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開展秘密工作
1931年10月，在楊虎城部開展工作的王世英來到上海，順利地同中共中央軍委接上了關系，并彙報了西安的情況。經黨組織考察後，同年底，他被派到南京以特派員身份開辟工作，主要任務是打入敵人内部，建立黨的情報關系。
當時正值蔣介石下野之際，南京極為混亂，所以王世英的工作進展很快。在南京的一年時間裡，他幾乎每隔一兩周就去一次上海，向黨組織請示、彙報工作。因當時中央“左”的錯誤指導，對南京的工作要求過急，加上王世英在南京活動較久，引起了敵人的
注意。一天深夜，王世英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同鄉簡北昌，送來了敵人抓他的密信。他得知後，連夜轉移了住址，把工作移交給了其他同志。
1933年2月，王世英調回上海。這時，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遷往江西蘇區，由剛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作為黨中央的派出機關，領導白區工作。回到上海後，他被分配在中央軍委情報部工作，主要任務是向外派遣人員、接頭、談話、編情報，供中央參考。
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遭到敵人嚴重破壞，有40人被捕。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王世英等仍堅持鬥争。8月26日，上海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于5月3日和5月5日發自莫斯科的兩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遵照指示，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結束，王世英轉移到了天津。
到天津不久，王世英就擔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部長。這時，他讓南漢宸通過申伯純做楊虎城的工作，鼓動楊虎城抗日救國。到年底，紅軍初到陝北，他又派汪鋒持毛澤東的信去西安找楊虎城，談判聯合抗日問題。楊虎城因不了解汪鋒的來曆，遂派省府秘書崔孟博（地下黨員）去天津找南漢宸查證。适逢南漢宸不在天津，北方局便派王世英随崔孟博，于1936年2月秘密前往西安。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和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的具體辦法；二是取道西安赴陝北，向黨中央彙報這幾年在白區工作的情況。
王世英到西安後，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就把他帶到了九府街（今青年路）楊虎城的别墅止園會客廳。為不走漏風聲，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辦法，王菊人先把王世英鎖在客廳東邊的一間小房子裡，然後到新城把鑰匙交給楊虎城。中午，楊虎城回到止園後，先到卧室更衣，假裝要午睡的樣子，等警衛員離開後，才悄悄打開小房子的門，與王世英商談。談話中，王世英還向楊虎城證實，汪鋒确實是自己的同志。最終，雙方以南漢宸過去所提六條建議為基礎，進一步做了具體協商，達成了四項協議：
一、在共同抗日原則下，紅軍與17路軍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時可以事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應付環境。
二、雙方互派代表，設立電台，互通情況。
三、17路軍在适當地點設立交通站，幫助紅軍運輸必要的物資和掩護中共人員的往來。
四、雙方同時做抗日準備工作，先從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開始。
2月下旬，王世英離開西安，到達陝北瓦窯堡。這時，中央多數同志率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到了山西。于是，他又趕赴山西前線，向黨中央彙報了在白區的工作和同楊虎城談判的情況。毛澤東對這次談判很滿意，黨中央也同意了王世英與楊虎城所談的協議。随後，我黨在楊虎城的第17路軍軍部設立了3個交通站，人員往來十分方便。
1937年上半年，王世英從天津到北平時，獲悉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形勢下，既想保存實力不願撤走，又不想當漢奸，還想抗日。為此，王世英等人通過第29軍副參謀長張克俠（中共黨員）向宋哲元轉達了我黨的抗日主張。宋哲元表示同意，并要求我黨予以幫助。我黨即派張友漁和溫建公以大學教授的名義，到軍官學校教政治課，講授國際時事和抗日救國道理，以激發基層軍官的抗日救國熱情。接着，王世英又負責起草了給宋哲元的建議書，建議他實行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方針。随後，王世英還把靖任秋派到宋哲元部任情報處長，從而使我黨掌控了宋哲元的情報工作。
