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國民黨特務，不免令人毛骨悚然，而周恩來領導的中共特務與情報工作卻富有藝術性。中共的特工組織更是先于國民黨成立。周恩來“以上智為間”，開辟隐蔽戰線，使之與統一戰線工作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
“中央特科”在行動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産黨員，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到終點。周恩來一度被扣押，這使他認識到，鬥争方式必須更加隐蔽。同年5月，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他倡議并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隸屬于中央軍事部，分設特務、情報、保衛等4股，以情報工作為主。
“有了軍委特務工作處這樣的工作組織，我們黨就掌握了敵人的主要動向，事先作了必要的準備，所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叛變之前，黨就順利地把部隊撤出來了，避免了損失。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所處的被動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多年後，周恩來對特務工作處成立的意義作了如此評價。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改組特務工作處，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繼續由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設立總務、情報、行動和交通4個科，任務包括：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台。其中，陳赓為情報科科長，他與行動科科長顧順章等人曾在1926年經周恩來推薦，由黨中央選派赴蘇聯學習政治保衛業務。
“行動科”又稱“紅隊”，一項主要任務就是除掉叛徒。比如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軍委秘書，掌握很多内情，必須除掉，帶隊完成清除任務的就是科長顧順章。康生當年也是這個科的，還當過科長。有一次，紅隊隊員執行任務失手，後來康生出馬，兩支勃朗甯手槍一别，馬褂一穿，禮帽一戴，拄個拐棍兒，很快就除掉了叛徒。
特科成立後不久，國民黨也有了特務組織。1928年2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立黨務調查科，專門捕殺共産黨人，由陳立夫負責，後發展為“中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統計局。1932年，蔣介石效仿墨索裡尼成立秘密組織“中華民族複興社”，下設特務處，黃埔六期學生戴笠任處長，後發展為“軍統”——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之後又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
“打進去，拉出來”
特科獲取情報的主要方式有兩種：“打進去”和“拉出來”。前者即選派幹練人員打進敵重要部門；後者即設法将敵方重要部門人員争取過來，為我提供秘密情報。
當時，陳立夫的黨務調查科為擴充特務人員，開辦無線電培訓班，周恩來便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投考，并陸續在“中統”内部取得要職，後被稱為“龍潭三傑”。他們還組建黨的特别小組，李克農擔任組長，往來甯滬之間指導工作，并負責與中央特科聯系。而胡底被調往天津，順利掌控了北方機關的情報；錢壯飛則當上了總務調查科科長、“中統”領導徐恩曾的機要秘書。
中共特科“拉出來”的第一個人恰是國民黨派駐上海的第一個特務鮑君甫。他是中央特科成員陳養山的密友，心想若能幫共産黨做事，同時搞點共産黨的消息去應付國民黨，便可兩全其美。鮑君甫将自己的想法告訴陳養山，還把随身帶着的一份搜捕共産黨員的名單交給了他。周恩來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不很可靠，但對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便批準由陳養山與他單線聯系，對他加強教育，為我所用。後來，在清除叛徒白鑫和營救彭湃、任弼時的行動中，就有鮑君甫提供的情報。
上海灘幫會大佬杜月笙的顧問楊度也被“拉出來”。楊度早年便是慷慨兒郎，接受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思想，還與袁世凱私交頗深，袁世凱稱其“精通憲法，才堪大用”。後來，楊度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钊，世界觀開始改變。1929年，潘漢年打算介紹其加入共産黨。周恩來考慮到楊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圍中，這樣一個與各界都有廣泛聯系的消息靈通人士，能發揮很大作用，于是批準了54歲的楊度成為中共秘密黨員。
為中央特科定規矩
中央特科領導人顧順章的叛變，給中共中央機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險，這個過程已廣為人知：當年，捕獲顧順章的國民黨武漢行營偵緝處急着邀功請賞，先向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報告了顧順章已叛變的消息。一夜之間，武漢向南京連發6封緊急電報。當時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兒去了，武漢來的電報全部落入中共潛伏間諜錢壯飛手中。錢壯飛立刻讓女婿劉杞夫到上海向李克農報告。
“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都切斷。兩三天裡，我們緊張極了……”當年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曾回憶說。4月28日，陳立夫、徐恩曾派張沖等人趕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卻一無所獲。陳立夫問旁邊的特務：“剛才見到什麼人？”對方答道：“進入弄堂時與一個氣質莊重的女子和一個行色匆匆的老頭擦肩而過。”顧順章後來得知此信息時說：“那女子是周恩來，那老頭是陳赓。”因為早在南開中學讀書時，16歲的俊朗少年周恩來就在校話劇團中扮演過女角。陳立夫哀歎：“抓住周恩來，隻差5分鐘。”
當年，周恩來為特科制定了嚴格的原則與紀律，反複強調：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但在周恩來1931年底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後，特科後期工作逐漸偏離原則，從1933年至1934年連續7次在公開場合懲治國民黨特務，3次盲目制裁所謂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敵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禦敵人的破壞，兩批紅隊被捕犧牲，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前幾次反“圍剿”鬥争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情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1932年的第四次反“圍剿”打得并不如意，隻是“險勝”。到第五次，情報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就失敗了，紅軍不得不開始長征。1935年，中央在長征途中派陳雲回到上海，重整情報系統。
隐蔽戰線的奠基者和領導者
1936年的西安事變促成國共雙方再次合作。第二年，全面抗戰開始。然而，蔣介石認為，日本是皮膚之患，共産黨是心腹之患。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取消中共武裝和根據地政權，并密電“西北王”胡宗南：“借共産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陝甘甯邊區，行動絕對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後，于7月2日将進攻邊區的時間定為7月9日。然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卻收到朱德的電報：“道路紛傳，中央将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内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于危難之境。”
顯然，胡宗南的計劃暴露。胡宗南雖然發覺有人洩密，卻怎麼也沒想到會是他的機要秘書熊向晖。熊向晖是周恩來早年布置在胡宗南身邊的一枚“閑棋冷子”。由于有可靠情報，共産黨總能在胡宗南眼皮底下行進，胡宗南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自己反而損失慘重。毛澤東稱熊向晖“一個人可頂幾個師”。
周恩來說：“我黨打入國民黨内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于前三傑；解放戰争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晖、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迹。他們就是後三傑。”
1941年9月，中央情報部成立。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及長江局副書記、南方局書記，繼續部署、領導了黨的情報工作。
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周恩來“拉出來”更多有價值的戰友。閻寶航原是張學良手下，抗戰時期，重慶的閻家大院搞救濟會，凡是東北老鄉找他，他都提供容身之所。周恩來看到他的仗義之處，于1937年介紹他加入共産黨。
1941年，在國民黨的一次宴會上，閻寶航獲得德國将于1941年6月20日前後一周内突襲蘇聯的情報，并把情報交給共産黨。周恩來直接拟了一份緊急電報，通報莫斯科。1941年6月上旬，在希特勒全面進攻蘇聯前夕，斯大林接到了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
1949年11月，就在見到熊向晖“歸隊”那天，張治中感慨道：“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産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産黨的對手。”國民黨撤退台灣後，周恩來仍然領導着兩岸之間的情報工作。
隐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壯大，周恩來是無可争議的奠基者和領導者。周恩來去世前會見的最後一個人還是情報工作負責人羅青長，最關心的仍然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