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發展，人民要過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這個學生坐在那兒，也不拿錄音機，也不做什麼，我心裡真的是非常難過。”2018年6月14日，在上海大學樂乎新樓召開的“費孝通與鄉村振興——第五屆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讨會”上，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上海大學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繼承費孝通“用自己的知識去服務社會、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的治學精神時，回憶起費孝通批評自己的這段往事。
那是1995年，李友梅從法國讀博回來，正參加北大的一個高級研讨班。見到李友梅沒有帶做研究的必備工具錄音筆，費孝通當時語氣很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1981年費孝通在南開大學開辦的社會學專業班的旁聽生。
1981年，費孝通來南開大學時，他覺得自己“口袋裡”隻剩下“幾塊錢”。當時，這位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在學術生涯經曆磨難之後剛剛“重獲新生”，他把此後“意外獲得”的每一年視為“一塊錢”。這些“錢”，他花得慎之又慎。即使這樣，他依然“舍得”為培訓班——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的學生“花掉”一些。他把這些學生視為“種子”。
非常時期的應急手段1978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著名學者杜任之率先提出恢複重建社會學的主張，這一建議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重視。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到：“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
在更早的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和副院長鄧力群關于逐漸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談話中提到:“什麼事情總得有個廟，有了廟，立了菩薩，事情就可以辦了。一些有專業知識的人年紀已經大了，如不趕快立廟，過幾年立起廟，菩薩也請不到了。”胡喬木計劃增加的就包括社會學研究所。
對于社會學，胡喬木請的“菩薩”就是費孝通。1979年春節，當胡喬木親自拜訪費孝通，委托其帶頭恢複和重建社會學時，費孝通已近70歲。
“最好不要找到我頭上來。”費孝通後來坦言，接到帶頭恢複與重建社會學任務時，他也很忐忑。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社會學重見天日的一天，費孝通心裡熱乎乎的，可接下來他就猶豫了。
不過最後，“曆史感”讓費孝通還是挑起了擔子，“到了我這樣的年紀還要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個通過新陳代謝而得以綿續常存的社會”。
費孝通對恢複與重建社會學在組織結構上有一套“五髒”的說法，即建立學會、研究機構、培養人才的社會學系，設立圖書資料中心、出版社會學的專門刊物和出版機構。
在費孝通看來，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而當時正是人才青黃不接的時候。老一代社會學學者，大多80歲左右，有很多人早已改行，還有很多人心存顧慮。
在這種情況下，費孝通和時任南開大學哲學系主任的蘇駝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開設短期的專業培訓班。“培養社會學人才時間緊任務急，從大一開始招要等4年才畢業，太慢了。”蘇駝最後建議采用1958年南開大學籌辦哲學系時的辦法——專業培訓班，把4年的學習内容在一年内學完。
費孝通埋下“經世緻用”的種子“實不相瞞，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擠成這樣的。”老伴有病，費孝通把女兒一家調回來照顧她。人多了，空間就小了，費孝通隻能伏在床邊的小桌子上寫稿。
在1979年3月15日至18日召開的社會學座談會上，費孝通這樣談自家面臨的“人口問題”。緊接着，費孝通說，“現實生活中，這類的問題實在不少，可以設想，随着我國四個現代化事業的飛速發展，社會生活的發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會不斷發生。如果我們對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能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調查研究，尋求比較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對可能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較早地有所察覺、有所準備，也就可能減少或避免一些社會損失”。
這次座談會是為恢複社會學學科做準備的。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胡喬木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是有它的社會問題，比如:勞動、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婦女、青年、兒童、老年、城市、農村、職業分工等，應該有它的社會學……各種問題還是需要我們去研究。”胡喬木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身份發表的這番講話，讓不少現場的老先生為之振奮。
