我因此下台，我也要追求全民醫療保險”，因為美國和歐洲比在全民醫療保險實在太落後了。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信仰，為這個信仰願意獻身的。當然僅僅有這個是不夠的。
第二，要有現實的使命感，并為實現這一使命所必須的責任倫理。一個政治家不是教徒，他還要有現實感。當我在實踐我自己的目标的時候，你要對你的結果負責，一旦你會發現這個結果傷害到了你的信仰，比如說我是為人類思考的、我是為人類服務的，結果我最後的行動傷害了我的信仰，危害了人類，我就要因此承擔責任，這就叫責任倫理。
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他到了50、60年代積極起來反對美國政府的原子能政策，他覺得這個原子能技術若不加以束縛會毀滅人類。現在全世界的原子彈可以毀滅地球20次，他就站出來激烈地批判美國政府和不加約束原子能技術，這就是他所擔當的責任倫理。
第三，對現實超越感情的冷靜判斷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這個當然是更稀貴的素質，韋伯讨論的是政治家，在我看來一個好的創業者，一個有工匠精神的創業者，不僅僅靠一種獻身精神、責任倫理，而且需要第三條，那種冷靜的判斷和洞察能力。這三種禀賦和氣質，才構成了一種全面的創業能力。
今天這個時代聰明人很多，聰明人幹什麼都行，轉行特别快，今天發現這個潮流領先了，我立馬轉行做這個，那都是聰明人，聰明人是沒有自我的，他不斷在變。雖然他夠聰明，跟得很快，他也小有成就，立馬就跟上了。但是你會發現不斷轉行的人未必能夠做成大事業的人。
從這一點而言，有時候不是比聰明，是比誰更傻。“傻”是指的他就認一個死理，我就幹這個。當然這個也不能是一個夕陽産業，他還是認定這個行業還是有前途的，由于各種原因處于蕭條期，但是隻要做下去，依然有可能死而複生，這是一種傻子精神。
往往一個行業的大事是傻子來做成的，而不是那些外面來的随時準備開溜的聰明人做成的。傻子是什麼？有時候就是一種遊戲精神，遊戲就是好玩，沒有太功利的目的，也不追求成功，沒什麼道理就是喜歡。沉湎于其中。
工匠精神有時候也是這樣，不是為了錢，隻是喜歡這個。工匠精神講到最後也是一種遊戲精神。
工匠的最高境界就是遊戲，因為遊戲就像工匠一樣，用一種喜悅的方式來欣賞自己的努力。遊戲這個東西要麼不成功，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工匠精神不要内含犧牲和痛苦，而是快樂。崔琦教授有一年我在香港看到香港電視記者采訪那年那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華裔學者崔琦教授，記者傻乎乎地問他：“崔教授，你每天在實驗室，一定很辛苦吧？”
崔琦教授淡淡一笑：“我每天都是懷着好奇的心情進實驗室，不知道每天的實驗結果是怎樣的，像小孩子一樣期待實驗的結果，每天進實驗室都像過節一樣快樂。”
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有一本很有名的《知識分子論》，講了一句名言：“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業餘精神”，現在大量的知識分子成為了專家，做研究、著書隻是為了稻糧謀，對自己從事的專業一點興趣都沒有，就是為了換來職稱、收益、課題。
但薩義德說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業餘精神。以此推廣，工匠精神也是一種業餘精神，你要把專業的事情做業餘做，因為專業一定有某種功利的目的在裡面的，但是你一旦把他看成業餘，那就沒有上班下班了，業餘與專業之分，因為這就是你喜歡做的事。有可能幹出一番大事業。
著名的創業青年導師李開複，他當年辭去了微軟的高薪自己出來創業，他的老闆想不通，我給你的高薪是任何人都抵擋不住的，為什麼李開複竟然說“No”，為什麼？李開複後來說，他的夢想，就是要幫助更多的年輕人創業，最重要的，是要聽從内心的聲音。
什麼叫成功？一個真正的創業者，一個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成功的标準不是外在的、市場的、世俗的标準，多少财富，多大的公司，他的成功是一個自在的、自我的标準，“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所以李開複教導很多的創業者說，最大的成功就是成為你最好的自己。問題是很多人不知道最好的自己是什麼，所以盲從，跟着大潮流走，大部分人隻能“跟“，無非是“跟得上”和“跟不上”的區别。
