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有兩個：一個是量的增長，指的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增加；另一個是質的增長，也就是在同等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情況下，産出的增加。質的增長主要通過人均GDP的增長來衡量，靠的是技術創新和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很多經濟學家研究指出，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美國人均GDP按不變價格計算接近2%。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創新的投入分别貢獻了0.4%和1.2%，其餘的增長來自教育和技術創新規模的外延效應（0.4%）。另外，曆史數據顯示資本規模與GDP增長同步，對人均GDP影響有限。
下面我們從質和量兩方面分析一下制約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和美國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人口
美國15歲－64歲工作年齡人口在1970年是11700萬人，2007年增加到19600萬人，37年間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率是1.41%，并且比較穩定。随後工作年齡人口增長率放慢，到2017年5月增長到20540萬人，這十年間的增長率是0.45%。也就是說2008年危機以後的工作人口增長率比危機前從量上減少了将近1個百分點。美國工作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在危機後有些下降，但2017年已經恢複到2007年的水平。勞動力在美國GDP中的付出比例是60%。按這個比例推斷，美國勞動人口對GDP年增長的貢獻在過去的十年裡從量上減少了接近0.60%。
在資本充裕的條件下，工作年齡人口數量對GDP增長有重大影響。這在别的發達國家中也能夠看到，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1970年到1993年日本人口增長率為0.89個百分點。其經濟增長率為4.13%。但從1993年開始日本工作年齡人口轉入負增長，每年減少将近0.586%。與此同時的GDP增長率也明顯減少，隻有0.93%。導緻日本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原因有很多，工作年齡人口的負增長是首要原因。
美國解決這個問題的藥方是移民。但目前美國民衆和特朗普政府都有反移民傾向，擴大移民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口低速增長造成的GDP減速是特朗普有能力但沒有意願解決的一個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在2016年達到高峰，接近10億人。随後會進入負增長。這個變化肯定會極大地影響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國GDP增長可以達到3%或者4%。然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二、教育
美國公民受教育的年數從1880年出生者的7年增長到1980年的14年。這個增長對美國人均GDP年增長的直接貢獻達到了0.4%-0.6%。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和1975年的兩個拐點。1945年－1950年出生的美國人高中畢業率達85%，大學畢業率達25%。1975年出生的美國人高中畢業率達到了91%，大學畢業率達到30%。這以後高中畢業率達到飽和狀态，基本上沒有增長。大學畢業率繼續增長。但近期數據顯示，美國高中畢業生上大學的比例在過去十年沒有增長。2016年隻有66%的高中畢業生上大學，比2009年的70%減少許多。美國目前進入大學學習的學生畢業率隻有59%。據此推算千禧年出生者大學畢業率是91%×66%×59%=35%。如果美國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大學畢業率停滞在這個水平，其受教育的年數增長将停滞，對人均GDP的貢獻也肯定會減少。2009年以來美國勞動生産率增長緩慢，與教育年數的停滞有關。
如果美國要增加人均受教育的年數，短期可以靠高技術移民。這是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改革目标。但長期解決方案是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扭轉大學入學率減少和畢業率偏低的局面。美國的大學教育還有增長空間，但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大學入學率減少和畢業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費用高昂，讓中下層收入國民不堪重負。這是美國政府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特朗普的第一個财政預算顯示教育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同美國相比，教育的持續普及和提高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和保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新出生人口受教育的年數不斷增加。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教育年數的增加對中國GDP的貢獻應該遠超美國0.4%的規模。和美國一樣，降低費用，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是中國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三、戰争
