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記者陳遠鵬
八七會議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黨内右傾錯誤，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是中國革命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争興起的轉折點。
為保證會議絕對安全，會議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黨内交通員帶進漢口。辦事情的少數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負責人最後進，最早走。八七會議會址與餐廳相隔，兩處均有後門相通，會議代表全部從後門進入。
“李維漢是秘書長。我是第一批，記不清和誰一起進來。我在這裡呆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極為緊張。我是最後走的，走得最晚。八七會議是武漢最熱的時候，開會的當時甚至連門也不能開，進去了就不能出來。我是一個晚上帶着行李進去的，我們進去就睡地鋪。”“當時都是年輕人。毛澤東三十四歲，瞿秋白二十九歲，李維漢三十一歲，任弼時二十三歲，我二十三歲，陸定一那時比我小兩歲。”1980年鄧小平到武漢視察工作時曾說。
會議因形勢緊迫隻開了一天
“八七會議是在超常複雜的國内外形勢背景下召開的。”湖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田子渝介紹八七會議背景時說。
1927年對中國而言是很不平常的，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奔湧到長江中下遊，澎湃于神州大地。然而在英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中國南北掀起了反共惡浪。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殺害了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中國共産黨領袖之一的李大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僅僅三天的時間，就有300多上海工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三個月後，汪精衛反革命集團在武漢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批的革命烈士和群衆被屠殺。不到4個月的時間，共産黨員由六萬人急劇減少到1萬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完全失敗。
全國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在召開八七會議之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已經連續召開幾次會議，主要作出了三項決策：舉行南昌暴動；準備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起義。根據共産國際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以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确定黨在新時期的鬥争方針和任務。
由于形勢緊迫，會議隻開了一天就結束。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産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經過讨論，會議選舉出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9人，包括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人，包括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焘、李三立。
“八七會議是在極為險峻的形勢下召開的，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統治，結束了全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局面，正确地制定了土地革命時期黨的總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實現了黨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争興起的曆史性轉變。會後，廣大農村舉行了大大小小的武裝起義，使星星之火，變成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熊熊大火，從而揭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序幕。”田子渝說。
1927年8月7日，湖北省武漢市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陽街139号)，曾召開過中國共産黨曆史上有着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不同尋常的八七會議
按照常規，會議作出的各項決定是在會後貫徹執行，中國共産黨曆史上的1200多次會議莫不如此，八七會議卻是例外。
史實表明，八七會議之前，中共中央改組之後，就開始了黨的方針的轉變，并連續采取了一系列行動。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鎮壓工農背叛革命的行徑，宣布撤回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共産黨員，同時嚴正聲明，中國共産黨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争。這個宣言标志着中國共産黨與武漢國民黨中央的決裂。正如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所說：“7月13日我黨的宣言是黨的新政策之開始”。
7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指出“中國革命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土地革命階段”，目前“我們黨的責任是與新的反革命勢力作鬥争”，“秋收暴動”“是共産黨現實最主要的任務”，要“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
8月1日的南昌起義也是八七會議方針的具體實踐。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八一起義也是八七會議精神的結果”。
八七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的，會議正式确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從而使全黨沒有在白色恐怖面前驚慌失措，指明了今後革命鬥争的正确方向，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争興起的曆史性轉變。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來、賀龍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槍杆子裡出政權”
“八七會議對湖北土地革命時期曆史的影響是巨大的。湖北由于處在大革命後期的中心地位，對大革命後期的瞬息萬變的時局有很深刻的認知，對共産國際、中共領導機關在大革命後期左右搖擺的政策，體會尤深。湖北地區黨的工作既受到共産國際、中央機構機關錯誤政策的危害，也刻下黨在緊急關頭糾正這些危害的印記。”田子渝教授說。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簡稱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決定三件事：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讨論決定新階段的方針和政策。
中共湖北省委據此制定了《湖北行動大綱》（8月3日）、《湖北省秋收暴動計劃》（8月4日）、《鄂南農民暴動計劃》（8月5日）等，積極落實臨時中央發動秋收起義的計劃。
8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出席了八七會議。8月10日，他召集湖北各地黨的負責人轉達八七會議精神。湖北省委根據會議新精神，修訂了湖北秋收起義的計劃，将全省劃分為鄂南、鄂中、鄂西、襄棗、京漢路、鄂東、武漢7個區，各區成立特别委員會，分區暴動。在此前後，省委派出400多幹部分赴各區發動群衆，舉行暴動。
8月20日，鄂南通城起義打響了湖北秋收起義的第一槍，農民起義軍奪取了縣城，建立起湖北第一個農民政權。9月8日，中共鄂南特委組織農民攻擊粵漢鐵路蒲圻段，掀起了鄂南起義風暴。到11月，天門、漢川、石首、鄂北、沔陽、監利等地紛紛舉行農民暴動。11月13日，2萬多農民在中共黃麻特委的領導下，舉行了震驚全國的黃麻起義。
“黃麻起義将湖北秋收起義推向了高峰，也是這一時期全國各地起義中農民起義中影響較大的一次起義。”田子渝說。
就在湖北省緊鑼密鼓舉行起義的同時，各地黨組織領導農民、工人和部分革命士兵也揭竿而起。武裝起義席卷湖南、四川、廣東、江西、河南、陝西、浙江、河北、山東等省。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的國民革命軍2萬餘人舉行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大大震撼了國民黨反動派。
9月9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創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經三灣改編，轉向井岡山，開辟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爆發。廣州起義與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并稱為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的“三大起義”。
除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後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陝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
土地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産黨黨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在此期間，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縣（市），建立了12塊革命根據地，參加起義的工農群衆和革命士兵有數百萬人。
電影《八七會議》根據真實史料改編，講述了1927年中國共産黨如何在白色恐怖中，克服重重阻礙，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