但是最優秀的人就像孔夫子所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他認準的目标一般人是不在意的，但是他能夠看到這個目标代表了未來。就像當時誰都不看好馬雲，不肯貸款給他，隻有日本軟銀的孫正義獨具慧眼，給了他投資，讓馬雲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這兩天上海正在舉辦電影節，有一場講座竟然爆滿，300人的會場湧進了600人，這就是好萊塢的大佬李安來了。李安的一番話，第二天媒體紛紛報道，我的微信也被他刷屏了。
很多人問他中國電影什麼時候趕上美國，因為中國的電影票房馬上要超過美國了。李安給大家潑了一個冷水，他說：“我希望大家慢速成長，我就是一個36歲才晚熟的藝術家。”李安說現在中國人都在想着賺快錢，各種資金都湧入了電影行業，但是都是要求你幾年裡面達到多少收益。這樣的急功近利是出不了李安的。
今天中國各種各樣的人才培養工程，各種各樣的課題項目創新孵化器都是速成式的，要求你立馬成功。比如我們接課題要求三年，最多五年必須完成。誰都不是傻子，我當然不會報一個風險大的項目，就弄一個保險系數比較高的，好像有創新，實際上是一個保證不失敗的平庸項目。
今天中國對于科研的投資，在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但收獲甚少。最近大紅大紫冒出來的，竟然是一個名不經傳的河北科技大學，一個從來沒有人聽說過的副教授韓春雨，他帶領自己小小的團隊發明了一種第四代的基因編輯技術，發表在世界頂級的《自然·生物技術》雜志上，據說很有可能因此而成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
韓春雨隻有50萬科研經費，實驗室也很簡陋，團隊更是很寒酸。如今媒體蜂擁采訪他，追問他成功之道，韓春雨說，我十年沒發表論文，河北科技大學也沒有把我除名，給了我寬松的、自由的研究環境，養着他。
韓春雨本人也非常淡泊，有一種真正的工匠精神，這十年他不随波逐流，像前面提到的崔琦教授那樣，認準一個方向，在實驗室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證明，玩出大東西的都是“傻子”，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國的“傻子”太稀罕了，“聰明人”太多了！
工匠精神上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品味，你要做出優質的産品，首先你要知道何為卓越，何為平庸，要有專業的品味。但是今天這個時代隻講多快好省，是不講品味的，隻講市場價值，不講專業的品味。
比如在大學裡面，急功近利地要求老師和學生發表、發表、發表，但很多學者連基本的專業品味都不具備，你還指望他能夠出什麼卓越的成果？還能帶出優秀的學生？在我看來，這種以發表為核心的培養工程應該降降溫了，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階段，更多地應該放在培養和提升學生的專業品味上。
“工匠精神”追求的是卓越
品味這個東西最重要的是細節，細節決定成敗，我們與日本的差距，不在格局，而在細節。中國人格局很大，但細節粗制濫造。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在細節上下功夫。
細節的功夫所追求的是卓越，卓越的産品未必有最好的市場價值，特别在一個急功近利、野蠻生長的市場裡面，假貨打敗真貨，平庸戰勝卓越，比比皆是。因此，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實際是一種貴族品質，貴族雖然也在意财富，但不将财富作為終極的價值，貴族的終極價值是對卓越、對品味的追求。無論是卓越的産品還是創新的産品，最後都離不開工匠，需要有一批在專業行業裡面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獨特性的工匠來努力，而這種努力需要很多改變，首先要從教育開始着手。
