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24日的《北京晚報》，報道了北京市人大對元大都土城保護的關注。
回首《北京晚報》的60年，每每提起《北京晚報》文物保護的報道，老讀者們總會想起1984年轟動一時的“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其實，北京市民對文物古迹的關注和保護意識，大約是在1983年開始複蘇的。那一年，《北京晚報》報道了幾件大事，可以說是“修我長城”活動的前奏。通過對元大都、周口店等文物古迹破壞情況嚴重案例的探訪，記者把文保意識注入到這張地方特色濃郁的報紙上，這種意識也傳承至今。
文保選題就在身邊“1980年晚報複刊，那是一個探索和發展并存的年代。”64歲的李沙青，将一張泛黃的老報紙攤在面前鋪開，《元大都土城在呻吟》——1983年1月14日頭版的一篇老新聞，把他帶回到舊時光。
1983年，29歲的李沙青是《北京晚報》新聞組組長，那時除了文化、體育新聞，其他類型的新聞都由新聞組來負責采寫。全組加上實習生大約20人，所面對的是一張每個版吃稿量4000來字的新聞紙，一個版上要涵蓋大約8條以上的新聞。自複刊以後，該寫什麼，百姓關注什麼，新聞組的記者們不斷探索。“目光聚焦北京，做與百姓密切相關的新聞，強化連續性報道。”調子定了，李沙青說，北京是文化古都，關注文物保護的念頭就是在那時萌生的。
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在1983年還沒有公園的建制，稱元大都土城遺址。1957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後，一直無法被真正保護起來。環抱在田野間的，隻是連綿的土山包。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經被破壞得支離破碎了。李沙青說，當時沒有人向《北京晚報》反映這一現象，那時的人們剛剛從“破四舊”的禁锢中解放出來，文物保護意識非常弱，擺在眼前的大問題，很難看到。“文物局也非常着急，可當時是沒有辦法的。”元大都土城遺址遭到嚴重破壞，土城及綠地被侵占近1/6，土城遺址上營造的防護林木，已被私砍濫伐1.5萬多株。李沙青從文物局拿到了慘烈的數據，開始了以步丈量的采訪。
7個感歎号是走出來的元大都土城遺址地跨多個區，很多地方都被當時的東升公社、塔院公社等單位私圈了起來。從山上砍伐下來的樹木用于蓋房，甚至為了方便建築，土城被切削成了陡壁。沿着土城的護城河畔堆滿了垃圾，河道最窄的地方一腳都能跨過去，護城河更名改姓，人稱“土城溝”。
“我和生産隊說起這些問題，被人家當成傻子。”在人們眼裡，這些都是正常的。離開元大都，李沙青立即返回報社，寫下了《元大都土城在呻吟》，導語的前幾個字是“一個驚人的事件”，一語否定了衆人認知中的稀松平常。“土城遺址上的防護林帶在呻吟！”全文不算長，卻打下了7個感歎号，像一記記要喚醒人們文保意識的重錘。通篇所考驗的不是記者的觀察力，而是一張報紙對一座古城的責任心。
《應堅決制止破壞文物的行為》刊發于1983年2月24日，同樣在頭版，同樣在說元大都。李沙青一個多月前的走訪，引起了市人大常委會的高度重視。“第二次走訪的時候，就不是我自己去了，我陪同市人大常委會20多位委員一起去的。”
“情節嚴重，必須有法必依，堅決制止，嚴肅處理。”二次走訪後，在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座談會上，委員們言辭激烈。後來，市人大常委會會同市政府組織特别調查組，來徹底解決土城遺址的破壞問題。
20世紀80年代末，李沙青再次走訪元大都土城遺址時，連綿的“土山”已經披上了綠植。他的報道不僅保住了一處遺迹，更憑借着晚報的影響力，随着人們的街談巷議，随着更多報刊的轉載，使文物保護意識的種子，重新在大衆心裡發芽成長。回憶始末，李沙青隻是感慨當年，“這是元大都僅有的地表存留物了。就那麼點土，再挖幾鏟子，這代東西在我們手裡就沒了”。
2003年，朝陽區、海澱區段依托文物，将綠地改造成了公園，這就是現在的元大都（土城）城垣遺址公園。2006年元大都從市級文保單位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果沒有1983年這篇7個歎号的報道，元大都的破壞沒有被及早止住，如今每年市民、攝影愛好者們都要去的“海棠花溪”等網紅景點，恐怕就成空談了。
一封求助信來自周口店1982年年底，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一封求助信，被送到了國家文物局。“北京猿人遺址南邊不到50米的距離内，周口店公社水泥廠晝夜排出濃煙、粉塵，已經對遺址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時任《北京晚報》新聞組記者的蘇文洋，看到這封“求助信”後，立刻前往周口店采訪。現場看到的情況，遠比報告中描述得嚴重。蘇文洋一行到來時，該水泥廠正在進行擴建，而且工程已經完成了1/3，“距離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遺址僅有200米，而用火遺址即十三号地點，早已經被水泥廠破壞殆盡”。
蘇文洋在采訪中得知，遺址附近山區出産的礦石磨成石粉，是制作水泥的上好材料，而這個水泥廠也是當地的主要經濟來源。其實對于遺址，當地人也是心知肚明，可是在他們眼中，遺址的文化價值，遠遠趕不上水泥廠帶來的“真金白銀”，“可以說那個時候，當地沒有保護文物的意識。”蘇文洋說。
1983年1月11日，《北京晚報》以《來自周口店的緊急報告——北京猿人遺址受到嚴重威脅》為題報道了此事。報道刊發十天後，晚報從房山縣了解到，水泥廠的擴建工程已經停工。此後，晚報又在同年的10月15日，報道了房山縣為保護周口店遺址，将遷走污染文物的工廠。1985年12月，晚報得到消息，周口店水泥廠已經停産，将在第二年遷入新址。
如果把蘇文洋的報道比作石子，那麼刊發之後社會各界的反應就像漣漪一樣，一層層蕩開。就在周口店的首篇報道刊發之後，晚報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周口店的報道刊發一個月後，時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的廖沫沙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提到：“在北京的北京人，應該愛北京的一切，包括地上地下的文物。
愛護國家文物，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民族是否有文化的象征。”
的确如此。文物古迹飽含着一座城市的曆史記憶，我們讀懂一座城的發展脈絡，如同了解了這座城市的靈魂。《北京晚報》熱愛着北京，一代又一代的晚報記者，通過文物保護在内的各種視角，呵護着北京的變遷，延續着對無雙家山的一片深情。