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民黨政府迅速崩潰。蔣介石早在8月1日就把總部正式遷到了台北，臨時“首都”于10月中旬從廣州移至重慶後，他與李宗仁總統的分歧也日益加劇。美國不願意出錢還不讨好，索性對國民黨政府要求軍事援助的呼籲充耳不聞。羅伯特•斯特朗代辦是随國民黨一起到重慶的，他于11月15日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的部分内容反映了這種悲觀看法：
高級官員早先關于在西南加強政治和軍事團結并從事改革的希望已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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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上依舊是退卻、叛變，雜亂無章的指揮，漏洞百出的漫長防線，軍隊的薪水、食品和衣物不足，資金物資匮乏，相互缺少信任。政治上仍然是蔣委員長與李派集團的嚴重分裂，毫無和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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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軍事援助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被視為拯救政府殘餘勢力和恢複部分失地的惟一出路。
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政府不久便迫于共産黨軍隊的壓力第三次“遷都”。英國總領事M.C.吉勒特在政府“遷都”時是這樣描述政府的戰略的：“國民黨已毫無戰鬥力可言，他們的信條是：‘不要打了，打也無關大局了，隻要保住一個政府，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也許很快就會爆發），美國就得為我們而戰，就像上次大戰中他們所做的一樣。’”這位被國民黨“外交部”“授予和國民黨政府保持接觸之特權”的吉勒特還報告說，解放軍于11月28日到達長江南岸，翌日開始在無抵抗的情況下渡江，國民黨在重慶的最後兩個團已逃往成都。
可是，重新聚集在成都的國民黨殘餘集團，未及喘息又被逐出了他們在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12月6日，國民黨政府遷往台北。這次遷移實際上宣告了李宗仁總統的政府及其主要軍方支持者白崇禧的末日。盡管蔣介石3個月後才正式重登“總統”寶座，但當局遷台使蔣介石恢複了他對政府的絕對權威，李宗仁則隻有赴美就醫。
國民黨政府丢掉了中國大陸，于是有個問題再次擺在美國政府面前：繼續要與國民黨保持外交關系？抑或像英國那樣把它降為領事級别？美國國務院曾在7月通知司徒雷登大使，隻要國民黨繼續待在大陸并且是中國惟一的政府，美國就願與它保持外交關系。現在這兩種可能的情形都不複存在了。斯特朗代辦在11月15日的電報中提出：“盡管在大陸應使大使館繼續存在并保持接觸，但另一個政府很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國務院需要就與海島政府的關系問題做出新的決定。”
斯特朗沒有随殘存的國民黨政府去成都。在此之前的幾天裡，他離開重慶去了香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已先期抵達。在那裡，斯特朗和葉公超決定安排李宗仁去美國進行正式訪問。正當李宗仁啟程赴美國之時，“行政院”（國民黨政府的行政機構）從成都遷往台北。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重整旗鼓”，使美國方面欲把這個政府和台灣區别對待的政策變得不切實際了。如果國民黨政府與諸大國的關系斷絕，則台灣在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是難以與共産黨相抗衡的。因此，美國在12月中旬決定在“外交”上與國民黨當局保持聯系。斯特朗接到指示：如果美國政府接到“國民黨政府遷往台北的正式通告”，并且其“外交部長”葉公超不再以“部長”身份滞留香港，那麼，他就去台北。上述兩項條件具備後，斯特朗便出發去了台北。12月26日，他在那裡首次拜會了葉公超，發現“葉公超情緒很好，信心十足”。
英國擔心美國把軍事裝備運往台灣
與此同時，美國對台政策再次引起英國的注意。英國外交部對美國把軍事裝備源源運往台灣表示憂慮。11月上旬，貝文與艾奇遜在巴黎會晤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随後，英國駐華盛頓使館12月6日匆忙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提到大量坦克和B-25轟炸機正從美國海運到台灣。英國人認為，這些裝備無助于阻止中共奪取台灣。他們擔心，如果台灣陷落，則中共會把這批裝備派上其他用場。
弗蘭克斯大使在12月8日與艾奇遜讨論這一問題時，流露出對中型和重型坦克的密切關注。如果這些武器落到中共手裡，就會被用于進攻香港。艾奇遜指出：根據《1948年援華法》，美國應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價值一點二五億美元的物資援助，現在運往台灣的這批裝備總值不足八百萬美元，是最後一批援助物資；從台灣的“物質财富”來看，斷然取消這批裝備的供應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但是，弗蘭克斯強調，香港沒有對付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武器，艾奇遜隻好同意調查這一問題。他認為，如果出口許可證沒有簽發的話，或許可以想一些辦法。
弗蘭克斯還問艾奇遜，自9月中旬貝文與艾奇遜的華盛頓會晤後美國對台灣的态度是否有變化。艾奇遜回答說，杜魯門總統“已經同意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台灣在戰略地位上不十分重要，美國不想動用軍事力量阻止它落入共産黨之手，但我們會利用一切可行的政治和經濟手段避免這樣的結局”。因此，美國最近告誡蔣介石，“由于島上萬事俱備，所以他應鞏固這一有利地位”。
