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的主角是34歲的高宗武，40歲的陶希聖在整個事件中充當的隻是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的一名配角。他們兩個人不惜背叛國民政府而投身于所謂“和平運動”的最為内在的驅動力，并不是挂在口頭的和平救國，而是不自量力的權位野心。陶恒生著《高陶事件始末》繼200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後，新近由出版過陶希聖著《潮流與點滴》、《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及陶恒生譯《高宗武回憶錄》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補充再版。新版《高陶事件始末》充分汲取最近10多年來才公開面世的《高宗武回憶錄》、《蔣中正日記手稿》等重要文獻資料，為進一步解讀“高陶事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證據鍊條。
野心勃勃的高宗武
高宗武1905年生于浙江溫州的樂清縣，1923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畢業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32年春天，高宗武經友人介紹，準備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動身前的5月15日，日本首相犬養毅在東京首相官邸遭到少壯派軍人暗殺，高宗武立即寫了一篇600字左右的短文，投寄給南京《中央日報》。報社高層刊發此文時加寫了編後語，邀請作者到報社面談。報社希望高宗武加盟撰稿，每周就日本問題寫兩篇專欄、兩篇社論，報酬為150元。高宗武表示150元不足以維持家人生計，報社為延攬人才，答應介紹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兼職任教，另有150元報酬。高宗武通過《中央日報》的輿論平台迅速成名，并且得到國民政府最高層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的青睐。據他自己回憶，經好友裴複恒推薦介紹，蔣介石曾經專門接見，并且有意委任他為侍從室上校秘書。他沒有接受該項人身依附性質的幕僚職位，而是于當年11月脫離中央日報社，轉到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日本問題專員。用他的話說，“在内廷工作動辄得咎，搞不好後半生的生活也大成問題”。
1933年12月，汪精衛以行政院長兼任外交部長。高宗武經《中央日報》主筆、國際法權威李聖五推薦進入外交部，1934年5月升任亞洲司科長。一個月後升任亞洲司幫辦（副司長），主持對日交涉。汪精衛以他“對日交涉繁忙，應酬也多”為由，在每月300元薪俸之外，特準另加300元補貼。1935年5月，30歲的高宗武升任亞洲司司長。同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遇刺受傷，辭職之後赴歐洲療傷，由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同時電令湖北省主席張群接任外交部長。
1937年2月25日，張群接受高宗武建議向蔣介石辭職，當時曾對高宗武有過“蔣委員長要你來接外交部長”的戲言。3月3日張群離職後由王寵惠繼任，野心勃勃的高宗武直到晚年依然耿耿于懷。同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日戰争全面爆發。正在上海治療肺結核的高宗武，于7月14日回到南京，一度成為處理中日危機外交的首要人選。7月31日，高宗武在一天之内曾經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分别召見。随着戰争的發展，中日外交陷入停滞僵局，據高宗武在寫于1944年的英文回憶錄《深入虎穴》（IntotheTiger'sDen）介紹，1937年11月，他在漢口與蔣介石有過一次談話。“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于目前政府對于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和舊識那裡取得有價值的情報。委員長同意了。”
“獨辟蹊徑”闖下大禍
1938年1月14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主任為陳布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周佛海，在蔣介石的資助和汪精衛的指導下，于漢口英租界特三區天津街4号秘密組織用來引導全國輿論的藝文研究會，由陶希聖負責主持日常工作。
1月16日，日本政府發表“近衛第一次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待與帝國真誠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進而與這個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新興的中國”。同年2月，高宗武到達香港，表面上以“宗記洋行”名義辦理商務，秘密身份是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下屬日本問題研究所的所長。每月2000美元的活動經費，由周佛海經手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列支領取。6月23日，高宗武擅自離開香港經上海前往日本，與日軍陸軍大臣、參謀次長等重要人物密談，一方面捕捉到日本方面希望撇開蔣介石與汪精衛講和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向日本方面透露了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主張”在國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納，正在設法從政府之外推動“和平運動”的信息。6月2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6月26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注意：一、高宗武行蹤與處置。……四、敵軍盛造求和空氣。”
