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二十三年，我的人生未必很好，來到台灣六十年，未必不好。此話怎講？因為我生于北伐的年代，母親跟我說，我哇哇來到世間的時候，正是中國最動亂的時候。
我十歲稍懂人事了，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八年抗戰期間，我的家鄉是遊擊隊、國民黨、日本人緊張接觸的地方，甚至南京大屠殺就在我的家鄉揚州隔壁。父親為了生計在外經商，在外兩年毫無音訊，生死未蔔，母親帶着十二歲的我去南京尋找父親，但鄉人猜測，他可能死在南京大屠殺了。
我就是在這槍林彈雨、刀光劍影中，慢慢地成長。十二歲那年，被一位老和尚看中，我告别母親，在栖霞山出家了。
誰都不能信任的時代
八年抗戰勝利後，國共内戰。就是二十一歲那年，我在宜興白塔國小擔任校長，早上國民黨軍隊來到寺裡，要我們告訴他們：“共産黨的軍隊在哪裡？”晚上解放軍、地下工作人員來，要我們告訴他：“今天國民黨的部隊多少人來？”
現在這些話講起來很簡單，實際上是小命不知放在哪裡，說錯話随時就可能結束生命。我也曾遭到逮捕，國民黨說我是“匪諜”，要槍斃；共産黨說我是“國特”，要殺頭，兩面不是人。有天下午，應該是帶着我要抓去槍斃了，在面臨死亡前的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人生的境界是什麼滋味。在那樣的情況下，你說一個年輕人青春在哪裡？
在這種絕命之下，我二十三歲帶領救護傷亡、服務衆生的“僧侶救護隊”來台灣，七十幾個人從上海登船，來到台灣。才到基隆港，就有三十人不告而别，各奔東西了。
初來乍到的我無親無故，生活艱困，吃不好、睡不好，僅有的包袱弄丢了，唯一的一雙羅漢鞋也不敢穿，因為那時台灣人大都打赤腳，我穿鞋，他們會盯着我看。
不久，白色恐怖就來了，就是親生兒女都不能信任，誰來伸出援手？那幾年，國民黨對我們不諒解，警察經常查戶口，我常一覺起來，就被問這個、問那個。生活謀食困難、投靠無門等等都沒有什麼了不起，最困難的是，當時我住在一間寺廟裡，偶爾要出門上課講法，都要先報備，必須到派出所警察局“請假”，他們同意，我才可以去。
來台灣時，并不需要“入境證”，後來辦戶口的時候，“入境證”卻是不可少的文件，那時沒有戶口是很危險的，不能居住，會被視為來路有問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省議員吳鴻麟其實不認識我，但我向他求助，請他幫忙報戶口，他竟一口答應，親自帶我到警察機關報了戶口。後來，我們師徒三十幾位僧人被人誣告是“匪諜”，被警察逮捕審問，幾乎面臨槍斃，也是吳老先生奔走，才将我們保釋出來。因此我和他的公子、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成為至交。
總之在亂世，人不如狗啊！國民黨那時對外省來的年輕人不放心，懷疑我來路不明，這個精神的壓力很大，持續了三年之久。
外省和尚在最本土的宜蘭傳教
來台三年後，二十六歲的我，來到宜蘭這個純樸的農業社會，落腳在雷音寺。這個寺原本不小，卻有三家軍眷占住，前半年我沒有房間，都是在佛桌底下睡覺。後來好不容易有個小房間，像土地廟那麼小，除了一張破舊的竹床以外，隻有一架老舊的縫紉機，但是我已經很滿足了。
後來從監獄撿來一把獄所不用的椅子，每天晚上大家就寝後，我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趴在縫紉機上寫作。二十六歲的我，平生第一次使用電燈，群蚊亂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
但最大問題是，這個寺廟沒有廁所，要“方便”要走到火車站廁所，我往往得邊忍邊走二十分鐘的路。
每次走在這段路上，宜蘭的民衆就好奇地像看西洋鏡，圍過來看熱鬧：“來看，來看，一個和尚在街上走！”
