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演說鼓動者多為高水平的革命演說家，孫中山、秋瑾等人的演說可謂宏論滔滔，蕩人心魄
輿論宣傳的主要方式不外口頭和文字兩種。口頭宣傳對于辛亥革命黨人來說，是最為日常化的一種宣傳方式，他們從不乏這方面的高手。像孫中山自年輕時就有很好的口才，說話頗具鼓動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憶述，說他逢事“議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據孫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學醫期間，他便與同道“緻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及至他後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之後，随時随地的口頭宣傳工作更是做得有聲有色。
聚衆演說，更是辛亥革命黨人進行口頭宣傳所特别重視利用并得以大顯身手的方式。其黨人中還有諸多堪稱革命演說家的人物。像女傑秋瑾，“每大會集”，“必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
以撰寫《革命軍》而聲名大震的鄒容，也具有這樣的演講感染力，有謂“凡遇學生開會，容必争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與鄒容結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也是演講高手。“蘇報案”出獄後到日本，他利用革命黨人和留學生集會歡迎的場合，作慷慨激昂的長篇反清革命演說，令聽者蕩氣回腸，為之感奮，當時天正下雨，聽講者數千人竟“鹹植立雨中，無不動容”。
文字宣傳較之口頭宣傳更有其無可替代的優勢。尤其報刊這種新興的大衆傳媒形式，更為辛亥革命黨人所重視。早在1899年，陳少白就奉孫中山之命在香港籌辦起《中國日報》，該報“宣傳排滿，做革命黨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麼題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滿思想在内，為一般讀者所愛讀”。随着革命運動的發展，革命報刊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從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簡直是鋪天蓋地。僅據曾親與其事的馮自由在《開國前海内外革命書報一覽》所列舉，清末時各種形式的革命報刊即有110多種。
除了報刊媒體之外，書籍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傳形式。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運思和累積性寫作的專深著述相對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傳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書》那樣的具有相當專深學理蘊涵的著述，也有像劉成禺（漢公）的《太平天國戰史》那樣的借史學體裁來為反清革命張本之作，而更多的則是直截了當地宣傳現實革命的讀物。可以說當時的革命書籍既具有針對不同層面讀者的形式多樣化特點，又有着異曲同工地宣傳革命的統一内容指歸。
二、宣傳方式不拘一格，除主要的正規宣傳外，還利用報紙屢施奇招，如《國風日報》出“白版”就是典型一例
辛亥革命黨人不管是口頭還是文字的宣傳，利用“正規”的場合、途徑和方式進行“正面”的宣傳活動當然是最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為中國同盟會機關刊物的《民報》，在由孫中山所親自撰寫的《發刊詞》中，便毫不隐諱地揭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及改變中國“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現狀的革命目标。這也成為該刊自始至終的宣傳主旨。還有像由鄒容撰寫的《革命軍》，陳天華所作的《警世鐘》、《猛回頭》等書冊形式的宣傳品，其直言不諱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奮起革命，其鼓動力，不啻萬鈞雷霆。
相對于這種“正面”輿論宣傳而言的另類“奇招異術”，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不憚使用的。像其黨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報紙屢施奇招。針對清方幹涉報務的行徑，故意正話反說。正如景氏《鄂亂懷疑篇》一文，明明是對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寫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張揚革命之聲勢，但筆下隻含混地（不指明是說清方還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據長江上流，為南北重鎮，水陸形勢之區，兵備集屯之域也”這樣的言辭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軍将領黎元洪并無甚大名，隻因被黨人舉為都督，則故說其為被“歐人稱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後來憶述及此，特說明均系“假話”、“反筆”。其實，在當時，隻要對時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運筆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顯然，這與一般的“曲筆”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作劇”般的調侃。有時其招術實施得更為奇絕，又如武昌起義爆發之初，《國風日報》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廣告及社會新聞外，正面一版，全空白，隻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幹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結果，“這紙白報一出，人心更是洶洶不定，都亂猜起來嚷嚷着說：‘大概革命軍完全勝利了，清兵大失敗了！各省都響應起來了罷！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為不妙，便又派警察來報館告訴編輯：“除過靠不住的謠言，準你們登載就是。”景梅久輩自然從心裡暗笑此招“真是靈驗”。的确，一張“白版”，給了讀者更大的猜測和想象空間，會衍生出諸多傳聞，加重對清方不利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擾亂情勢，這自然正是革命黨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謂“此處無字勝有字，此時出奇勝入正”。
辛亥革命黨人在輿論戰線上“出奇制勝”的招術可謂五花八門，具體事例更是不勝枚舉，而總的看來，是與其正面的輿論鬥争緊密配合、相輔而行并且是殊途同歸的。
三、國學根底深厚的革命黨人，如章太炎等人使用文言文時追求“高古典雅”；而面向下層民衆，則運用白話文進行宣傳，務求淺顯直白
不論是口頭還是文字宣傳，都有一個“雅”與“俗”的相對區别的問題。口頭宣傳所用口語固然不像當時書面用語有那樣大的差異，但無疑也有一個相對深奧與淺顯、幽婉與直白的區别。
辛亥革命黨人多是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其領袖和骨幹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國學根底很深、習慣用比較艱晦文言寫作者（如章太炎），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報》的發刊辭：“自古哲士哀時，達人砺俗，曷嘗不以微言闳議，激蕩民心，轉移國步者哉！是以文緻大平，垂經世先王之志；眷懷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辭……”。這樣的文字，不要說在今日，即使當時，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曉解無礙者。
辛亥革命黨人在文字宣傳上，使用文言都是比較艱深的，當然，辛亥革命黨人在面向更為廣大的社會公衆特别是下層民衆運用白話文的宣傳上，他們更顯其創造性。
在清末的白話文報刊中，由辛亥革命黨人所辦者占相當比例。像《中國白話報》的創辦者林獬，便自号“白話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發的該報《發刊詞》中，就這樣說：“文言文報刊全是給讀書人看的，任你說得怎樣痛哭流涕，總是‘對牛彈琴’，一點益處沒有的”，“可望的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那十幾歲的小孩子阿哥、姑娘們”，但他們即使識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歡或看不懂那種“之乎者也，詩雲子曰”類“離奇古怪的文章”，自己“為着這事，足足和朋友們商量了十幾天，大家都知道沒有别的法子，隻好做白話報罷”。其表述中對“讀書人”排除在革命動力之外的一概而論，固然有絕對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話報刊來作為向普通大衆宣傳的有效方法的立意無疑是可取的。
辛亥革命黨人在輿論宣傳方面的這些具有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運用，無疑是其能夠取得推翻清王朝、結束中國帝制鬥争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