高宗武于7月9日離開東京經上海返回香港，他意識到自己擅離職守的越權外交已經闖下大禍，隻好委派譯員周隆庠帶着“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職：舊時公文用語，下屬對上司的自稱。編者注。）個人觀感三項”，回到重慶轉呈蔣介石。高宗武在寫給蔣介石的短函中表示，這些材料“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外，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也”。這些材料中記錄的日本方面堅持要蔣介石下野的信息，讓蔣介石感到難堪和憤怒，他立即命令周佛海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動經費。一心想獨辟蹊徑建立奇功的高宗武，惶恐之中因結核病複發而咯血不止。在高宗武養病期間，周佛海委派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内政委員、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專員的前中央大學教授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宗武的對日聯絡工作，并且按照汪精衛的意願從中央宣傳部每月劃撥3000元給高宗武充當活動經費。已經犯下擅離職守、越權外交的叛國罪行的高宗武，從此罪上加罪，進一步背叛蔣介石及其主導的國民政府，從事起以汪精衛為效忠對象的“和平運動”。
汪精衛從“救國”到叛國
1938年7月27日，日本内閣五相會議根據大本營陸軍部建議，通過《适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采取“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的方針，起用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等“中國第一流人物”建立堅強的新政權。從8月29日至9月3日，梅思平經高宗武介紹并由周隆庠擔任翻譯，與日本同盟社中南總分局長松本重冶連續進行5次秘密會議，初步達成由汪精衛出馬領導“和平運動”，由雲南的龍雲、廣東的張發奎等地方勢力配合支持的秘密協議。
10月24日，梅思平從香港回到重慶。從10月26日武漢淪陷的當天開始，汪精衛在重慶上清寺寓所召集陳璧君、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人，秘密讨論對日“和平活動”。10月30日，汪精衛政治班底中最具政治才幹和野心的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英雄造時勢欤？時勢造英雄欤？時勢如此，能否扭轉乾坤，使國家不至于滅亡，端賴今後努力。”
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依照汪精衛授意，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桢昭在上海虹口東體育會路七号的“重光堂”，秘密簽署《日華協議記錄》及《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等文件，史稱《重光堂協議》。除此之外，他們還制定了被稱為“渡邊計劃”的汪精衛出國及近衛首相發表宣言的詳細日程。“渡邊”是日方給高宗武起的代号。
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11月26日，梅思平帶着《重光堂協議》返回重慶。汪精衛連日召集陳璧君、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人研讀文件。周佛海在事後補寫的11月26日的日記中介紹，“與思平談及汪之性情，鹹認為無一定主張、容易變更，故十餘年屢遭失敗也”。11月27日的日記中，另有“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複，且易沖動”的記錄。
12月18日，在抗日戰争最為慘烈的危機時刻，汪精衛等人擅離職守前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春圃、曾仲鳴、陳昌祖等人同乘包機前往河内。汪精衛的出走，對于勉力抗戰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造成沉重打擊。蔣介石在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雪恥，聞汪先生潛飛到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借口不願與共産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于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按照《重光堂協議》發表第三次聲明，聲稱要“徹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12月29日，汪精衛簽署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的《緻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的聲明稿，交給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帶往香港，于12月31日在汪系報紙《南華日報》發表。這就是汪精衛以和平救國名義公開叛國的所謂“豔電”，“豔”在中文電報中指的是29日。12月31日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見汪響應敵相近衛宣言之明電，其通敵賣國之罪已暴露殆盡，此賊不可救藥矣，多行不義必自斃也。”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臨時會議決議：“汪兆銘違法亂紀，永遠開除黨籍，撤除一切職務，此後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蔣總裁之演詞為标準，奮鬥不屈。”汪精衛（兆銘）至此既喪失了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政治權力，也喪失了和平救國的政治合法性。
