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青少年時期，正是中國發生偉大變革的時代。他16歲時離開家鄉就讀梧州中西學堂，受到該校同盟會會員胡漢民等教師所傳播的民主、民族思想的影響，對清政府的喪權辱國行徑深惡痛絕，萌生了投身革命、救國救民的思想。“救國就要當軍人”是他的信念，為此棄文從武，進入廣東陸軍中學，從而确定了他畢生的事業。1910年他被廣東選送考取了當時設在保定的全國唯一一所高等軍事學校---陸軍預備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陸軍大學。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推動下，參加了反清革命鬥争。1911年底，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廣東軍政府，組織北伐軍，由姚雨平任軍長。父親與姚雨平在廣東陸軍速成學堂有同窗之誼，被姚委任為作戰參謀，直接參與了“全軍北上行動方案”等作戰計劃，在三次大敗清軍的戰鬥中身先士卒立下戰功，被破格提拔為師參謀長。
袁世凱作為臨時大總統掌握大權後，南北議和，開始裁軍，父親所在部隊全員遣散。父親回到陸大完成學業。此時廣東處于袁世凱的親信龍濟光暴力統治下，廣東來的幾位同學已受到辛亥革命的鍛煉和洗禮，不願回粵供職為虎作伥，正在商議何去何從時，正巧軍校遴選優秀畢業生取代高薪聘用的日本教官，學校通知父親，因他一貫成績優異，決定留其出任教官兼陸軍部軍事編輯局編修。在任教期間，父親充分展現了他深厚的軍事理論素養，悉心培養了一大批高級軍事人才，他的學生中很多人後來成為民國時期的高級将官，如國防部長徐永昌，廣西省主席、集團軍司令黃旭初等。因此父親在軍政界聲望極高，有“全國陸軍皆後學，兩粵名将盡門生”的聲譽。
1920年，孫中山開府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是年冬，父親回鄉省親，途徑廣州與摯友鄧铿會晤。鄧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時任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早年父親在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學兵營當排長時，鄧是連長，兩人關系甚笃。父親與鄧铿深入交談，更加認同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才是振興中華的希望，毅然放棄了陸大的編修局長職位，接受鄧的邀請，留在粵軍第一師任副官長并由鄧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不久升任第一師參謀長。在孫中山授意下，鄧铿将全師2萬多人的整頓與訓練全權委托給了父親。父親對這項任務勤守職責，治軍嚴謹，待人公平，設法羅至了一批有朝氣的青年軍官提拔重用，其中鄧演達、葉挺、陳銘樞、張發奎、黃琪翔、徐景唐、錢大鈞、葉劍英、陳濟棠、蔣光鼐、蔡廷锴、陳誠、薛嶽、餘漢謀、朱晖日、黃振球、戴戟、嚴重等不僅成為第一師骨幹，而且在後來的國民革命和抗日戰争中成為著名的高級将領。父親通過對軍官側重政治教育，對士兵側重軍事訓練的方式，使第一師面貌煥然一新，戰鬥力大增。
1921年11月孫中山在桂林建立了北伐軍總指揮部，為的是實現他自成立同盟會以來的“以兩廣為根據地，出師北伐，統一全國，進而在這國土上建立起民主主義政權”的偉大理想。此時身為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已經狂妄自大起來，不想再聽命于孫中山，不想粵軍為北伐效力，千方百計阻止孫中山的計劃。但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铿是完全站在孫中山這一邊的。1922年3月陳炯明的黨羽暗殺了鄧铿。6月又圍攻并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師當時正在北伐途中，攻占了贛州，準備攻打南昌。父親與梁鴻楷師長奉孫中山密令率第一師回師平叛，但因第一師内擁陳派勢力強大，平叛計劃失敗。一直在永豐（中山）艦上指揮作戰的孫中山得知北伐軍回師失利，孤軍無援，便懷着無可奈何的沉重心情離開廣州去了上海，北伐宣告失敗。父親傷心失望，辭職離去。此時孫中山對第一師和父親依然非常關注，寄予厚望，特派他的警衛團長陳可钰（原第一師參謀長）來見父親，要他留在第一師，等待時機奪回兵權。父親遵照孫中山的秘密指示，重返第一師繼續任參謀長，暗中聯絡第一師中思想傾向孫中山的幹部，伺機起事。10月，孫中山将駐紮福建的北伐軍改名為東路“讨賊軍”，又于同年冬，委派桂軍、滇軍等部組織西路“讨賊軍”，讨伐陳炯明。父親派人與讨賊軍聯絡，暗中配合。次年1月，父親率第一師兩個團及工兵營在前線起義，與讨賊軍并肩作戰，廣州光複。孫中山返回廣州，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父親被任命為第一師師長。孫中山委派他兼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處長。
1923年5月父親奉命率部讨伐桂系軍閥沈鴻英,占領了廣西重鎮梧州。西江既定，孫中山決定設立“西江善後督辦總署”，西江善後督辦的權力很大，孫中山在訓令中指出，“所有西江流域由梧州至江門以及四邑各地方，一切善後事宜，責成西江善後督辦切實辦理。”孫中山手下元老衆多，不少人想得到這個職位，但孫中山認為父親平定西江功勞最大，且大智大勇，幹練忠誠，破格委任父親為西江善後督辦。對此出人意料的任命，軍政前輩議論紛紛，謂父親資望太淺，不應據此高位。父親自己也有顧慮，表示不能就任，決意固辭。但孫中山力排衆議，堅持要父親出任該職，他在給鄧演達的信中說，“至李師長西江督辦之名義，非此無以統一該路之财政。”
