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拍攝的黃嵩齡家全家福黃嵩齡是廣東台山人，一生曆經晚清、民國，曾擁有多個身份：康有為弟子、維新志士、清朝三品銜官員、北洋政府交通部官員、粵漢鐵路廣東段建造者、廣東省議會會長等，在當時的政界與實業界頗有聲名。
然而，在很長時間裡，黃嵩齡的名字一直沉潛在曆史長河中，少為世人所知。
2018年3月16日，“敦家風濟國運——黃嵩齡家族百年曆史展”在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一樓開展。此前，這個家族巡展曾于2017年8月3日在廣東革命曆史博物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首展。
作為黃嵩齡最小的女兒，黃璧坤參與了展覽的牽頭工作，她的兒子郭彬則在其中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展覽中展出的150餘張家族照片和18件（套）文物，顯現出了黃氏家族的人物譜系和家風面貌。
黃璧坤老人今年已經87歲了，卻依然聲音清朗、思路明晰。2018年5月的一個下午，在南京家中的電話旁，黃璧坤向《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講述了黃氏家族的家風故事，以及自己與兒子十餘年來堅持挖掘整理家族史的過程。
“身歸家國羽毛輕”
2017年8月，黃璧坤在廣州參觀了家族百年曆史展的首展，随後乘坐高鐵從廣州經武漢返回南京，其中廣州至武漢這段鐵路，可溯源至百年前她的父親黃嵩齡參與修建的粵漢鐵路。
辛亥革命後，黃嵩齡懷着實業救國的理想進入了國民政府。
1914年，黃嵩齡被委任為粵漢鐵路公司協理，擔負起修建粵漢鐵路廣東段的重任。
擔任協理期間，鐵路已修至廣東韶關。黃嵩齡在水災兵亂嚴重、外國勢力多方幹涉的惡劣條件下，頂住各種壓力，花費三年時間實現了廣州至韶關段鐵路的竣工通車。
為節約開支，在任期内，黃嵩齡自降薪水，并裁撤庸碌無為的外國雇員，卻因耿介直言而被迫于1918年離職。在《任滿離職宣告股東書》的結尾處，他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以表達自己沉痛失望的心情：“庸醫殺人，庸才誤國，庸商誤路。因循坐誤，實此心痛也。”
此後十餘年中，黃嵩齡先在交通部任職，後返回廣州，擔任全省黃氏公所及千頃書院董事會會長，将生活的重心放在教育事業上。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黃嵩齡将已成年的孩子全部送到抗日前線，帶着妻子和年幼的子女避居香港。黃璧坤當時尚且年幼，便與父母一道去了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黃嵩齡帶着一家人回到廣州。在廣州登岸時，日本兵要搶黃嵩齡攜帶的行李，兩方争執中，日本兵一把奪過黃嵩齡手中的鐵拐杖，狠狠打向他的頭部。年僅十歲的黃璧坤痛心地目睹了父親受傷的整個過程。
自此次受傷後，年逾七旬的黃嵩齡雙目漸漸失明。
“回到廣州後，父親眼睛已經很不好了，卻還在四處奔走。當時日本人占領了千頃書院，他就去找日本人交涉，據理力争，想要回書院。我和五歲的弟弟那時都曾多次扶失明的父親去交涉。”黃璧坤告訴本刊記者。
1944年，黃嵩齡壯志未酬便與世長辭，未能等到抗戰勝利、兒子凱旋歸來。但他的兒女們卻替父親完成了心願，投筆從戎、共赴國難。
長子黃謙益在抗戰期間曾擔任盟軍陸軍的聯絡顧問，抗戰勝利後作為盟軍代表之一，在廣州參加了受降儀式；六子黃震廷曾先後擔任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的秘書，1946年被授少将軍銜，後因抗議國民黨殺害同胞的行徑，憤而遞交辭呈、回歸故裡。
黃嵩齡的二兒媳、辛亥革命元勳伍漢持的女兒伍智梅，曾與宋慶齡姐妹一起到前線慰問傷員，并先後在重慶、四川、昆明等地創辦育嬰院，收留抗戰中與親人離散的孩子，其中相當一部分孩童是陣亡戰士的遺孤。
黃嵩齡曾寫過“身歸家國羽毛輕”的詩句，這句詩既是他一生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真實寫照，也是他為子女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産。
“我子子孫孫，全要自立自創”
黃嵩齡一生緻力于兩件事：振興家國與培育子女。他養育了13名子女，長大成人的有10名，在“重男輕女”的風氣還甚嚣塵上的年代，黃嵩齡的思想卻很開明，不給女兒纏足。他以“經世緻用”的觀念，要求所有子女都要有一技之長，女子婚後也要經濟獨立，不可依賴丈夫。