王世英這一時期，王世英在國民黨西北軍和一些地方勢力中廣泛結交上層愛國進步人士，擴大黨的影響。他還為黨中央收集了大量重要的機密情報，如蔣介石的《國民黨抗日戰争戰時戰地組織條例》《國民黨戰時反共滅共辦法》等秘密反共文件，受到了黨中央社會部的書面表揚。
王世英巧妙掩護秘密工作
1938年1月，王世英調至延安，進入馬列學院第一期學習。8月，他陪同朱德到山西吉縣古賢村會見閻錫山。最終雙方商定，第十八集團軍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駐地設立辦事處，朱德指定由王世英任辦事處處長。
10月，王世英到山西上任。當時，辦事處的同志都是公開身份，王世英便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抓住各種機會，給閻錫山的各級幹部做抗日動員工作。首先，他從做上層幹部的聯絡工作開始，和閻錫山的高級官員經常來往，也和閻錫山的五妹夫梁延武打交道。他利用同這些人接觸的機會，宣傳我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并利用閻、蔣之間的矛盾，争取閻錫山抗日，粉碎蔣介石的反共陰謀。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緻電八路軍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葉挺、項英，強令八路軍、新四軍撤到黃河以北，企圖逼迫閻錫山“剿共”。閻錫山接到電報後，征求了部屬的意見，大家衆說紛纭，莫衷一是。王世英遵照黨中央的指示，面見了閻錫山，陳述了團結抗戰和反共倒退的利弊。他以大量事實說明，蔣介石此舉的目的，是把國民黨同八路軍的矛盾轉嫁給閻錫山，利用閻錫山的勢力來同八路軍作戰，造成兩敗俱傷，以收漁利。王世英還利用内線力量，向閻錫山展開“勸說”，終于使閻錫山置何、白電報不理，保持了中立，為我黨粉碎蔣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創造了有利條件。
王世英巧妙地用公開工作掩護秘密工作，随時掌握閻錫山的動向，及時向黨中央提供各類情報。他在閻錫山的軍事、政治、經濟等部門都安排和發展了共産黨員。如中共地下黨員趙宗複，利用其父趙戴文同閻錫山的密切關系，經常出入閻錫山的重要部門，獲取情報。通過這些内線人物，王世英得以及時了解閻錫山的一些秘密活動和機密文件，并将情況報送黨中央。
1942年夏，日寇和僞山西省省長蘇體仁派人到山西吉縣和閻錫山進行秘密談判，歡迎閻錫山進駐太原。閻錫山猶豫不定，想投靠日寇，保住自己的勢力。但這一情報很快被我黨通過内線得知，王世英及時向黨中央作了彙報。中央決定，以鬥争求團結，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公開揭露了閻錫山投降日寇的企圖。在第二戰區，王世英領導辦事處的同志也進行了積極的配合。他們通過散發報紙、大造輿論的方式，利用内線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并聯系閻錫山内部的愛國人士對閻進行規勸，迫使閻錫山放棄了投降日寇的打算。
為避免閻錫山被蔣介石吞并，王世英針對蔣介石在經濟上制約閻錫山的情況，主動向閻錫山提出同陝甘甯邊區以物易物、以有易無，開展經濟往來的主張。閻錫山因隻占領晉西、吉縣等幾個小縣，一無工業，二無資金，聽後非常高興，立即派人同王世英接觸，談判具體事宜。閻錫山需要煤油、鹽等物資，陝甘甯邊區就用這些換取布匹、印鈔票的道林紙、小五金、電料、電器、鋼鐵、汽車等。為了躲開蔣介石的嫡系軍隊，交貨地點設在比較隐蔽的黃河渡口，如吉縣龍王山北邊的馬頭關、秋林等地。
王世英常對辦事處的同志說，做内線工作就是提着腦袋工作，萬一被捕，即使犧牲也不能洩露黨的機密，不能叛變。1944年，毛澤東和朱德接見王世英時說：“你們辦事處工作做得很好，閻錫山做什麼，我們随時都可以知道。”
王世英出具的關于出賣王若飛叛徒潘恩溥的證明被誣陷為“大特務”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風審幹大權，掀起了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造成反特擴大化的嚴重錯誤，使大批同志遭受誣陷迫害。
運動一開始，王世英就發現，他所在的支部被确定為“特務”的幾個同志，經調查核實後并不是事實，在别的單位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因此，在一次支部會上，他提出運動有些過“左”，應該趕快糾正。但王世英的發言并沒有起到作用，相反被一些同志認為是“右傾”。于是，他又大膽地向毛澤東、劉少奇、康生寫了報告。在報告中，他根據自己了解的事實，為已被指定為特務的童陸生、餘宗彥、白天（魏巍）、周峻烈、錢來蘇等6位同志申訴，表示願以自己的黨籍擔保，這些人都是好同志。
