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參加革命，19歲擔任中央紅軍總政治部通信警衛班班長，為中央領導傳遞機密情報和重要信件，鄒衍在漫漫長征路上執行過多次重大任務，也經曆過重重磨難。長征，讓他決心跟黨走。長征途中的戰友情，讓他感恩至今。
聽完毛主席的一番話，立下了跟黨走的決心
鄒衍是江西人，雖然已在東北定居幾十年，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喝家鄉茶的習慣。“我13歲開始參加革命活動，那時就想着有一天能加入紅軍。”望着眼前興國茶冒出的袅袅白氣，這位101歲的老将軍的思緒回到了家鄉，回到了紅軍時代。
1915年11月，鄒衍出生于江西省興國縣崇賢鄉石角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雖然先祖家業殷實，但到他曾祖父那一代開始家道敗落，到他父親這一代地無半壟、錢無一分，倒是有一筆100多塊銀圓的外債，日子過得極為艱辛。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鄒衍從小就操持家務，雖然在祖父的堅持下斷斷續續地念了5年書，但最終還是辍學回家作田（即種地）。
然而，在舊中國，作田是一種永遠也無法改變貧窮命運的謀生手段。就在鄒衍對前途感到困惑時，社會發生劇烈變革，各種新的思潮和信息不斷地傳到古老而封閉的贛南大地。
從大人的談論中，鄒衍聽到了不少紅軍“打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故事，深受鼓舞的他特别渴望加入紅軍。
1928年前後，鄒衍的家鄉來了一支紅軍隊伍，在當地貼标語，開大會，打土豪。當時的鄒衍隻有13歲，還有些懵懂的他跟着村裡的大人們加入了農民協會，為組織站崗放哨。
不過，鄒衍心底裡最渴望的還是成為一名紅軍。1929年春天，當他得知縣裡來了紅軍後就趕去報名，結果在縣城住了5天也沒報上名，人家不收他的原因非常簡單：年紀太小，個子矮。但這并沒有打消他加入紅軍的念頭。
回家之後，鄒衍先是加入兒童團，擔負起站崗放哨、禁煙禁毒、破除迷信等多項任務。然後，他又加入了少先隊，配合遊擊隊活動，經過多次鬥争的鍛煉，鄒衍的階級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便成為一名共青團員。
1930年9月，鄒衍被興國縣蘇維埃政府選中，到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去學習，他加入紅軍的心願，終于實現了。
校領導和教官們的嚴格要求讓鄒衍迅速成長。但讓鄒衍真正明白革命的意義的人是毛澤東。
鄒衍回憶說，那時他們正在學校附近的田野裡搞演習，毛澤東帶着兩個警衛員恰好經過。大家請求毛澤東講幾句話，他很高興地答應了。那次講話，毛澤東就給大家講了一個“分”字。“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澤東聯系實際講解了為什麼要打土豪分田地，什麼是剝削，什麼是壓迫以及革命的目的。毛澤東的一番話，不僅讓鄒衍這些剛剛從農村出來參加革命的孩子明白了革命的意義，還在他們心中種下了堅持革命信念的種子。
“當時就立下了決心，不管将來遇到什麼困難，都一定會鐵心跟黨走。”鄒衍說。
長征初期一晚上走不到七八公裡
一句承諾，堅守一生。
當紅軍在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中失利，踏上漫漫長征路時，鄒衍毫不猶豫地揮别父母，離開了家鄉。
“長征開始時，并不叫長征，而是戰略轉移。”鄒衍說，當時他在紅軍總政治部擔任通信警衛班班長，這項工作一直幹到長征結束。
長征出發時，為便于行軍，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軍委機關和直屬單位被編成兩個縱隊，第一縱隊的代号是“紅星”，由紅軍總部和幹部團組成；第二縱隊代号是“紅章”，主要由在中央蘇區的黨政群團機關人員組成。鄒衍所在的總政治部則被編在第一縱隊的第二梯隊。
“兩大縱隊人員非常多，加起來過萬。”鄒衍回憶，直至遵義會議召開前，這兩大縱隊才合編為一個縱隊，不過那時人已經少了很多。
在長征之初，兩大縱隊的行軍速度始終上不去，一個原因是人員較多，另一個原因是各級首長、各個單位攜帶着很多沉重的公文箱，而馬匹又十分緊缺，多數要靠手擡肩挑。
鄒衍說，當時，蘇區政府各部門還将一些沉重的裝備也帶上了，比如印刷廠的石印機、造币廠的鑄币機、被服廠的縫紉機等等。另外，中央銀行和各單位的大量銀圓也都要靠戰士和挑夫用扁擔挑。