父親對孫中山的信任深為感動，軍人首重服從，即委重任，自當勇敢擔當，不畏人言，毅然接受新職。父親任職後，使廣州大本營的革命力量擴展到西江各縣，并從财政上大力支持大本營，孫中山返廣州後，革命政府的大部分經費靠西江善後督辦署上繳支持，可以說廣州政府完全依賴位于西江的第一師在當地的稅收來維持。對當時廣西省的人事任命，孫中山都會征詢父親的意見。父親雖然大權在握，但他俸給外不苟取毫發，編制内不安排一人，一師官兵軍饷均由廣東調撥，未取廣西地方一分錢。當時的廣東各路軍閥滞留頗多，形勢混亂，第一師不得不回廣東征戰，父親便将梧州地區的管理交給當時駐紮在梧州的廣西将領黃紹竑督辦副主任。黃在其所著《五十回憶》中寫道：“過去在廣西，曆來統治者總是把管轄區視作自己的私人财産，從中謀取私利。自己卻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一味追求玩樂。但當李濟深率第一師進了梧州，這種風氣一掃而光。即使身為善後督辦，掌握所有大權，他卻沒有濫用職權。李聽取民衆的意見，将軍政和經濟大權全權委托我，卻沒有向我要一分錢。而實際上，當時的革命政府經濟上困難重重，前線的供給又不夠及時，他的部隊拿不到軍饷，有時還得餓着肚子上戰場。有一次甚至10天沒有糧食，李濟深不得不派鄧演達回廣東要錢。形勢如此嚴峻，他仍沒想過用梧州的錢。他的言行不僅在當地老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促進了以後廣東、廣西之間的革命合作。”黃紹竑說：“任公兩袖清風來，兩袖清風出，不得不讓人肅然起敬。”
廣東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引起帝國主義和國内反動派的仇恨。1924年夏，香港彙豐銀行大買辦陳廉伯夥同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組織商團武裝，企圖在廣州建立“商人政府”，反對革命。孫中山下令攔截了陳廉伯向英商南利洋行購入的大批槍械并通緝陳，陳指使廣州商團以罷市威脅政府，通電全省各縣商團，命令他們驅逐縣長，宣告獨立。到8月25日，全省有一百多個城鎮陸續罷市。28日，英國派出9艘軍艦集中白鵝潭，将炮口指向中國軍艦，進行恫吓。領事團向廣東省長提出抗議和警告。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向大元帥府發出最後通牒，宣稱“奉香港艦隊司令之命，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付之。”革命陣營内部圍繞商團叛亂事件産生嚴重分歧。10月10日，廣州人民紀念武昌起義的遊行隊伍與商團崗哨發生沖突，商團竟開槍打死二十餘人，傷數十人，并構築堡壘，封鎖市區，發動武裝暴亂。父親向孫中山請纓平亂。孫中山決心鎮壓商團叛亂，父親率部回師廣州參與戰鬥，平定了叛亂，粉碎了英帝國主義的陰謀。
為了培養軍事幹部，父親在肇慶創辦西江陸海軍講武堂，任命戴戟為堂長，鄧演達為特約教官，黃琪翔、錢大鈞等都來講武堂訓練軍隊，為兩廣的革命隊伍培訓軍官充實基層，也為後來的黃埔軍校提供了人才和經驗。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時，孫中山先後任命父親為籌備委員、教練部主任，後升任副校長。這段時間父親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是孫中山的知人善任，破格提拔才使父親的軍政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使他在粵軍衆多将領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對父親來說，孫中山對他有知遇之恩，他重任在肩，努力工作，在各方面給孫中山的革命政府以大力支持，不負所望，屢建奇功，統一兩廣于國民政府之下，為實現孫中山夙願，進行北伐，統一全中國奠定了基礎。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3月24日父親主持了梧州各界追悼大會，發表演說，宣讀了祭文，并寫下“痛失民權權首誰招我國國魂”等挽聯。孫中山生前曾3次到梧州從事革命活動，4月23日，父親召集梧州各界代表開會，倡議在孫中山巡視過的北山頂興建中山紀念堂。紀念堂于1926年奠基，1928年夏動工，1930年10月落成，為中國最早興建完成的中山紀念堂。父親在任職廣東期間，為廣州的中山紀念堂及中山紀念碑奠基立石。廣州中山紀念堂成為當今存在最大最雄偉的中山紀念堂。
1959年10月，父親在臨終前作的最後一首詩中寫道“我與全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表達了他對祖國統一的刻骨銘心的期盼。父親從青年時代開始投身革命事業，是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實追随者。在此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緬懷先輩的事迹，以表達對他們的深切懷念，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竭盡綿薄，以告慰為民主革命事業畢生奮鬥的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