在黃嵩齡的影響下，黃家的10名子女都接受了大學教育，并在政治、軍事、醫學、教育、水利、文學、天文學等領域各自都有建樹。
黃璧坤的三姐黃式坤自小與兩位兄長一起讀書。15歲時，黃嵩齡要求女兒獨自到廣州學習西醫。“三姐長在北京，不會講廣東話，最開始到廣州讀書是很困難的，但她通過自己的努力，最後還是熬了出來，不僅做了醫生，還争取到了留學法國的機會。”黃璧坤說。
1921年，黃式坤考取庚子賠款、以官費留學的方式前往法國裡昂中法大學學醫，校友中有她日後的終生伴侶袁振英。
袁振英曾先後參加上海、廣州的共産黨早期組織，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始人之一，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的創建中作出過重要貢獻。
1924年，黃式坤學成歸國，主持公立醫院婦産科，她的經曆也激勵了雷潔瓊等一批進步女青年的求學之路。
黃璧坤的二嫂伍智梅亦是女界翹楚。五四運動之後，伍智梅聯合另外幾位進步女性成立了廣東女界聯合會。在聯合會的倡議下，廣三鐵路局一次聘用了40名女工，這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是極為少見的，這一舉措開創了廣東婦女成為職業女性的先河。
抗戰期間，伍智梅還曾多次上台演講，鼓勵女性在國家危亡之際走出家門，為家國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黃式坤、伍智梅獨立自強的人生經曆，已是幾十年前的往事，但在黃璧坤津津樂道的講述中，卻絲毫不見歲月的痕迹，仿佛一切都發生在昨日。
黃嵩齡曾留下這樣的遺囑：“我子子孫孫，全要自立自創，若有一毫依賴之性，便是無志，便是無遠大之圖。”
這份遺囑寫于黃璧坤出生的前一年，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她才從大哥黃謙益處知曉遺囑的内容。盡管如此，自立自創的家風，卻早已在父母兄姐的言傳身教中，融入了黃璧坤的生命軌迹中。
“父親一向是很嚴肅的，我們從來不會到父親身邊去撒嬌。讀書以後，父親沒有翻過我的作業本，也沒有給我出過任何主意，樣樣事情都要靠我自己去做，在我們家，這種獨立性是很自然的事，這也是幫助我成長的根本因素。”黃璧坤說。
1950年，黃璧坤考入中山大學天文系，是整個天文系唯一一名女生。大學畢業後，黃璧坤在南京大學天文系和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了40多年，在她教過的學生中，湧現出4位中國科學院院士。
而在培養自己的孩子時，黃璧坤也秉承了獨立自主的教育方式。“讓孩子在各種經曆裡得到鍛煉、學會自立，這就是我家的風氣。”黃璧坤說。
黃璧坤的兒子郭彬現為南京三江學院院長助理、高職院和繼教院院長，從2004年起，郭彬開始協助母親收集家族史的資料，努力還原家族百年曆史的完整脈絡。
“從外祖父黃嵩齡身上，我學到的是一種堅韌不拔的意志，還有自信自強的精神。實際上，正是通過收集、整理家族故事，我對先人作出的曆史貢獻才有了更深的感悟。”郭彬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一百年前黃嵩齡對子女的諄諄教誨，在今天依然能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着黃家的後人。
讓塵封多年的史料重現于世
2004年，已退休12年的黃璧坤完成了《世界天文連續出版物目錄》的編寫工作。次年，黃璧坤前往德國慕尼黑，在國際天文學聯合會舉辦的會議上發言，這本編著也在會上得到了國際專家的認可，不久後流傳到世界50多個國家。
從德國回來後，黃璧坤天文學方面的工作告一段落，她開始規劃新的人生方向，而她最為熟悉的領域，便是自家的家族曆史。
父親黃嵩齡去世時，黃璧坤還隻有十餘歲，幾十年來，黃家的子孫早已奔向世界各地，而父親及兄弟姐妹們曾為國家民族作出的貢獻，卻逐漸湮沒在曆史深處。出于對家族親情的重視、對家風傳承的堅持，黃璧坤決心開始家族史的研究。
時隔多年，人事幾經變遷，黃璧坤身邊已經沒有太多的文字史料，隻能依據腦海中的記憶，一點點地尋找線索。
黃璧坤的二哥黃建勳曾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以及大元帥府金庫庫長、大本營鹽務署署長，在孫中山彌留之際也一直陪伴左右。依據這一信息，黃璧坤母子二人，首先來到南京中山陵附近尋找資料，結果卻并不樂觀。