讓鄒衍印象最深的是軍委直屬炮兵營的山炮炮身、炮架以及輪子都被分别拆卸下來，由戰士擡着或扛着。
“山炮的輪子很大，一個輪子至少要兩個人擡着，走走停停。”鄒衍說，那時候光挑夫就有六七千人。
為了躲避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紅軍基本上都是夜間行軍，并且走的都是山路。
每天都是吃完晚飯，天一擦黑就出發，走到第二天早上再宿營。本來視線就不好，山路又十分狹窄，大家隻能排成一隊一點點向前挪動，一旦遇上陡坡還得停下來。
鄒衍記得，有一次他們走了一夜，才翻過一座小山，估算一下，連七八公裡的路程都不到。“這樣走走停停，隊伍就拉得很長，前面的部隊抵近湖南湘江的時候，後面的部隊還在百十公裡之外。第一縱隊清晨渡過湘江後，第二縱隊黃昏才趕到江邊。”他告訴記者。
護送劉伯承到烏江架浮橋，助大部隊跳出包圍圈
“在戰略大轉移的途中，我們通信警衛班的任務可以說十分龐雜和艱巨。”鄒衍說，除了保衛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的安全，做一些社會調查、籌糧籌款和宣傳群衆的工作外，他還擔負着送信、傳達首長命令指示的任務。特别是在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強渡湘江、攻取金沙江、飛奪泸定橋時，通信班的任務尤為艱巨，他們往返于總部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之間，傳遞機密情報和重要信件。鄒衍時任通信警衛班班長的鄒衍完成了兩次重要任務：一次是攻打遵義後，總政治部機關還在桐梓，李富春主任派他到遵義城請示周副主席，總政治部機關到遵義後是否進入遵義城。另一次則是在紅軍南渡烏江之前，護送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到烏江前線，組織部隊架橋飛渡。
鄒衍回憶，紅軍四渡赤水之後，發現敵情依舊嚴重。為此，毛主席決定以紅九軍團僞裝主力，把敵軍引向北面，而紅軍真正主力則突破敵軍封鎖，進到烏江北岸沙土、安底地區，然後在那裡南渡烏江。但由于當地缺少過河工具及設施，需要架設浮橋。
紅軍南渡烏江的前一天晚上，劉伯承急匆匆地來到紅軍總政治部，同李富春商量一些緊急工作。當時夜已經很深了，鄒衍在外面負責守衛。
二人研究完工作後并沒有休息。李富春走出來對鄒衍說：“小鬼，現在情況緊急，劉總參謀長要馬上趕到烏江邊上去指揮架浮橋，這段路不好走，你帶半個班負責把他安全護送到烏江渡口，馬上出發。”
“是，保證完成任務！”鄒衍答應一聲，立刻帶領幾名戰士護送劉伯承前往烏江渡口。
劉伯承是鄒衍仰慕已久的軍事家，參加紅軍後，他聽到不少關于劉伯承的傳奇故事，因而能執行護送劉伯承的任務，他是既興奮又深感責任重大。
從總政治部通往烏江岸邊的山路有十幾公裡，又窄又陡，十分危險。當天夜裡又沒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劉伯承到總政治部隻帶了一名參謀，兩名警衛員，再加上鄒衍他們半個班的人，一共也不超過10人。為了劉伯承的安全，鄒衍安排一名同志在前面提馬燈照路，他和另外幾名同志緊握手中的槍，跟在劉伯承的身邊，以應付随時可能發生的突發情況。
好在一路順利，天亮之前，他們終于把劉伯承安全地護送到了烏江邊，同紅二師和架橋部隊的首長見了面。
完成任務後，鄒衍帶着幾名戰士在烏江邊上等着總政治部的隊伍。當李富春和機關其他同志到達後，簡易浮橋已經架好，大家踏上浮橋，和軍委縱隊一起過了烏江，跳出了敵人的重圍。
斷糧的時候，戰友分給他一小碗青稞面
對于長征的回憶，還有一個叫吳多禾的人，讓鄒衍念念不忘。
鄒衍的警衛員鄧興文告訴記者：“吳多禾是老首長在長征時期的同班戰士。其實，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老首長說起吳多禾這個人了，老首長之所以對他念念不忘，與一碗青稞面有關。”
1935年8月，鄒衍所在的部隊穿過草地，進入川甘交界的高山地區。此前兩個多月，由于天天行軍，加上吃不飽飯，戰士們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而高山地區山巒起伏、道路崎岖，鄒衍和不少同志都掉隊了。
一天，當鄒衍一行翻越一座無名山時，在半山腰遇到了總政機關的司務長李庭序、通信員吳多禾以及炊事班一名背着大銅鍋的炊事員。
當時，炊事員已是筋疲力盡，把鍋放下後躺在路邊起不來了。考慮到總政機關100多人都要靠這口鍋做飯，說什麼也不能丢下，鄒衍和另外幾個人商量決定，由兩個人擡鍋，另外的人則挑着大家的行李，争取盡快追上大部隊。
