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複興”展覽上，舉目皆是這樣“身份”特殊的展品。
這些不同年份的藝術品，因何呈現出一種“混搭”的面目？
蜻蜓眼“變異”
“從絲綢之路到文藝複興”，這個展覽名字頗有意思。絲綢之路是空間上的概念，文藝複興則是時間上的節點，它們是如何奇妙對接起來的？
在筆者看來，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它蘊藏的是一段漫長又豐富的中外文明溝通的曆史，而文藝複興也絕不單單是個時間概念，它顯現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肇始，并且從此影響了整個歐洲和世界。
這個神奇的名字組合，其核心正在“交融”二字。
在長達6440公裡的絲綢之路上，高山、大漠、戈壁、荒灘都無法阻擋旅人的腳步。商旅行人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穿梭不息，有形的貨物和無形的文明一下子湧到這裡，沿着這條路來來往往，由此形成了新的樣貌。
在展覽上，最古老的物件是一些絢麗斑斓的小玻璃珠，它展現了絲綢之路的一段“前世”。
這些玻璃珠之所以被稱為“蜻蜓眼”，是因為珠身布滿圓圈的紋樣，像是蜻蜓巨大的複眼。
這是公元前7世紀的物品（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它們的體量小到有點“不起眼”，但恰是中西交流最早的見證和最古老的遺存。
這種“蜻蜓眼”玻璃珠最早産自埃及，是埃及人用來抵禦“惡靈”侵犯的護身符。這晶瑩豔麗的小珠子确實招人喜愛，于是在歐洲到中亞一帶的大陸上，遍布着它的粉絲。很快，東亞大陸也出現了它們的身影。
它們先是在新疆一帶出土，後來竟擴展到了楚地，著名的曾侯乙墓裡就發現了這樣的玻璃珠，而且蔚然成串，東西方審美在這小物件上達到了高度的一緻。
同樣喜愛它的中國人自己琢磨出了燒制方法，并融入了自己的設計。比如，我們在同心圓的間隔裡加上了小圓點或者小線段，這樣的蜻蜓眼少了驅邪避兇的神秘感，卻增加了活潑的裝飾性。
畢竟曆經了萬水千山，原先驅邪逐魔的“神異”氣息到了這裡已漸漸稀薄了，東方人更看重的則是它的剔透和鮮豔。
從埃及向東，歐亞大陸上許多地方都發掘出土過這樣的“蜻蜓眼”，它每到一地便多多少少會發生一點細微的變化。
文化的交融互通，被這小得不起眼的一點光彩，表現得如此新鮮生動。
西域樂手唐三彩
既然存在這樣一條通道，人們交流的就不會僅僅隻有這樣的小物件。
不知你是否發現，秦始皇兵馬俑這樣高度寫實的雕塑作品，在我們早期的曆史當中是十分罕見的。它像是突然受到某種啟示而橫空出世，但在完成這一批曠世之作後，又突然消失。
有學者提出，兵馬俑受到了域外的影響，高大的身形、獨具表現力的神情乃至某些百戲俑寫實的肌肉塑造，都和遙遠的古希臘雕塑産生了某種隐秘的關聯。
當然，我們絲毫不用懷疑，兵馬俑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原創作品，它如此寫實的技藝，其實正體現了居于西北邊地的秦國在中西交流中的前站地位。
到了更為開放的唐朝，中國工匠更是廣泛吸納西方技藝，取其精華。
以唐三彩作品為例，有一件三彩的駱駝載樂俑，由駱駝、樂手、樂器三部分構成，這三種元素都不是出自中原，卻被最地道的中國陶瓷制品囊括其中。
駱駝是西域一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駝峰上坐着的樂手是西域胡人形象，他們高鼻深目、滿臉絡腮胡子、戴着高高的軟帽子；樂手所執的樂器各不相同，有笛子、琵琶、阮、箜篌、胡琴等，它們來自胡地。
在唐代，這些胡人不但是樂伎，還有許多直接在朝廷擔任命官。讓大唐命運徹底改變的安祿山，便是來自中亞的粟特人。
唐三彩中，還有那些神采飛揚的“三花馬”“五花馬”，它們的原型正是來自中亞大宛的良馬。
油畫裡的青花瓷
文化藝術的影響并非隻是自西向東，若想舉例說明我們對世界的影響，一樣東西就夠了：瓷器。