此時，社會大轉型已經開始。這次座談會前，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一個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在世人面前展開。
伴随着社會轉型，原來持續了30年的計劃經濟正在成為過去。資源和機會的提供與交換慢慢能夠通過市場來實現，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逐漸成長壯大，新的社會階層也在不斷成長。
“最早杜任之提議恢複社會學的時候，也是預見到了今後的社會發展需要社會學學科。”蘇駝回憶說，這也是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創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也使得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遠不止“補課”這麼簡單。
費孝通對1981年的南開社會學專業班一直“灌輸”經世緻用的理念。1981年12月13日，在南開大學社會學專業班的結業典禮上，費孝通強調：“學習社會學終究是為了認識和了解中國社會，達到民富國強、改造社會的目的。不贊成隻在書齋裡讨生活、為社會學而社會學的做法。”
其實更早之前，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為重建與恢複之後的社會學如何發展指明了方向：“我們的水平很低，好多年連統計數字都沒有，我們的思想理論工作者必須下定決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專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談。”
“經世緻用”也一直是費孝通的學術情懷。費孝通曾說：“我的一生經曆過無數重大的曆史變革，但最重要的當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與祖國的富強和發展緊密相連。”
一次串門引發的念頭
“他在中國社會學恢複時期的辛勞貢獻曆曆在目，他與其他前輩共同的付出和承當，使全國社會學的發展受益萬千。”2018年2月19日，南開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楊心恒因病逝世。中國社會學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複旦大學社會學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等單位發來的唁電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楊心恒對中國社會學恢複與重建作出的重要貢獻。
1979年4月25日，在天津市西郊區委工作的楊心恒正式調回南開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哲學教的還是一些教條化的公式，重新回到教學崗位的楊心恒不願意再講哲學，一次串門經曆改變了他的教學方向。
楊心恒後來回憶，去哲學系教師童坦家串門的時候，童坦夫人盛英提議他去搞社會學，“她說話不打奔兒(天津話，指說話直)。可是恰恰遇見我這個沒有主見的人，我就信了”。
在幾個月後的哲學系征求發展新學科專業的讨論會上，楊心恒和其他兩位同事一起提議了社會學。盡管這時的社會學剛剛恢複名譽，但仍被認為是“出身不好”，畢竟這個學科曾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被取消。
一年多之後的1980年8月10日，費孝通來到南開見滕維藻、鄭天挺等“西南聯大時期的老朋友”。費孝通所說的這些“老朋友”當時已都是南開大學的校系領導。那次會面，南開大學答應了費孝通在南開大學辦社會學專業的提議。楊心恒和蘇駝也在場，正是他們邀請了費孝通來南開，為此楊心恒等人沒少在北京天津兩地跑。恰巧的是，在此前不久，蘇駝已經就哲學系發展社會學專業這件事向學校提出了申請。
費太公“釣魚”，願者“上鈎”1981年2月26日早晨，天津還很冷，費孝通裹着棉外套，呵着白氣，在南開大學主樓319教室的講台上操着濃濃的吳音，講着自己的學術經曆。
這是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開學典禮，台下坐着54名學生。這些人完全是“願者上鈎”，是費孝通從其他學校“釣”過來的。
1980年12月27日，經費孝通等人協調，教育部以《〔80〕高教1字第104号》文件批準南開大學設立社會學專業，同時批準南開大學從全國77級重點大學優秀大三學生中選拔學員，舉辦社會學專業班。一些機構也選派了若幹旁聽生。
南開大學白紅光教授當年正是其中的一員，他當時對社會學一點也不了解，隻認準了“費孝通是個金字招牌，他是個大知識分子，做學問跟着大學問家總錯不了”。
除了沖着費孝通的招牌之外，一些學員也有着更深的打算。
“社會學不像哲學，是旨在诠釋現實、建設社會，所以我就是想學社會學。”當時的學員邊燕傑這樣解釋他參加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的動機。在上大學之前，他曾經下過鄉，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背景，他在剛剛進入南開哲學系時覺得哲學離自己所經曆的中國社會現實太遠了。
半個留學生“培訓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培養社會學學科建設急需的人才。”蘇駝說，這就需要好的學生和優秀的老師。
在蘇駝看來，即使當時南開這方面的師資條件是最弱的，但是有了費孝通的支持，就等于舉“全國之力”來幫南開辦好這個培訓班。
蘇駝說的“全國之力”，除了招生外，還體現在培訓班師資的籌備上。培訓班的師資曾經讓費孝通十分“頭疼”。
當時能給這些學員補課的，一個是老先生，一個是洋教授。無論是請老先生出山，還是請洋教授進門，都離不開費孝通的個人關系。
早在1978年7月中旬，就如何恢複社會學，費孝通與鄧力群進行了一次長達2個小時的交談，費孝通向鄧力群建議：與美籍華人建立聯系，獲取最新的學術信息。他說到了當年燕京大學的同學楊慶堃等熟人在美國做的社會學研究，其中一些人在尼克松訪華之後也曾訪問過中國。
當時的學員們對大多數老先生并不是特别了解。周雪光就是若幹年後在自己做研究的過程才意識到這些老先生的學術地位，以及他們之前做的大量研究。周雪光現任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組織管理系主任。1981年南開大學社會學專業班，正是他的社會學研究“啟蒙”。