當他們終于翻過那座大山，來到一個村莊時，天已經快黑了，于是他們就和另外一些掉隊的同志一起在村外的一個打谷場過夜。晚上，鄒衍又累又乏，飯都沒吃，就蜷縮在一個火堆旁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來，肚子餓得咕咕叫的鄒衍想吃點東西繼續趕路，卻發現頭天晚上自己綁在銅鍋上的那一小袋幹糧不見了。
糧食在那個時候就是命，長征路上沒有吃的，就意味着走不了路。鄒衍當時越想越痛心，忍不住哭了起來。
“說實話，長征路上遇到過那麼多苦和累，我都沒哭過，但那次是真的哭了。”鄒衍說。
就在鄒衍感到無助的時候，吳多禾從自己幹癟的幹糧袋中倒出了一小碗青稞炒面。等鄒衍吃了炒面，有了些力氣後，大家繼續擡着鍋追趕大部隊。
“在那樣艱難的時候，把自己所剩無幾的糧食分給我，等于拿自己的命來救我的命！這樣的戰友情，什麼時候都不能忘。”鄒衍說，長征隊伍到達陝北以後，他與吳多禾分開了。後來多次尋找也沒有音信，這讓他覺得無比的遺憾。那碗活命的青稞面他從未忘記，感恩至今。
“在長征途中團結互助、甘于奉獻，為他人着想的事迹很多。在翻越大雪山時，不少戰士在臨死之前，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疊得整整齊齊放在身邊，留給後面的同志穿。”鄒衍眼中淚光閃動，他說，紅軍是一支充滿了人情味的隊伍，戰友之間的情誼最是珍貴，當初跟着紅軍走是最正确的選擇。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長征”
“走好新的長征路”，這是前幾天鄒衍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寫下的幾個大字。寥寥幾個字，卻道出了老将軍的心聲。
“在今天看來，紅軍長征的壯舉已經成為曆史，但是那種艱苦奮鬥、甘于奉獻、堅定不移的精神需要我們代代相傳。在新時期，我們要走好新的長征路。”鄒衍語重心長地說，“是黨把我培養成共和國的将軍，國家和軍隊又給了我優厚的待遇，我隻有盡可能做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才能報答黨對自己的培育之恩。”鄒衍有三個女兒，在女兒們的眼中他既是個慈祥的父親，也是個嚴厲的父親。
鄒衍的小女兒鄒軍軍告訴記者，小時候父親就給她們講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讓她們明白革命的艱苦，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
她們也一直遵循着父親立下的規矩，比如組織部門給配的專車她們不能用，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無論刮風還是雨雪天，姐妹三人都是騎自行車或者擠公交車上下學，從來不搞一丁點的特殊。
“父親教育我們要艱苦樸素，從小我就撿姐姐穿過的衣服穿，因為衣服較大，穿上去不合體，像是穿了一件大褂，所以小朋友總是開玩笑地叫我‘鄒大褂’。”鄒軍軍說，除了艱苦樸素，父親還教育她們進步要靠自己的真才實學，不能依靠父母的影響。
小時候，姐妹仨有時候對于父親的嚴厲感到委屈，但長大後，她們明白了父親的用心良苦。
2015年，鄒衍過百歲生日，姐妹仨專門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在結尾寫道：“感謝您的教誨和培養，使我們姐妹三人學會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各自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努力工作，并擁有各自幸福的家庭。您在我們眼中永遠是個既嚴厲又慈祥的爸爸，更是個偉大的爸爸。良好的家風是我們一生用之不盡的寶藏。”
鄒衍不僅向子女講述長征故事，傳遞長征精神，而且還在學生中弘揚長征精神。他與省内外6所中小學建立了聯系。凡是共青團員、少先隊員來信提出的有關黨史軍史、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問題，他都親自寫信回答。到現在，他一共寫了近百封信，達數萬字。
幾十年來，鄒衍心系教育，經常為希望工程、貧困學生捐款。2014年3月，他一次就為家鄉崇賢中學捐款8萬元。
長征精神的傳遞是鄒衍一直挂念的事，在采訪結束時，他一再叮囑記者：“要告訴現在的年輕人，長征永遠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長征，一定要接好手中這一棒，走好新的長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