我知道他們在看我，我從小受訓練，出身叢林，舉手投足當然都要像個樣子，即使便意很急。他們就像我的老師，行禮啊，走路啊，我想在老師面前還是要表現好。久了之後，大概我表現得不錯，在當地他們就認可我了，會幫我說好話，也漸漸接受我了，于是我在宜蘭這個小小地方，展開了我與佛教的運動。
為了倡導佛教，我開始教他們歌詠隊唱歌。過去佛教是不唱歌的，我組織弘法團、青年會、兒童班，帶領男女青年到鄉下弘法傳教，當地不少民衆會從家裡拿出小凳子，在廣場上給大家坐，幫助我講道傳教，青年們會替我弘揚佛法，用台灣話講：“咱的佛教來了。”這句話令我感動，至今難忘。
這句話現在聽來沒什麼了不起，但那時在政治上有股壓力。蔣夫人是信基督教的，對佛教很排斥。當年，你說你信佛教，你就不能升官；填表格時說信佛教，就不能出國，這裡面有宗教的歧視。
台灣最早期是這樣的。不過，政治的力量還是抵不住廣大信仰的群衆，最後我還是獲得了民衆支持。我的弘法團、青年會、兒童班，幾乎都是全家一起來，佛教得到了幫助，當地人會去宣傳，替我制造機會。警察查戶口時，人們出來幫我講話，說這個大師怎麼好，怎麼慈悲啊，來我們這兒多久了等等，這些都是保護我。
那時民衆對我個人最好奇的問題是，語言的溝通。這個講來很神奇，我到今天都不會講閩南話，都是靠信徒替我翻譯，奇妙的是，當地的老太太、老公公，幾乎都聽得懂我的話，不必翻譯。我也能多少聽得懂他們的話。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跟他們真是打成一片，他們知道我是師父，但我又像兒子，又像孫子，像他們的家人，好像沒有分别，他們還會鼓勵兒孫來參加我的弘法。宜蘭是我和台灣結緣的開始，從這裡之後，才有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佛光事業。
兒子聽不懂媽媽的話
海峽兩岸一刀兩切，思念故鄉是人之常情，站在兒子的立場，缺憾是有的。1986年，還沒開放探親，我不能去大陸，媽媽不能來台灣，我們要到第三地才能見面。經過特殊安排，終于在某一天，母子兩人分别來到日本東京機場。
看到中國民航客機一點一點緩緩降落，我知道母親要下來了。這種見面不能公開，如果被人照了照片，說我在哪裡跟大陸人見面，那是犯法的。
我們裝不知道，好像不期而遇。因為我穿僧袍，她看到我比較好認識，我看到她反而不認識。我母親由弟弟和弟媳陪同，到底四十年了，過去她是年輕的，後來變成八十多歲的老太婆了。
她朝我看，我也朝她看，沒錯，是母親。我們也沒擁抱，也沒有痛哭，但攙扶她的弟媳婦竟然哭起來了，淚灑機場不好看呐。我就說：“不要哭，不能哭啊！”萬一給人發現怎麼得了。
我看她努力忍住眼淚，自己竟然也濕了眼眶。我小聲說：“不要講話，趕快跟我走。”我們默默走出機場，上車，直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才開始講話。
不過那時真的是……人間的悲慘（星雲大師顫抖着手，拿出衛生紙一角拭淚）。我母親講的話，我居然一句都聽不懂。她講地道的揚州話，已經離開快四十年的我都聽不懂了。我後來甚至有個奇怪的念頭：眼前這個婦人是不是我母親啊？我母親是這樣嗎？會不會有個人假冒我母親，故意來騙我的呢？
我第一句話叫她不要哭：“媽媽你坐好啊，路很遠啊，累不累？”後來我們談了兒時的往事，我還問：“當時你怎麼會準許我出家？”原來出家是我跟她要求的，她一開始為難，後來準許了。
但我覺得要證實一下。她回說：“你小的時候，媽媽沒有能力培養你，看得出你也是人才，将來是個有出息的孩子，當時你師父要培養你讀書，我想或許你會有前途……”從這件我們母子間的事情，我得到了印證，才很确定說：“媽媽你是這樣講的沒有錯。”我又再看她一下，雖然老了很多，沒錯，是媽媽，我們才又回到兒時母子的感覺。
相隔三十七年，最令我感慨的是，兒子聽不懂媽媽的話，世間有這樣的事嗎？
星雲大師的母親劉玉英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