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有志投筆從戎
1919年,15歲的張郁光考入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今濟南一中)。時值五四運動,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是山東進步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少年有志的張郁光在這裡積極參加了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被推為校學生會領導人之一。
1923年,張郁光中學畢業,次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在校期間除孜孜鑽求學業外,還積極參加革命鬥争。
1924年1月,李大钊作為大會主席團五位成員之一,出席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為實現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此後,李大钊直接擔負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導工作,在他領導下,北方地區的反帝反封建鬥争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1924年11月,北京開展聲勢浩大的鬥争,支持孫中山北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李大钊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5萬餘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鬥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積極領導并親自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三•一八”運動,号召人們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不分界限地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李大钊的革命活動,遭到北洋軍閥的仇視,他們下令通緝李大钊。張郁光也因在“三•一八”運動中率領同學們沖擊段祺瑞執政府,被反動軍警包圍,僥幸得以逃脫。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因李大钊身兼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負責人之職,北京成為國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地區,國民黨黨員人數迅猛增加,張郁光亦在鬥争中加入國民黨。
不久,大革命狂飙驟起,志在救國救民的張郁光大學未畢業,就毅然投筆從戎,于1927年南下廣州,加入北伐軍。次年随軍返回山東。後因鄙視國民黨黨政軍界的黑暗和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書記長張葦村的橫霸龌龊,憤然退出國民黨黨部轉入教育界,先後任北平山東中學、畿輔中學教員和泰安山東省立三中校長。同年10月,任山東省教育廳督學。
“子見南子”案風波
1929年,曲阜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以下簡稱曲阜二師)在中共地下黨影響下,爆發了震動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子見南子”案。6月,曲阜二師進步師生上演獨幕曆史劇《子見南子》。孔府的封建勢力在民國時代仍然享受着封建特權。他們以該劇侮辱了先祖孔子的罪名,越級上告到國民政府教育部,又通過孔祥熙将控告書轉呈蔣介石,緻蔣親令“嚴究”。教育部除訓令山東省教育廳“核辦”外,并專派參事朱葆勤會同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親赴曲阜查辦。
時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教育部長蔣夢麟,均同情、支持曲阜二師學生,認為“不應小題大做”。何思源對蔣介石的命令也名順暗抗,久拖不辦。幾天後,孔祥熙、張繼又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對何思源提出彈劾。在此形勢下,何思源隻得委派張郁光以他的名義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調查。朱葆勤、張郁光原本都是進步人士,又受教育部、教育廳的影響,到曲阜後,隻到學校調查,不去孔府。調查結果認為,學校被控三點,查無實據,學生并無侮辱孔子言行。據此調查,教育部發出訓令:對曲阜二師校長宋還吾及學生“免予置議”。對此,以孔府為代表的地方封建勢力不服,再具呈上告,并連同朱葆勤、張郁光一并告發。