2001年“9·11”事件和随之而來的阿富汗、伊拉克戰争，以及打擊“伊斯蘭國”的戰争，耗費了美國巨大的人力物力。據美國布朗大學沃特森國際關系學院的最新統計，從2001年到2016年直接花費在這些戰争中的軍事費用高達1.74兆億美元，再加上國家安全局、傷兵治理、以反恐為目的外援以及借款的利息，反恐戰争的費用高達3.7兆億美元，相當于2001年到2016年每年GDP的1.4%。
美國财政支付戰争費用的方法有四種：1.加稅；2.拆東牆補西牆，壓縮其他開支支付戰争；3.借錢；4.印錢。前兩種方法屬于财政政策，會比較快地拖累經濟。後兩者屬于貨币政策，短期内會刺激經濟。但不可持久，拖得時間越長，對經濟危害越大。反恐戰争主要靠第三種方法。
美國聯邦政府外債從2001年的1兆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兆億美元。增加的部分，70%以上用于戰争。借錢容易還錢難，如果借的錢，沒用到掙錢的地方，那就更難。雖然美國有美元的優勢，高懸的國債可以靠印錢來消融。但這個優勢不是無限的，也不是永久的，依賴經濟的增長來維持。如果美國不能在今後幾年内結束反恐，繼續依靠增加外債來維持戰争，下一次經濟危機可能會造成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重創美元和美國的國際地位。
從1776年建國到“二戰”結束，除了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戰，所有美國參加過的戰争，美國都是勝利者和獲利者。“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雖然輸掉了朝鮮戰争和越戰，但赢了冷戰，奠定了其在全球一強獨霸的局面。這使很多美國人對戰争的危害性缺乏認識，誤以為美國能較快地打赢所有戰争。在戰争中的投入，會有勝利的果實做回報。就連一些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也辯稱戰争對經濟長期看有正面影響，忘記了打赢是前提。對戰争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導緻反恐戰争擴大到伊拉克，形成今天恐怖襲擊越反越多的局面，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特朗普的第一個國家年度财務預算，大幅增加國防開支，想盡快結束反恐戰争。但阿富汗、伊拉克戰争是請神容易送神難。美國撤離，“伊斯蘭國”這樣的恐怖組織會興起。不撤，需要長期戰争投入。這種長期沒有回報的投入對美國經濟是一個巨大負擔和累贅，會影響GDP的成長。
和平的國内國際環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和美國不同，從1839年鴉片戰争開始，到1949年共和國成立為終，逾百年間中國飽受内外戰争的蹂躏，錯過多次經濟起飛的機會。多少仁人志士，革命百年，所求無非是和平環境下之舉國現代化。今日的和平環境和發展成就，是幾代人血淚奮鬥的成果。我輩應加倍珍惜今天的機會，繼續一心一意拼經濟，盡快跨入發達國家的經濟行列。
四、政策
最近美國“競争企業學院”（CompetitiveEnterpriseInstitute)發表了一份報告，認為奧巴馬政府新增的法律嚴重阻礙美國經濟發展，造成GDP每年減少達6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可能會有争議，但繁多又不透明的法律、規章和制度會嚴重削弱一個國家的經濟是不争的事實。
奧巴馬政府新增加的法律、法令，有兩個特點：一、量大。美國聯邦政府的所有法律條文都要在美國内政部聯邦政府公保處注冊、登記。從2012年到2016年，條文增加了21%，高達95894頁。二、難懂。美國制定法律的權力在國會。在奧巴馬政府以前，絕大多數法律國會通過後，法律規定清晰，通俗易懂，政府部門隻需要執行即可。奧巴馬執政期間制定的兩個最重要的法律，一個是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有2300多頁；另一個是全民保健法，有1990頁。《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很多條文或者大家不懂，或者懂了不知道怎麼去執行。這就需要相關的政府部門來解釋和執行這些法律。最新統計指出，為執行這個法律，有關政府部門制定的規定有3400多條、22000多頁，這些規章條例也很難懂。這裡需要指出一點，國會對這些問題負有責任，很多條文國會講不清楚，卻指望政府部門去解釋和執行，這是國會渎職的表現。
評價一個政府的法律或政策要從兩個角度來觀察。一個是對哪一部分人有利，對哪一部分人有弊。另一個要看短期和長期的效應。如果一個政策對大多數人長期有利，這是好政策。否則是壞政策。像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教育部關于變性人使用廁所的規定。教育部自己“立法”，然後以聯邦教育經費做要挾，強迫公立學校執行。把一個少數人的問題，變成一個多數人的問題。是一個對少數人有利、大多數人不利的政策，不可能持久。