這一舉動，觸怒了康生。他半夜給王世英回複了一封信，說王世英是主觀主義、好人觀點，并威脅王世英把黨票收好。後來，康生伺機報複，誣陷王世英是“大特務”。
一次，毛澤東見了王世英問道：“聽有人說你是特務？”
王世英說：“我是不是特務，10年以後再看。”
毛澤東聽後鼓勵他說：“你這個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煉嘛！”
1945年4月，王世英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任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兼中央軍委敵工部長，專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12月，他參加了中共和談代表團，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定簽字後，他奉命去徐州建立軍調部三人小組。10月，蔣介石占領張家口，王世英先回延安，接着奉命經晉綏解放區到晉冀魯豫解放區，對沿途各地的敵軍工作做了深入檢查和具體部署。不久，中央任命王世英為晉冀魯豫軍區副參謀長兼敵工部長。
1948年，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個軍區合并為華北軍區，王世英任副參謀長，仍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9月，為配合進攻太原，在徐向前的直接領導下，王世英率有關人員進駐榆次，積極策動國民黨第30軍黃樵松部在太原起義。之後，王世英回到華北軍區，配合第四野戰軍攻打天津。
1927年，王世英（後排左）和董維屏、吳成開在廣東虎門香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工作時合影留念。被譽為黨内“海瑞”
1962年，王世英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他對黨内生活不正常的情況，尤其對康生的卑劣行徑，毫不隐諱地提出反對意見。
當時，康生誣陷曾長期在秘密戰線工作的王超北是内奸，把他關進了監獄。由于王世英曾和王超北在抗戰時期一起工作過，對他很了解，立即向康生說明情況：“王超北在抗戰時期，為黨做了很多工作。當我們最困難時，人家把電台
等奇缺物資運到延安，現在不需要了，就一腳把人家踢開。這樣做我覺得不對，太傷同志的心了。”
康生當時主管中央組織部，他派人轉告王世英，不要再管這個事。王世英十分反感。他不願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多次給中央組織部提出意見。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就對康生的情況很熟悉。當時，康生極力想拉攏王世英。一次，康生到王世英家，送給他一副端硯，還說可能是嶽飛用過的。秉性耿直的王世英根本不買賬，照樣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
王世英對逆境中的同志非常關心。有一次，内蒙古自治區黨委給劉亞潔做了曆史結論，把他定為叛徒、特務。王世英在北京見到内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蘇謙益時，就毫不客氣地問：“你們這樣做，進行過詳細調查嗎？”
蘇謙益說：“調查材料是這麼寫的。”
王世英說：“劉亞潔是我領導下的同志，叛沒叛變，我還不清楚？為什麼你們不向我調查就給人家定性？你們這樣做太不負責了！”
黃克誠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王世英經常去他家，和他談心。王世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越是這種時候，越要去開導他們，給他們點溫暖。”
周小舟被打成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後，其他人怕涉嫌，不敢與之來往，王世英卻不怕。1962年冬和1964年冬，他兩次到廣東，都找周小舟會面，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王世英堅持正義、剛直不阿的精神，受到黨内外廣大同志的欽佩和愛戴，大家給他送了個綽号，叫黨内“海瑞”。正因為他正直無私、敢于鬥争，康生等人對他更加仇恨。他們給王世英扣上了“包庇壞人”“招降納叛”等罪名，王世英對康生一夥倒行逆施的行為也非常氣憤。1962年11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斥責康生的詩：
阿谀奉迎，蟻附蜂擁。自為得計，終将敗行。無恥之徒，衆目豈容。踏屍進階，爬高跌重。曆史自造，無法改正。
“文革”期間，王世英被迫害緻死。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恢複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