中國瓷器出口很早，唐代的長沙窯就是出口貿易中的明星。到了元代，青花瓷問世，這種白底藍花的瓷器便成為了中國瓷器最鮮明的代表，也引發了全世界的狂熱追捧。如今，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宮裡，還收藏着全世界最多的元青花瓷。
到了明代，中國的青花瓷在陸路和水路貿易上都是大宗商品，它們的身影也随之出現在了當時的西方油畫中。
文藝複興時期，威尼斯畫派畫家喬凡尼·貝裡尼的《諸神之宴》是最早出現青花瓷元素的作品之一，畫面中，諸神的宴會上那一抹天青幽藍，奪人眼目。
對當時的歐洲家庭來說，擁有青花瓷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他們也很樂意讓它出現在靜物畫裡，以此顯現生活的優裕和富足。于是，在17世紀荷蘭擅長畫室内靜物的小畫派筆下，總是會特意添上這樣的白底藍花。
不過，千萬别以為那些畫裡都是中國的青花瓷。其實，當年來自中國的瓷器極為昂貴難得，于是歐洲也“山寨”成風。不過，因為缺少必須的嶺土和燒造技術，他們“山寨”出的隻是一種白地藍花的釉陶，由于胎體不如真正的瓷器緻密堅實、盈潤光潔，顯得比較粗疏，隻好稱之為“軟瓷”。
展覽上有一件17世紀的“美第奇軟瓷罐”，便是當年仿燒的作品。
除了意大利，荷蘭、法國、西班牙和德國都想窺破這“白色金子”的奧秘，由此也形成了許多著名的陶瓷燒造中心，但直到18世紀，他們才燒成了真正的瓷器。2018年7月14日，北京，國家博物館“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複興”展覽。圖為彩繪陶馬與胡人馴馬俑
“混搭”美人像
除了物質生活，在并不那麼具體的精神世界裡，中西的交流也同樣熱烈。
泉州是海上絲路的起點，大量外來商人來此貿易、定居，這裡因此成為了各種宗教的彙集地。基督教的十字架和佛教的蓮花，甚至還有道教的太極，被古人充滿想象力地組合在一起，它們留在石碑上、刻在柱石上，看起來竟然并不突兀。
據考證，曆史上曾在這裡傳播并留下蹤迹的宗教多達幾十種，它們在此和平相處，相互滲透。
還有更叫人驚異的。
展覽中有一幅唐寅款送子觀音像。說是觀音，她的裝束、頭後巨大的圓光其實更接近西方的聖母；她懷中的孩兒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分明就是西方聖母子像中嬰兒耶稣常用的祝福姿勢。
但也不能言之鑿鑿地斷定這就是聖母，因為她細眉跣足、一身白衣，确實是我們中國觀音的樣子，她懷中的孩子也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娃娃。
甚至還有人猜測，我們的送子觀音形象，或許也不乏西方聖母的影子。關于送子觀音的雛型，還有學者追溯至古印度的鬼子母。鬼子母開始以嬰孩為食，後來受到釋迦牟尼佛的點化，成為了孩子的保護神，一度是民間的“送子娘娘”。
中國觀音、印度鬼子母、西方聖母，這三種宗教形象的起源之地，也恰好是絲路上三個重要的站點。
你看，隻這一幅畫，便足以道出中西交流和影響的持續性、複雜性和廣泛性了。
除了嚴肅的宗教，還有活潑的時尚。在審美上，東西方竟然也有出人意料的借鑒，不得不佩服古人對于外來文明強烈的好奇心。
展覽上有一件缺損極其嚴重的明代木闆油畫“新會美人”，不知何人所繪，也不知畫中人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是兩位皮膚白皙鼻梁高挺的西方美人，可行頭卻是我們的漢服高髻。
不止如此，在14世紀的西方宗教繪畫中，他們的聖母和聖徒均眉目細長，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面目；修士的服裝，胸口處有一大塊方形繡片，和我們的補子又何其相似。
這樣的細節，出人意料又令人莞爾，在曆史的細枝末節裡，文化的交流體現得這樣鮮活而清晰。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藝術推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