盡管美國國務院給蔣介石打氣，但對于蔣介石能否阻止共産黨攻台，國務院并不比英國外交部更有信心。12月23日，國務院發表了題為《政策情報綱領——台灣》的密件。鑒于中共可能占領台灣，該文件建議制定一項“情報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美國威望的損害和對别國士氣的影響”。該文件聲稱，台灣的陷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民心軍情在惡化，因此，出現這種結果是合乎情理的。”
就在國務院發布關于台灣情報政策綱領文件的同一天，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部長路易斯•約翰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稱：“為台灣的反共政府制定一項規模适中、目标明确、監督嚴格的軍事援助計劃，将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基于這一點，參謀長聯席會議拟“立即着手調查台灣所需軍援的性質和程度，以便保住台灣”。
12月28日，參謀長聯席會議與艾奇遜、代理副國務卿臘斯克、巴特沃斯以及馬禮文一起商讨了這個備忘錄——當時這份文件已轉送給國家安全委員會。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解釋備忘錄時說，從軍事角度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已比過去穩固，因此，“隻需花不多的錢，台灣便可以支撐得比我們預想的還要久，從而對中共鞏固自身政權産生重大影響”；隻要共産黨仍須與台灣競争或者意欲征服台灣，他們就不會向東南亞擴張。
艾奇遜反駁說，防止共産主義蔓延到東南亞的方法是幫助該地區的國家“創造内部安定局面，幫助他們生産更多的食品，哪怕隻是有限地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第四點計劃”的基本精神。艾奇遜還說：“總之，我們必須站到民族主義運動一邊，由于歐洲殖民主義的魔爪已被斬斷，這一任務已不難完成。”艾奇遜反問道，假如采納備忘錄當中提出的建議，使台灣晚一年陷落，那麼，為了這一苟延殘喘，我們将付出什麼代價呢？很簡單，代價就是美國的威望再一次受創，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會激起“中國人一緻仇外的情緒”。如果美國因此而獲得一個對其防務至關重要的島嶼，這個代價倒也值得。但是，艾奇遜認為：“似乎無從證明，失掉台灣會使我們的防務出現漏洞。”
在會議臨結束時，布萊德雷強調說：“參謀長聯席會議指出的純軍事觀點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國會已撥款支持那些抵抗共産主義的人。”布萊德雷指的是國會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撥款，提供這筆款項的根據是1949年《共同防禦援助法》的第三百零三條，它規定，在“泛指的中國地區”可使用這筆款項。第三百零三條賦予總統很大權限來應付中國及其周邊地區迅速變化的形勢，而且不必說明資金的使用情況。盡管國務院反對将這筆款項用于對國民黨政府的直接軍事援助，但它願意考慮在中國大陸支持反共活動，并且建議用這些錢來加強針對中國的反共宣傳活動。
美國公開聲明不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
艾奇遜和國務院反對向國民黨提供軍事援助的主張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獲得了廣泛的支持。12月30日，該委員會再次肯定了保證台灣不被占領的多種手段，但軍事援助除外。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重要講話。他宣布，美國政府“既不拟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提
供軍事援助和咨詢意見，也不拟使用武裝部隊幹預那裡的局勢”。雖然該聲明并不意味着美國政策的任何變化，但杜魯門如此直言不諱地闡明美國的意圖，就等于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了一個信号：如果中國大陸進攻台灣，不必擔心美國的軍事幹預。一周後，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稱台
灣和朝鮮不在美國的防線之内，實際上是重申了這一主張。
在1949年12月30日至1950年1月5日期間，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出決定之後和杜魯門的重要講話發表之前，代理副國務卿迪恩•臘斯克對英國使館的德裡克•霍伊•米勒
爵士保證說，美國對台政策并沒有改變，而且美國不允許将轟炸機和重型坦克運往台灣，當然，國民黨可以用現有的資金購買這些裝備。米勒重申了英國的擔憂，即台灣的軍事裝備可能會落到共産黨手中，然後它們将被用于進攻香港。
需要指出的是，杜魯門和艾奇遜關于美國将不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保護的公開聲明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估計到中共可能于3月進攻台灣，至遲也不會晚于當年夏天。由于預計中共會很快進攻台灣，故在台灣減少了本來就為數不多的美國領事官員。留守人員的家眷也都撤離了。
在中共的宣傳中，馬上“解放台灣”的消息接踵而至。早在9月，《人民日報》就指責美國有并吞台
灣的可疑計劃。它警告說：“勝利進軍廣東和福建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正沿着福建海岸消滅殘敵。不久，将渡海打到台灣，解放那裡的同胞。”當時有報告稱，台灣對面的大陸沿海地區有部隊調動，附近港口集結了大批帆船和小船。1月20日，駐廣州的英國領事報告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趙姓少将透露，他的部隊将在3月參加進攻台灣的行動。為此，有關方面正在準備飛機和船隻。伯吉思在評論該報告時說：美國估計，“1950年内”台灣将遭到進攻。同時他還說，最近的新華社廣播已經表明，進攻台灣是中國武裝力量的首要任務之一。
迪安·艾奇遜是美國在二戰後國際關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