不做傀儡，采取斷然措施
對于出走河内的汪精衛來說，高宗武是其政治班底中惟一懂得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政治謀略的一個人。1939年2月1日至5日，從香港應召來到河内的高宗武，每天與汪精衛進行長達8個小時的商談。他們商議的初步意向是，預定于當年的10月10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由日本方面借款2億元，在此之前，每月提供300萬元作為活動經費。汪精衛為此特派高宗武再次訪日。
2月21日，高宗武乘船在長崎登岸時專門拜訪父親高玉環的同鄉好友、正在這裡養病的著名實業家和教育家黃溯初。兩個人用溫州鄉音進行秘密交談，黃溯初勸告高宗武“救國必先自救”，嚴肅指出“追随汪精衛是絕對錯誤的”，希望他及早懸崖勒馬。正是這次秘密拜訪，為後來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筆。
高宗武在日本期間，先後與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以及多田駿、闆垣征四郎等軍政首腦進行會晤。3月16日，高宗武回到香港。3月18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田尻愛義，将内閣五相支持汪精衛組織“新中央政府”的決定通知高宗武。日本興亞院為此決定，從4月初到9月底，每月由中國海關的關餘中劃撥300萬元，作為汪精衛賣身投靠的活動經費。
5月6日，汪精衛在日本人保護下從河内抵達上海，于28日向日本提出“關于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5月初，高宗武離開香港赴上海與汪精衛會合之前專門拜訪杜月笙。杜月笙勸告他不要去，他表示自己必須去，“我不但不會做傀儡，我将采取斷然措施”。
5月31日，高宗武陪同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董道甯、周隆庠等人再一次來到日本。6月18日，汪精衛一行離開東京，于24日抵達天津，28日回到上海。據高宗武回憶：“回到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發了一通電報給陳公博，知道他急于想知道我們旅行的結果。我說，所有我們希望做到的事，在東京全部一無所成。想要跟日本人談判救中國絕不可能。接下去我們要做的是拯救汪精衛。”
8月22日，日本陸軍少将影佐祯昭，奉命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梅華堂”設立辦事機構“梅機關”，專門負責扶植汪精衛成立“新中央政府”。在此前後，重慶國民政府于6月8日下令通緝汪精衛。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于7月14日議決，永遠開除褚民誼、周佛海、陳璧君等人黨籍。8月24日，議決開除梅思平、高宗武黨籍。8月26日，下令通緝周佛海、陳璧君。9月12日，下令通緝漢奸陳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村、林柏生、李聖五。由于陶希聖的名字被蔣介石從通緝令中親自勾掉，導緻汪精衛及日本人大為猜疑，汪僞組織内部開始出現分裂。高宗武、陶希聖、陳公博等人希望汪精衛在日軍占領地區之外組建相對獨立的新政府。周佛海等人認為汪精衛缺乏實力，不得不依賴日本方面的支持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權。
杜月笙部署營救計劃
從1939年11月1日起，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機關”與汪僞組織之間開始正式談判，會議地點先在上海虹口的六三花園，後改在愚園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附件，意味着日本将與蘇聯合謀瓜分中國幾乎全部的領土。陶希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于11月3日分别緻函汪精衛、周佛海兩人，表示不願再出席這樣的會談。參與談判的高宗武，借機把《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原稿及其附件帶回家中，交給妻子沈惟瑜全部拍照。
1939年10月底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黃溯初，與另一位同鄉好友、時任上海商會理事長和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的徐寄庼商議營救高宗武。徐寄庼找到杜月笙的私人駐滬代表徐采丞，委托他秘密攜帶自己的親筆字條前往香港。杜月笙見字條上寫着“高決反正速向渝洽”八個字，立即飛往重慶向蔣介石請示。得到蔣介石許可後，他趕回香港部署營救計劃，并且邀請黃溯初到香港面談。12月18日，蔣介石日記中出現了這樣的記錄：“下午與俄使談外交，與月笙談汪事。”12月21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下午與黃溯初談話。”
12月24日，汪日談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精衛召開“幹部會議”，最後審議《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12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在該項密約上簽字，陶希聖稱病未往，高宗武也借故沒有出席簽字儀式。當天晚上，高宗武前往位于法租界環龍路的陶宅看望陶希聖，兩個人達成一同“脫離”汪僞組織的意向。