中國今天的教育是一條羊腸小道高考，但是你在德國、日本這些工藝大國教育是雙軌制，你讀書讀得好可以高考，但是如果你不是讀書的料，喜歡當工匠，沒關系，他們有非常發達的職業教育，乃至于高等職業教育，讓你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在德國、在日本，一個工匠、一個高級的技術工人藍領，同樣受到了社會的尊重。
我們很多人都去過日本，你會發現他們連一個小小的糕點，都做得那麼精緻，在東京吉祥寺有一家叫“小笹”的小店，賣的是羊羹，小小3個平方米門面，一年的營業額竟然高達3億日元，将近2300萬人民币。他們每天隻賣150個羊羹，每人限購5個，要早上四、五點鐘去排隊才買得到，至今46年，天天如此。
羊羹源于中國，後來傳到日本，這家小店所生産的羊羹，既是食品，又是藝術品，有顧客如此贊美：“美貌到舍不得吃，美味到忍不住不吃”。這就是傳了幾代人的工匠精神，追求極緻、追求完美的工匠。
整個日本社會對這些匠人非常尊敬，甚至崇拜，一點也不亞于對科學家、企業家的敬意。
在歐洲，德系國家對匠人也非常尊敬匠人，所以德國的工藝世界第一，瑞士的鐘表至今無人匹敵。這些國家有非常發達的職業教育，世界上還有一個競賽一般人很少了解，叫做“奧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賽”。德國在世界技能大賽裡面囊括過所有的金牌，遙遙領先。
這個技能大賽到去年已經43屆了，這幾屆中國選手也拿了幾塊獎牌，但中國的媒體很少報道，可能覺得“這玩藝兒，藍領的活嘛。”我們所崇拜的英雄都是坐辦公室的，或者在實驗室的，在商務大樓裡面的。在現場的電焊工，再怎麼偉大，也沒有人看得起。
前不久山東的藍翔高級技工學校一下爆得大名，因為他們的校長對學生說：“你們要有出息，如果你們不好好學本事，我們就和北大清華沒什麼區别了。”雖然藍翔培養的開挖掘機的畢業生收入未必比清華北大的畢業生低，但依然赢來社會一片嘲笑，藍翔出名，似乎是一個笑話，但是，中國缺乏的，恰恰是像藍翔這樣的培養高級技術工人的職業學校。
高級藍領的市場需求缺口很大，而一般白領嚴重過剩，但是人們還是争先恐後要考大學，不願進入職校。這裡面有一個“丈母娘價值”：甯願将女兒嫁給窮白領，而不嫁給富藍領。
為什麼？因為從孔夫子開始，就把人分成兩種，“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哪怕再窮，白領也是“治人”者，是管理者；而再富的藍領，也是“治于人”，是被管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又是一個文憑社會，有大學和研究生文憑的白領以後有希望升遷，而沒有大學文憑的藍領永遠是打工的。這是一個非常無奈的現實，形成了中國人非常頑固的價值。
從這一點而言，我們需要很多制度的改變，特别是教育制度的改變，也需要一個文化的改變，整個社會要像德國、日本一樣，尊重工藝人、還工藝人以精神的尊嚴，同時提供給他符合其身份的社會報酬。
價值觀的改變，要從改變制度開始，特别從教育制度開始。要尊重工匠，尊重手藝人，尊重工人階級。首先要給他們的勞動以合理的、體面的報酬，尊重他們對社會的獨特貢獻。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全社會的責任。
我舉一個例子，蘇州的雙面刺繡很出名，但前幾年找不到好的繡娘，因為繡娘都面向市場，拼命提高産量賺快錢。現在有一些收藏家，就将蘇州最好的繡娘養起來，不給她定指标，每年給她固定的收入，讓她按照專業的内在标準，不惜工本繡出最好的作品。
在中國，已經有一些令人可喜的變化正在形成新的趨勢，注重專業、注重内在品質的工匠精神正在在市場的夾縫裡面慢慢生長出來，有了工匠精神的複蘇，中國才有可能從一個山寨大國慢慢轉型為一個工藝大國和創新大國。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我們要有耐心，更重要的，是從自己做起，從制度變革開始，形成尊重工藝、尊重工匠、追求專業品味的好風氣。
（2016年6月18日，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許紀霖教授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發表主題為“專業、卓越與信仰：從文化角度解讀‘工匠精神’”的演講。本文為演講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