曲阜二師堅決與孔府封建勢力進行鬥争,得到了全縣廣大群衆和全省、全國大部分輿論機關以及各界進步人士的支持,甚至國民黨政府機關、黨部、社會團體中的正義人士也對曲阜二師師生表示同情和支持。據說,當張郁光把調查情況和案情提供給魯迅先生後,魯迅先生即發表了《關于<子見南子>案》一文,代表了全國進步輿論界的觀點。雖然有全國人民的強大聲援,但“子見南子”案的結局還是如魯迅先生所說:校長“撤差”,學生開除,依然是“強宗大姓的勝利”。
讓曲阜二師再次生機勃發
1930年,何思源擢升張郁光為省教育廳督學主任,補曲阜二師校長之缺。2月,年僅26歲的張郁光抵達古城曲阜,就任曲阜二師校長,并兼任山東省檢定小學教員委員會委員、第七區主試委員等職。
早在大革命時期,曲阜二師就因“紅二師”聞名遐迩。進步校長範明樞在曲阜二師八年間,參加蔡元培組織的中華教育改革會,任委員,主張“兼容并全”,要求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他常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勵和教育學生,并帶領師生參加建校勞動,親自監理學生生活。他積極推行陶行知倡導的平民教育,吸收工農群衆和勞動婦女入學,創辦了曲阜曆史上第一所平民夜校。他還支持學生集資辦“黎明書社”,閱讀進步書刊。1926年,中共二師支部成立,成為曲阜及濟甯地區最早的共産黨組織。此時,校内共産黨的活動十分活躍,進步力量強大。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組織被破壞,革命鬥争進入低潮。1929年9月,進步校長宋還吾又因“子見南子”案被調離,一批進步學生被開除,校内進步力量遭到摧殘。
張郁光的到來使沉寂中的曲阜二師再次生機勃發。此前,張郁光在山東教育界已初具聲望。他敏銳深邃,辦學有方,治校不久就成績卓著。他大力改革教學内容,添置大批教學設備,親自設計并監制建造了寓意“勞工神聖”的“工”字形教學大樓(師生稱為“工字樓”至今)。更重要的是,他大力聘請進步教師,支持學生開展進步活動。
張郁光進校不久,就趕上國民黨曲阜縣黨部要逮捕進步教師楚圖南。張郁光知道楚圖南是共産黨員,馬上掩護并資助他離校。這一時期,還有一些進步教師相繼離去。這樣,張郁光治校的首要工作就是整頓和組織一支他認為理想的教師隊伍。他南聘北請,廣為延攬,很
快就組建起一支以共産黨員和左翼教師為核心、進步且有真才實學的教師隊伍,其中有陸建平、任白戈、許寶梯、劉砻潮、尚莫宗、劉盼遂、鄭韻濤、潘應人、趙春珊、傅烈等,深受學生愛戴。
在周圍一片白色恐怖中,曲阜二師卻是另一派天地。社會學教師大講唯物辯證法,國文教師講普羅文學,曆史教師宣傳曆史唯物論等。美術教師尚莫宗更是以木刻刀為武器,刻畫無産者的悲慘遭遇,被譽為“無産階級的木刻家”。而擴充後的圖書館也大量購進進步書籍,甚至從巴黎郵購《資本論》。學生們手不離《國家與革命》《語絲》,口不離魯迅、郭沫若、胡也頻、巴金,共産黨的文件、刊物等也在師生間傳閱。據校友回憶,那時誰不購買幾本馬列主義或其他進步書刊,就會被大家譏諷為“老古董”“聖人蛋”。當時,上海某書社曾有一調查,該社所出進步刊物,訂閱者按學校統計後顯示,全國以曲阜二師的學生為最多。後來,甚至中共中央印刷處也直接給學校寄文件。校外人士稱曲阜二師師生是“滿口唯物論,兩眼世界觀”。愛國、民主、進步成為學校裡的時尚。
大力協助抗日被通緝
1931年6月下旬,中共山東省委改組。鑒于曲阜二師黨組織活動困難且與省委失去聯系,省委在改組的當日即派人到曲阜開展工作,重建曲阜二師黨組織。曲阜二師學生程照軒被發展為共産黨員,征得張郁光同意,程照軒回校建立了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很快,學生黨員發展到十餘人,教師中也有黨員七八人,由任白戈負責。從此,師生的進步活動又置于黨的領導之下,使曲阜二師成為九一八事變前山東學生新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在全省大中學校中,曲阜二師的進步思想最為突出。
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張郁光大力支持師生要求,積極協助黨組織,建立抗日團體,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救國活動。遊行示威,抵制日貨,上街演講,下鄉宣傳,聯絡曲阜社會各界召開群衆大會,聯合兖州、濟甯、臨沂、曲阜等地學校成立“魯南抗日救援會”,通電全國各救亡團體,呼籲民衆團結抗日,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2月中旬,曲阜二師學生會又聯合魯南七校,組成一個兩千人的南下請願團,在兖州卧軌截車,赴南京國民政府請願抗日。曲阜二師的鬥争,震動魯南,成為山東共産黨活動的重要陣地,被譽為“小莫斯科”。
曲阜二師高漲的革命氣氛,逐步為反動勢力所矚目和忌恨。曲阜、泗水、兖州等數縣國民黨縣黨部聯合,向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控告張郁光窩藏、袒護共産黨,聲稱曲阜二師“赤化”了等等,并将攻擊傳單四處撒貼。國民黨準備對曲阜二師進行搜捕。寒假前,張郁光從濟南其内兄李澄之處獲知消息:省政府主席韓複榘要搜捕曲阜二師共産黨員。他馬上撤離骨幹,送走任白戈等教師,轉移程照軒等幾個重要黨員,連夜焚燒部分“違禁”書刊,使敵人撲空。但省政府旋即宣布對張郁光撤職查辦,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審委員會也疊次傳訊。張郁光被迫離校躲藏,拒不到案。