1940年1月3日，高、陶兩人在杜月笙的大弟子萬墨林的周密安排和嚴密保護之下，登上“柯立芝總統”号輪船潛離上海，1月5日安全抵達香港。黃溯初事先已經派人潛回溫州，護送高家老少轉移到安全之地。
1940年1月7日，高宗武把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原稿及其附件交到杜月笙手中。1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攜汪逆與倭寇所訂密約、與其交涉經過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來告密，閱之，殊不能想象汪逆賣國之實情竟至于此也！彼對國土與主權之喪失毫不關心，而惟以關稅存款與四千萬圓預付金為組織僞政府之預付金是争，是豬狗不若矣。”
1月1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本日會客，約月笙來談發表日汪密約之手續。手函宗武慰勉之。”1月20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注意：……三、汪逆已飛青島開會，其密約即速發表不可。”
蔣介石專門指示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由重慶飛往香港，親自指揮《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原稿及其附件的發稿事宜。由高宗武、陶希聖聯名的《緻大公報函》，也于1月20日由專人送到香港《大公報》及國内各大報刊。1月22日，日本與汪僞之間被稱為“日汪密約”的上述文件，在各大報刊公開披露。陶希聖、高宗武還于當天聯名緻電汪精衛等人，希望他們懸崖勒馬，“放棄此于己無益、于國有害之運動”。此舉在國内及國際社會引起巨大轟動，在堅定中國軍民抗戰決心的同時，也給賣國求榮的汪精衛等人造成沉重打擊，史稱“高陶事件”。
黑道中人萬墨林的道義邊界：“我隻不過出動兄弟，保護他們安全。”
與法學博士高宗武以及畢業于北京大學法科的前北大教授陶希聖，為權力賭博而一度越界跳入賣國火坑相比較，原本是青幫會黨黑道中人的杜月笙大弟子萬墨林，在“高陶事件”中反而嚴格遵守了“盜也有道”的道義邊界和限權操守。
萬墨林，原名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和侄女婿，又是深得杜月笙信任的第一門生和大管家。他雖然沒有文化不識字，卻有着驚人的記憶力。上海淪陷後，杜月笙遠走香港，萬墨林成為杜月笙留駐上海的第一代理人，同時還兼任由杜月笙為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骨幹吳開先為書記長的“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的總交通，負責從事地下抗日工作。1949年之後，萬墨林在台灣地區出任“國民大會代表”。1973年，他在晚年回憶錄《滬上往事》裡寫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護送兩名重要人物，離滬赴港，我既不知道哪兩位先生，也不曉得内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所做的，隻不過是預備兩張一九四○年元月四日，由上海駛往香港的‘胡佛’号輪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兩位先生手裡，從接過船票的一刹那起，出動弟兄，保護他們的安全，直到‘胡佛’号離開上海為止。‘胡佛’号上，則杜先生另有安排。”
這裡的元月四日應該為三日，“胡佛”号輪船，應該為“柯立芝總統”号。高宗武、陶希聖抵達香港後，陶希聖太太萬冰如以敦請陶希聖返回上海為借口，帶着兩個年幼的兒子晉生、範生離開上海，三個大孩子琴薰、泰來、恒生被留下來充當人質。為了解救三個大孩子出險，陶希聖與杜月笙商議，委派曾資生潛回上海與萬墨林聯絡。經過萬墨林周密安排，加上陶琴薰和兩個弟弟的機智應對，陶家三兄妹與曾資生于1940年1月20日分别登上停靠十六鋪碼頭的意大利郵輪，于1月22日上午10時抵達香港。
同年11月31日，萬墨林在上海大馬路金山飯店門口被捕，先後在極司斐而路七十六号汪僞政府特工總部和虹口日本憲兵隊遭到殘酷刑訊，始終不肯供出重慶國民政府駐上海代表蔣伯誠和其他地下工作人員的信息。後來經過杜月笙多方營救，由53家商店聯合擔保，才獲得釋放。1942年冬天，萬墨林又與中風之後的蔣伯誠及其手下幹員一起被捕。
1971年11月萬墨林七十大壽之際，台北《自由談》雜志同時刊登陶希聖的《俠士報國之義舉—為萬墨林先生壽》，和高宗武的《壽萬墨林先生七十》。萬墨林為此在《滬上往事》中解釋說：“我在上海為地下工作人員跑腿，随時都有被捉殺頭的可能，我的兩度牢獄之災，并不一定就是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我的兩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關聯的，充其量不過敵僞雙方早曉得我沾過高陶事件一些光，想起當年他們自己的狼狽情景，在修理我的時候，手腳來得重一點罷了。”
1942年2月，經過“高陶事件”生死考驗的陶希聖輾轉來到重慶，重新回到蔣介石的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并且被提拔任命為少将組長。陶希聖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在操刀替蔣介石寫作完成于1943年3月10日的《中國之命運》中，寫下了諸如“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之類反文明、反常識的黨化教條。政治智慧遠遠高出陶希聖的高宗武，顯然不是蔣介石能夠包容和駕馭的。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官員護照，偕夫人沈惟瑜經歐洲抵達美國，起初在駐美大使胡适身邊協助工作，随後幹脆遠離政治，經營起他所擅長的帶有文明賭博性質的股票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