“僅憑一個名字、一段故事，找起來幾乎是大海撈針。當時我們經人介紹找到江蘇省委黨校的李繼鋒教授，他是曆史學博士，但就連他都沒有聽說過我們家族這些人物的名字。”郭彬說。
2004年底，郭彬與李繼鋒一起去上海探尋袁振英的人物資料。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事情發生了轉機。
“當時，紀念館的館長倪興祥一見面就說：‘袁振英的親戚可算來了，我們早就想去找你們了，就是不知道從何找起。’他還取出一本介紹中國共産黨早期創始人的書，翻開後給我們看，那一頁就有袁振英的生平簡介。雖然隻是幾行很小的字，卻讓我們一下就有信心了。”郭彬說。
2005年2月，郭彬與李繼鋒又到廣州去專門搜集袁振英的史料，“廣東省文史館是袁振英生前工作過的地方，還存有他的一點資料；通過廣東省婦聯，我們又輾轉找到了他曾擔任校長的廣東廣雅中學（原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他是當時第一個提出中學生男女同校的校長。”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多方的努力下，郭彬和李繼鋒漸漸還原出了袁振英完整的生命軌迹，讓塵封多年的史料重現于世。
在彙集袁振英生平的過程中，其他家族成員的資料也從時間的塵埃裡被重新發現，黃嵩齡家族的百年家風故事，漸漸走入了大衆的視野。
在郭彬看來，“家族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衆人拾柴火焰高’。”
“例如，耶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京張鐵路建設中詹天佑與同事的合影，其中就有我的外祖父黃嵩齡；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裡陳列的一張宋氏姐妹走過被日軍轟炸過的廢墟的照片裡，她們身旁就站着我的二舅母伍智梅。這些信息，都是這幾年才發現的。”郭彬說。
2007年，黃式坤、袁振英的大兒子袁昌法将一張珍藏多年的“全家福”照片從美國寄給了小姨黃璧坤。
這張照片拍攝于1917年，照片的正中間是黃嵩齡和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鏡蓉，後排從左到右依次為黃建勳、伍智梅、黃式坤、黃餘氏（黃謙益之妻）與黃謙益；前排從左到右則順次為黃毓坤（七女）、黃震廷、黃伯飛（十子）與黃謙儀（九子）。其時黃璧坤尚未出生。
在“黃嵩齡家族百年曆史展”上，這張拍攝于一百年前的全家福照片，吸引了衆多觀衆的目光。
有了再次相遇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家族史的梳理工作，也讓散落在各地的黃家後人有了再次相聚的可能。2004年，家族史料的搜集工作開始後，在一次極為偶然的機緣下，黃璧坤找到了二哥黃建勳的後人。
“我母親當時認識了一位治療師，閑聊中提到二舅母一家多年前去了台灣、從此彼此斷絕音訊的往事。這位治療師正好要嫁去台灣，她就很熱心地幫我們打聽，居然在2008年真的找到了黃建勳舅父的長孫黃堅。”郭彬說。
2008年10月27日，黃堅專程到南京看望黃璧坤，此時距離兩人的上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59年。在黃璧坤的記憶中，黃堅還是剛滿兩歲的孩童，而再次相見時他卻已過花甲。
如今，黃嵩齡家族的後人已延續至第六代。“無論是幾世同堂的大家庭，還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都需要家風家訓。傳承家風家訓不是說要把某本書背出來，而是要在生活的潛移默化中傳承，是一種精神的感召。”郭彬坦言。
據黃璧坤透露，20世紀90年代時，她的十哥，耶魯大學教授黃伯飛曾将父親黃嵩齡一生的經曆整理到五六頁紙上，目的是讓家族的後人能夠知曉祖輩的行狀，但他并未想過，自己家族的故事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内得到傳播。
而在黃璧坤看來，家族史的意義，并非隻限于家族内部：“在百年來振興中華的偉大洪流中，也有我們家族成員的身影，讓他們的貢獻為世人所知，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讓曾經沉澱在曆史深處的家族故事、家風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2008年拍攝的照片，前排左一為黃堅、右一為黃璧坤，後排中間為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