相比老先生，洋教授給學生帶來的是“現場的颠覆性認識”。
“當他(彼得·布勞)在黑闆上寫出Mytheory(我的理論)時，我驚呆了，以前我們都是講别人說，馬克思說、誰誰誰說，從來沒人敢說我自己說的。”這讓彭華民“打破了原來思維的框框”，原來個人對學科的發展能有這樣大的推動力。彭華民從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畢業之後，繼續留在南開研究生班攻讀社會學，如今她在南京大學社會建設與社會工作研究院擔任院長。
“我們就算半個留學生了。”白紅光回憶，“當時在外教課堂上主要的困難是翻譯找不到英語對應的專業名詞。英語口語帶着濃重德國口音的彼得·布勞一看底下學生的眼神就知道學生明不明白。遇到學生不懂的，布勞就在講台上急得直轉。他的課堂先後換了3名翻譯才讓學員們和自己滿意。”
盡管這樣，彼得·布勞依然對學員們在課堂上的接受能力很吃驚。“我在美國教學也沒見過這樣的班”，他評價這些本科生的水平比得上美國的研究生。
社會學“黃埔一期”:像蒲公英一樣播撒種子“‘八一年南開班’這個詞，在國内、國際的社會學圈子裡早已名聲在外。無論在北京還是南京，是台北還是香港，是Stanford(斯坦福大學)還是Duke(杜克大學)，隻要你提起這個名字，朋友投給你的是羨慕的眼光。”這是當時已經是北美華裔社會學家協會主席、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部主任邊燕傑教授在“紀念南開大學1981年社會學專業班二十周年”會議上的發言。
費孝通等人的努力沒有白費。如今這個班被稱為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獨特的培訓班”、中國社會學界的“黃埔一期”。
從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的54名學員中走出了32位社會學教授，14位社會學系主任(或院長等職務)，5位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副會長。
在蘇駝看來，這更多歸功于“英雄造時勢”而不是“時勢造英雄”。“學員們讀起書來如饑似渴。”彭華民還記得，當時培訓班的學員醉心于學習，一些當時流行的電影也沒人舍得花時間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班并不像某些領域的“黃埔軍校”所連帶的“學術近親繁殖”問題。學員們有着各自的研究領域，甚至對某些問題的看法針鋒相對。彭華民和蔡禾把原因歸結為培訓班的模式——短期的應急課程。重要的不是培養關系圈子，而是像蒲公英一樣把種子撒向全國。
遺産與初心的無形傳承“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40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黨的十九大，習近平總書記宣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
“社會的巨大轉型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社會學的春天已經來了”“社會學在中國已經愈來愈成為學術界的先鋒學科”，一些學者這樣評價今天的社會學發展。
“社會學的社會調查和社會統計收集了大量事實材料、建立數據庫，為(研究和分析)中國現狀作了很大貢獻。”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白紅光說。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也對學科發展表示了焦慮:和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如今有了更多的社會學系、更多的社會學專業學生，然而在回應時代變革、構建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學科學話語體系這個問題上，很多社會學家自身也并不滿意。
在蘇駝看來，如今，“社會學學者缺席了很多本應該介入的社會議題，或者介入得不夠”。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認為，如今的學者們花了太多時間發表論文，而提不出多少真正的問題，以至于跟不上時代變化。
同樣的焦慮與反思也出現在各個高校的社會學課堂上和學術會議上。
2016年10月22日，在紀念費孝通“江村調查”80周年的學術紀念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除了紀念費孝通及其留下的學術遺産之外，也“重溫”了費孝通留下來的難題:今天的社會學學者應該如何回應時代變革，如何培養出屬于這個時代的“大家”。
在2018年6月14日舉辦的“費孝通與鄉村振興——第五屆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讨會”上，除了“溫習”費孝通關于鄉村建設和發展的思想之外，也免不了重提怎樣更好地繼承費孝通“經世緻用”的治學精神問題。
“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或許重新回到改革開放之初的社會學恢複與重建，回到那個對今天社會學影響深遠的“種子”——“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重溫學科建設的“初心”和遺産顯得更有必要。
“費孝通教授的座右銘是‘志在富民’，這也是對南開班的激勵，南開班的學術基因是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寫出有用的文章。”北京大學王思斌教授說，“這對純粹為文章而文章的人有所啟發。”
對于這個問題，正就讀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社會學系的學生白舒惠，以實際行動作答。她正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前些日子調查得來的數據資料，完成一篇關于草原沙漠治理的論文——接下來，她還要進行補充調研。或許，這就是對“如何回應時代”這個大問題的回答，也是對1981年南開社會學專業班的無形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