美國很多國内政策，受政黨内鬥的限制，往往是治标不治本，避重就輕。很多政策隻在短期内對少數人有利。《多德-弗蘭克法案》要解決的問題是銀行太大不能倒。這個問題是否成立，值得商榷。如果這真是個問題，解決的方案實際上很簡單。或者把太大的銀行拆小，或者把大銀行納為國有。美國的政客對這個問題要麼根本不懂，要麼懂了但沒有解決的勇氣。于是從表面做文章，把法律和政府條文搞得非常複雜，邊邊角角的修修補補，捆綁金融機構手腳。短期内政客們能對選民有個交代，算是獲利者。但這些政策不但浪費了大量社會資金，還減慢貨币的周轉速度，讓許多企業和個人借貸難，阻止了經濟正常發展。長期看，可能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
改弦更張，糾正奧巴馬政府的偏激政策，是特朗普最可能有作為的一項。由于奧巴馬的很多政策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的，特朗普也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或修改。
五、GDP定義和統計方法
現代國民生産總值(GDP)的概念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在1934年給美國國會的報告中提出的。當時美國剛經曆了近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迫切需要一個新的經濟指标來指導經濟發展。庫茲涅茨的GDP較好地滿足了這個需求。“二戰”以後，GDP被西方國家普遍采用，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規模的主要手段。
人類社會從物質匮乏到物質豐富的過程中，GDP反映了一個國家物質經濟的發展狀況。是一個比較好的統計、丈量指标。但随着科技的高速發展，經濟的發展有兩個新的趨勢：美國GDP的增長，相當一部分動力來源于大幅國防開支。1.物質生産對生産要素（勞力和資本）的需求在逐漸減少。新技術不但取消、取代舊商品，而且縮減了新産品的制造時間，壓低了成本，減少了産品流通所需的空間、時間和周轉資金。
2.人類社會處在一個以物質需求為主（有形資産）到非物質需求為主（無形資産）的轉變階段。非物質需求包括各種服務、生活和生産信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分享。物質産業在社會福利中的比例逐漸減少，服務、信息和分享在人類福利中的比重逐漸增加。有些新增的服務價值或福利無法計算，信息和分享以免費為主，也難統計。而物質産品和生産要素的減少卻反映在GDP中。
代表新經濟的旗手是智能手機。它取代了十年前的計算機、計算器、電話機、照相機、手表、錄音機、唱片機、導航儀等等産品；取消了CD、DVD等傳媒産業；重創了書籍出版業。它在‘創造性毀滅’舊産品、舊企業的同時，也創造了很多新産品、新功能、新企業，比如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銀行業務、零售買賣、享受人類所有的音樂、和朋友進行全球圖像通信。智能手機還給我們提供各種各樣的信息，包括名牌大學提供的免費課程。如果碰到問題，網上搜索一下，多半會找到答案。實在找不到，朋友圈裡喊一嗓子，準會有人幫忙。以前要請人服務的事情，現在上網看看學學，自己也就做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埃裡克·布萊諾夫森教授認為新科技每年為美國增加的價值中，大約有3000億美元是GDP沒有辦法統計到的，相當于2016年美國GDP的1.6%。
值得欽佩的是，庫茲涅茨在1934年的報告中就警告說GDP不能用作衡量一個國家國民福利的指标。今天GDP面對的問題，證明了庫茲涅茨的先見之明。世界經濟發展一日千裡，以舊有的基于制造和銷售東西（即有形資産）為指标來測量和報告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有效地統計信息、分享、技能和網絡對人類福利的貢獻，确實亟待改進。今天的世界需要一個更好、更全面的測量社會經濟和福利的指标，這是新經濟給人類提出的一個重大問題。
六、結論
美國自“二戰”結束到2007年，GDP毛額大約每十年翻一番。這裡面實在的經濟增長比3.5%少一點，通貨膨脹比3.5%多一點。GDP的高速增長，促成了普通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長。在2000年之前，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增長率在5.5%-6%之間，和人均GDP毛額增長率(實際增長2%+通貨膨脹3.5%)基本同步。2000年到2007年，GDP增長速度減慢，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率持平。2007年到2016年受金融危機和收入兩極分化的影響，美國中等家庭收入按不變價格計算沒有增加。毛額增長也隻有14%，是“二戰”以來美國勞薪階層收入增長最少的十年。由于食品、汽油、住房和醫療價格增長比通貨膨脹率高出幾倍，造成多數人生活水平下降，是美國選民不可承受之痛。這是特朗普當選總統的根本原因。美國的政治服務經濟。所有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問題。
特朗普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是要GDP實際增長達到3%－4%，通貨膨脹率也同步走高，使美國回到毛額GDP增長十年翻一番，普通民衆家庭收入每年增加5%-6%的境界。但人口、教育和戰争是硬約束，和十年前相比，會拖累近1個百分點的增長率，特朗普無力回天。政策方面，特朗普會有所作為，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可能達到0.5%左右。GDP定義和統計方法的更改需要時間，目前還沒有一個好的替代方法。所以，特朗普任内四年，美國GDP年平均增長達到2.5%是可能的，3.5%是幾乎不可能的。（作者為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富國銀行高級副總裁）
編輯/餘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