反動當局的行徑使曲阜二師全體師生極其憤慨,紛紛要求挽留張郁光校長。黨支部組織了350人的“挽留張校長赴省請願團”,提出“不把張校長挽留回來,不回學校”。然後在姚村火車站卧軌截車赴濟,向省政府提出挽留張郁光、南下請願抗日等要求。不料,在省府大門前得到的卻是對張郁光通緝的消息。一個學生飛跑至東關張郁光家報信,恰好張郁光在家,匆匆趕往黃台火車站,經青島逃亡日本。請願學生被韓複榘用鐵甲列車遣返曲阜。1932年5月,省政府下令通緝張郁光。
赤膊巷戰英勇殉國
在日本,張郁光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研究部,潛心研究教育科學。1934年畢業回國,執教于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育系講師。此時,他與進步教授許德珩、張友漁等過從甚密,熱心于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張郁光參加中共北平市委領導的北平教師救國聯合會,并被選為執委。不久,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領導下,楊秀峰、張友漁和張郁光又聯合李達、許德珩、曹靖華、劉清揚、施存統、徐冰、張申府、齊燕銘、吳承仕、黃松嶺、尚仲衣、程希孟、孫席珍、田佩之、陳伯達、許德瑗、張緻祥等發起新啟蒙運動,提出批判法西斯主義,宣傳辯證唯物主義。
1937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召集平津各地救亡團體黨團負責人開會,成立華北救國聯合會,張郁光被選為執委。七七事變後,張郁光以華北救國聯合會代表身份,利用他在山東教育界的影響,赴濟南推動山東教育界起來抗戰。
1938年1月,張郁光與大批黨員幹部被派往聊城,協助、推動國民黨愛國将領範築先抗戰,幫助其政治進步,加強對範部的領導。張郁光先後被委任為範部少将總參議、山東第六專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魯西北政治幹部學校副校長(範築先兼校長)。3月,張郁光代表範築先赴徐州、武漢,與李宗仁将軍及國民政府商談抗戰事宜,請求國民政府接濟。同時,奉中共魯西北特委委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副主席報告、請示工作。在武漢,張郁光見到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葉劍英、王梓木等同志,接受了對魯西北抗戰的指示,并向中外新聞界宣傳魯西北抗日根據地鬥争情況。5月,張郁光返回山東,向魯西北特委和範部傳達了上述指示,有力地推動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
在濟南時,張郁光曾向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指定與他聯系的梁寒冰同志提出入黨要求。梁寒冰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請示,周恩來指示:張郁光為黨作了許多工作,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個優秀的無産階級先鋒戰士。遂将張郁光的關系移交中共山東省委,決定由山東省委吸收其為中共黨員。1938年6月,張郁光同志光榮入黨。
當年9月,張郁光陪同範築先将軍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河北南宮召開的冀、魯兩省聯席會議,會見了朱瑞、陳菁玉、徐向前、楊秀峰、宋任窮等同志,給予範築先極大教育,使範築先對抗戰充滿了勝利信心。範築先說:“我們政治有郁光,軍事有(袁)仲賢,寫文章有(齊)燕銘,這就是我們的‘三傑’,何愁打不敗日本!”根據地廣大民衆也到處傳唱民謠:“範築先,範築先,長胡子,飄胸前,日本鬼,大漢奸,日日夜夜心膽寒!”“張郁光,沒有槍,良心抗戰好主張。”
1938年11月12日,日寇114師團勾結漢奸進攻聊城,張郁光協助範築先率部英勇抗敵。張郁光本已率部突圍出城,後發現範築先還在城内,又毫不猶豫地返回城内繼續戰鬥。張郁光與範築先指揮部隊血戰一晝夜,終因寡不敵衆,逐漸失利。15日,城破,範築先與700名守城健兒全部英勇殉國。張郁光等7人赤膊與敵巷戰,堅持到最後,被日寇殘殺于狀元街一老百姓家,年僅34歲。同時殉國的還有範築先的秘書、政治部副主任共産黨員姚第鴻。
範築先、張郁光、姚第鴻犧牲後,受到全國人民的痛悼,被譽為“華北抗日三烈士”,其殉國之日被
定為“華北抗戰紀念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和全國進步報刊紛紛發表社論、專刊,寄托哀思。延安軍民還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聊城解放後,黨和政府在聊城設立“張郁光紀念堂”,并将張郁光犧牲的狀元街命名為郁光街。在那個崇尚英雄的年代裡,這裡的居民都因為生活在以烈士命名的街道裡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